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上将霍利被志愿军俘虏，赞中国步兵力压德美苏！

1951年初，朝鲜中部山区，一支中国步兵分队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夜色中缓慢爬行，衣服上糊满泥土和枯草，只剩下隐约的呼吸声。山坡下，是灯火通明的英军阵地，照明弹时不时升起，又迅速熄灭。有人压低声音问：“再靠近几米，怕是要被看见了。”带队军官轻轻回一句：“天亮前，必须贴到他们脸上。”

这一幕，几乎可以概括志愿军步兵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方式：在别人以为不可能的距离和条件下，悄无声息地接近，然后突然发力。这种打法，让习惯了坦克、火炮、空军配合的英军相当不适应。多年以后，当时身在英军29旅、后来做到北约北欧方面军总司令的英国上将法勒·霍利回忆朝鲜战场时，用了一句颇为刺耳但坦率的话：在他见过的中、德、美、苏四国步兵中，中国步兵的整体战斗力，让他印象最