四川省军区原副政委赵卓如：淮北徐工委城市地下工作琐忆

四川省军区原副政委赵卓如

淮北徐工委城市地下工作琐忆

赵卓如

徐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春，为阻止日军长驱南进，国民党重兵设防，在这里进行了台儿庄会战，取得了重大胜利。但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军从徐州败退，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迅速挺进敌后，在徐州附近开展抗日游击战，先后建立了鲁南、淮北、冀鲁豫、豫皖苏等抗日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艰苦的敌后抗战。

抗战期间,我一直在豫皖苏和淮北地区工作。1944年12月，徐州工作委员会成立后，我曾较长一段时间负责工委工作，直到1947年离开。对当时工委的工作，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倍感亲切。

徐州工委的成立及组织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占领城镇和交通干线，我们根据地是农村，敌人扫荡，我们就反扫荡，要反扫荡就要搞情报做地下工作。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日寇推行“淸乡”、“蚕食”等政策，根据地受到破坏，部队大量减员，斗争比较艰苦。当时我们在淮北邳睢铜地区活动的九旅二十七团，原有3个营9个步兵连，加1个特务连的编制，但由于战斗大量减员，新兵补充不上，不得不取消营，缩编为5个连。到1943年，通过贯彻中央精兵简政，加强一元化领导，搞减租减息，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军问题解决了，又恢复到3个营10个连的建制。

另一方面，在军事斗争上，根据当时中央提出的“敌进我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进攻，并向敌伪区发展，开展敌伪 区工作。淮北区党委成立了城工部，王子光、吴宪分任正副部长，后来区党委下边又成立了敌工部，吴宪任部长，姚克任副部长，还办了一个敌工训练班。为沟通华中局同党中央的联系，淮北区党委决定建立和中央联系的交通线，在徐州地区建立华中局陇海交通队，以确保徐州到保定之间同党中央的联系。为此，组织上让我和邵晓平，在邳睢铜第三地委负责陇海路敌战区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1943年2月，我去开辟睢宿区工作，1944年4月，我从睢宿县委到淮北区党委整风轮训班，参加整风学习，那是学习最长的一期,内容是贯彻整风精神，到12月才结束。有七八百人参加。这一年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中央估计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将要结束，大反攻的阶段很快将要到来，要举行大反攻，恢复敌人占领的铁路沿线及大中城市，单靠部队从外边进攻还有困难，因为部队还缺少重武器，缺少攻坚战的经验，因此就必须加强城市敌伪军工作和群众工作，以便里应外合收复城市。

为此，中央在1944年6月5日的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出城市工作指示(即六五城市工作指示）提出“里应外合，收复城市”的方针。华中局9月召开城市工作会议，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为加强对城市地下工作的领导，指定淮北区党委成立两个城市工作委员会：一个徐州工委，一个蚌埠工委。蚌埠工作委员会由徐崇富、张漫萍负责。徐州工作委员会就由毛更苏、我，还有邵晓平负责。

当时我在淮北区党委学习刚结束，原准备调到睢宁，后确定到徐州工作委员会工作。12月，组织上让我们回铜山建立徐州工委。

开始确定毛更苏任书记，我任副书记。但因毛更苏住院未到职，由我任书记，负责全面工作，邵晓平从铜北调来，任工委委员兼组织科长，后任副书记，负责党群工作和徐州郊区工作。铜山县委书记李麟彩任工委委员，主要抓铜山县的工作。1945年春，又调庄进为工委副书记，庄进原是淮宝县敌工站长，派到郝鹏举部第二师师长张奇处专门做张奇的工作，公开名义是张的秘书。柏寒、周长清负责郝鹏举第一师师长乜庭宾的工作。叶新做郝部参谋长刘伯阳的工作，还有1943年打进去的王剑一、马恺朋、曹沛然等同志在郝部基层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初，华中分局调朱敏任工委副书记，派到徐州城内负责徐州市地下党的工作。

徐州工委对外的公开牌子是徐州办事处，因当时在徐州设有很多办事处，叫办事处可以更方便地进行城市地下工作。

徐州工委下属一个武工队，有七十条枪，贺俊平任队长兼政委，指导员是刘建平，徐工委机关秘书开始是李清溪，后来是阚醒亚。

徐州工委成立后，下辖三个基层组织：郊区区委书记李凯，负责郊区隐蔽工作；城区区委，书记石西岩，负责情报工作；城市中心支部，书王其华，负责工人运动。

这三个基层组织共有地下党员100多人，依靠他们的英勇斗争，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徐州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由于徐工委机关驻在徐东根据地内，对徐州城内的领导、联系，派进去同志的进出，以及重要情报的送递，都全靠交通。我们有不少勇敢机智并善于同敌人斗争的交通员，如侯五嫂（即袁洁如）、朱柏平、张孝群、刘广元、权惠民等同志为徐工委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自己在徐州工委工作共两年半多的时间，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我即到了山野。1947年初山野与华野合并，我即到华野，但仍兼任徐工委的工作，中间还在鲁南转了几个月，直到1947年9月，我调到豫皖苏军区为止。这中间徐州工委机关就由邵晓平负责，他在徐州工委工作的时间最长，从开始到徐州解放他一直没离开过。在我离开后，就由他直接负责了。

徐州工委开始直属淮北区党委领导，并把邳睢铜地委和铜山县敌工站过去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关系整个都接收过来。后来因徐工委远离淮北区党委不便领导。因此，区党委委托邳雎铜地委城市工作委员会代管。1945年成立华东局，徐州工委属华东局城工部。吴宪是华东局城工部长，后当三野联络部长，徐州工委的工作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之下的。1947年徐州工委并入华野联络部为外线工作组，对外名称变了，但工作任务有变。徐州工委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淮海战役结束，坚持到徐州解放。

徐州工委的任务及斗争情况

徐州工委从1944年底建立，真正开展工作是从1945年开始。

它的中心任务是完成中央提出的“里应外合，收复城市”的任务。它的具体任务是：第一，加强党群联系，发展党员，发展党的组织；第二，配合城市地下斗争，建立郊区隐蔽区；第三，在敌伪军中搞策反，主要是争取郝鹏举部起义；第四，搞情报，搞物资，买武器弹药等；第五，日本投降以后，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主要配合解放战争，搞情报工作及策反工作。

随着形势的变化，徐州工委从1944年到1948年分3个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阶段：从1944年12成立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主要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开展党群工作、郊区工作和敌伪工作。

第二阶段：从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至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 前。主要工作是：（1）准备接收徐州；（2）配合我津浦前线指挥部， 组织策划国民党新编第六路军(即郝鹏举部)起义；（3）郝鹏举起义后，转入继续积聚力量，配合和平谈判和反对国民党打内战的斗争。

第三阶段：从1946年7月内线全面爆发至1948年淮海战役随华野南下。主要是搞情报和城市内部工作。

根据地上级指示，侧重于徐州内部，重点做徐州市内的党群工 作和敌军工作，但要做好城市工作，首先必须做好建立郊区隐蔽区 的工作，因为当时徐州市内空隙很小，街巷也少，工厂更少，加上敌人在徐州重兵设防，搜查又严，虽然区党委曾作过动员，凡是在徐州有关系的，能进徐州的都派进来，但真正安排住进来的不多，往往是进来后安不住又退出去。

针对这一情况，区党委决定将工委机关驻在城外，主要联系靠交通，在徐州附近郊区，铁路沿线两侧建立隐蔽区，有了郊区隐蔽区，我们就可以比较安全地进行城市地下工作，李凯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搞得很有特色。

再就是准备接收徐州的工作，记得在日本投降的时候，也是我们工委成立后最热闹的时候。当时淮北区党委考虑，徐州工委离徐州最近的有利条件，派一部分队伍到徐州西南阻击国民党的军队，准备由我们接管徐州。这时淮北区党委敌工部长吴宪、副部长姚克都来了，并带一大批人来徐州工委(那时我们驻在铜山县梁塘一带)有一二百人，平时徐州工委机关只有二三十人。当时对徐州的干部安排区党委也考虑了，谁是市长，谁是市委书记都考虑了。结果，我们在那里阻击国民党军队没有阻住。国民党和集团军陈大庆部驻在阜阳、临泉一带，从阜阳、临泉、界首经毫县、商丘沿铁路东进徐州，我们没有堵住，1945年9月，陈大庆部进驻徐州。另外一个原因，当时蒋介石下命令给日本军队，不向我们受降只向国民党受降，叫日本军队原地等着，并替他们守卫铁路及城市，等到国民党军队来时受降，所以我们未能进徐州。

在瓦解敌军方面，我们成功地进行了对郝鹏举部的策反工作在当时震动很大，另外就是接高树勋夫人出城的问题，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我们通过周密细致的工作，大白天开着两台小轿车把高夫人护送到解放区，当时影响确实很大。

事情发生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疯狂地从人民手里抢夺胜利果实，当时国民党有两路军队北进，一路沿平汉路北进，企图打通平汉路，北进北平。其兵力有马法五、庞炳勋、高树勋等10万余人。刘伯承指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邯郸战役，全歼敌军7万多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我地下党的长期工作下，率部1万余人在邯郸举行起义。高树勋将军率部北进时，考虑战事频繁，家属随军不便，则绕道津浦到北平相会。这时，因津浦路交通中断滞留徐州，住在郝鹏举的军官宿舍里。高起义前向我党提出将其家庭从徐州接出的问题，为免除高树勋的后顾之忧，我们成功完成接送高夫人出徐州的任务。另一路从徐州沿津浦路北进，企图打通津浦路北进济南。这一路有陈大庆十九集团军、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和郝鹏举六路军。当时陈毅在延安，中央让陈毅星夜赶到山东，那时山东主力部队都到东北去了，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调新四军一纵、二纵、七纵3个纵队到鲁南，组织津浦前线指挥部，由陈毅任总指挥，阻击国民党军队北进。

国民党沿津浦路北犯分三路，西路为国民党十九集团军陈大庆部，沿津浦线北进，陈大庆是国民党的嫡系；中路是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沿津浦路以东，从贾汪方面北进，有两个军，一个五十九军，一个七十七军，五十九军军长刘振三，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东路是郝鹏举的第六军，从润头集沿台儿庄以西北进。敌人的这一部署，是想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利用杂牌军消灭我军，又能在战争中消耗或消灭杂牌军。敌军三路向北并进，西边有微山湖，可以保障其侧翼安全，我们不可能从水上打它，故将嫡系部队部署在西边，东边则靠近我解放区，对敌威胁最大，故将杂牌军郝部放在东边。敌人这种摆法，郝鹏举也心中有数。郝鹏举实际是掩护冯治安的右翼。郝鹏举不前进，冯治安不前进，冯治安不前进，陈大庆也不前进。

当时郝鹏举虽是第六路军总司令，接受国民党番号，但不是国民党亲信部队，他原来是冯玉祥的队伍，他和胡宗南有矛盾，听说胡宗南要来徐州，他怕胡把他吃掉。为生存计，郝企图在国共之间找一个第三条道路，希望能和我们接触。于是我们就到了鲁南。这时吴宪、廖卓之也去了鲁南。

郝鹏举进驻润头集时，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宋时轮到了台儿庄。我陪同宋时轮到润头集和郝鹏举谈了一夜，决定郝部过运河驻到台儿庄西北十余里的马兰屯。郝过运河后，我即以陈毅司令的代表驻郝处，并陪同郝鹏举先后在峄县、高皇庙、米庄三次和陈会谈。第三次和郝谈判时，饶漱石（山东军区政委）、舒同(政治部主任)也参加了。会谈时饶漱石提出要求郝鹏举起义，说国共停战协定就要签字，如果停战协定签字后就不好起义了，郝鹏举于是接受了起义。郝鹏举确定起义后，又回到马兰屯，把后方的一些人连同汽车、机关枪都调去，然后从马兰屯向临沂方向开去。我跟他走了几天，到临沂以后，陈毅派原新四军秘书长朱克靖到他那去，任郝部的政治主任，后任军代表。朱想留我和他一起工作，不愿让我走，吴宪想让我仍回徐州工作，我也不愿留在那里。我把工作交待之后，我们就一起赶到徐州工委，继续做徐州市的工作。

在情报工作方面，也搞得很有生气。象钱树岩打入敌绥靖公署，搞到敌人兵马统计和军事布防重要情报，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张梦达打入囯民党十八区台，设法延误敌七十四师救援电报，保证了我孟良崮前线全歼敌七十四师的胜利。

在工运方面，做得也很有成效。如王其华深入铁路、工厂和搬运工人中做工作，提高工人觉悟，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为里应外合、收复城市作出了贡献。

在监狱斗争方面，搞得很有气势。狱中党支部团结广大难友，巧妙地与敌人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在交通线上，涌现了钢铁妈妈侯五嫂这样闻名全国的优秀地下交通员，在淮海战役中，为了组织敌人一个团的起义，打入的刘进为了将情报及时送出，不幸光荣牺牲。

总之，4年来徐州工委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徐州刚解放，担任军管会主任的傅秋涛曾经这样说过：“徐州是敌人的，监狱是我们的，铁路是我们的。”意思是说徐州表面上是敌人的，但要害部门是我们的，这是对我们徐州城市地下工作的高度评价。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和同志们的英勇斗争。我自己在1947年孟良崮战斗以后，便离开了徐州工委。当时我随华野部队转往外线作战，外线分西线兵团和东线兵团，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西线兵团由陈士榘唐亮率领。我分到西线兵团，唐亮提出要组织政治部、宣部、组织部、联络部，这些部都需要人，于是联络部把我带去了。西线兵团当时的任务是策应刘、邓大军南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华野部队过黄河整训，换棉衣，接着又回来恢复发展豫皖苏边区，上级把我分配到一个县当县委书记兼县长，开辟了那个县。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支援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中央决定将豫皖苏的干部一个不动的统统划归中野，我又到了中野，直到淮海战役结束和徐州解放。这时，徐州工委的历史使命也已宣告完成。接着我随二野、徐州工委的其他成员随三野南下，徐州由鲁南徐州市委进行接管。从此，徐州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徐州工委斗争中的几点体会

3年来我在徐州工委的斗争生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锻炼，斗争中使我深深体会到：

第一、必须紧密结合当时形势，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开展各项对敌斗争。

中央对城市地下斗争的指示，是根据不同的斗争形势提出来的。

比如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我党预见到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因此对城市地下工作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贯彻中央这一方针，当时我们在徐州的地下工作人员，是以隐蔽埋伏为主。

1941年以后，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中央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方针，这时我们在徐州的地下工作人员，就以搞情报，搞武器，搞物资为主，以配合我军战场上消灭敌人。

到了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央对城市地下工作提出了“里应外合，收复城市”的方针。作为刚刚成立的徐州工委，它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坚决贯彻中央这一方针，开展的各种对敌斗争，也是紧紧围绕中央的这一方针。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央又提出关于兵运、情报和群运各项斗争方针，徐州工委为此开展了军队策反、获取情报、工人斗争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第二、必须建立郊区隐蔽区，作为徐州工作前进的跳板和城市后方依托。

在徐州工委刚成立时，为加强对徐州市内的领导，打算让我和几个人进去，将城里的地下党组织统一起来，但由于敌人在徐州防守甚严，而我又在铜山县当过县委书记，很多人认识我，因此在城里呆不住，这就迫使我们要在徐州附近建立隐蔽区，因为如不建立隐蔽区，就不便于在徐州开展工作。

在徐州东郊建立了隐蔽区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由于它是城市工作的跳板和后退的依托，我们的同志就可以比较安全地进行城市地下活动。它既是对敌斗争的工作站，又是解放区的转运站、交通站和支援力量。通过郊区隐蔽区迅速将侦察到的情报，购买的武器弹药、物资送往解放区，从城里出来和从解放区向徐州派入的地下工作人员，经过隐蔽区做到了来去方便，进退自如，成为我们做徐州工作的一大特色。

第三、为了获取重要机密情报，必须深入虎穴，打入到敌人军队、特务机关和电台内部，取得敌人的信任，以合法的身份进行。

情报工作是一项特殊而秘密的使命，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战斗。往往在很短时间内，神不知鬼不觉地加以完成。为此，必须利用各种渠道和各种关系，钻进敌人的上层，取得敌人的信任，打入敌人的心脏要害部门，以合法的身份进行工作，才能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

如打入敌人内部，当上伪淮泗绥靖区军总司令部驻徐办事处中校主任的石西岩，之所以一跃成为当时徐州军政界显赫一时的人物，就在于他能利用组织球赛机会，同伪军政要员拉上关系，并通过他们拜总司令刘汉为师傅，在刘汉面前石西岩借口“孝敬师傅”大送礼品，嘴甜腿勤，投其所好，从而博得刘汉的夸奖与信任。由于有了刘汉这座挡风墙，使石西岩能打着总司令部的招牌，畅通无阻地从事地下情报工作，谁也不敢轻易碰一碰。其他如钱树岩、张梦达也都通过各种关系，深深地打入敌人的内部和要害部门，从而获取了重要情报，受到了中央和上级的表扬。

第四、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进行瓦解敌军和策动起义工作。

由于敌人分属不同的派系，彼此利害关系不可调和，我们必须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做到为我所用。为此，党中央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策略方针，这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们成功地利用了郝鹏举和蒋介石、胡宗南的矛盾，进行了争取郝部起义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但在上层做，而且在中、下层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发展了郝部的二师师长张奇、一师师长乜庭宾入党，对保证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重视在劳苦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不断提高工人的斗争水平。

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此，必须十分重视在劳苦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徐州工委成立后，即成立了城市中心支部，并在工人中进行建党工作，先后在北站、搬运工人、面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通过了共产党员，团结广大工人，开展了各种非法的和合法的斗争，为“里应外合，收复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古城徐州已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回顾过去的斗争，是为了继承发扬徐州工委在战争年代那种舍生忘死，艰苦卓绝，无私无畏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选自《抗战在淮北》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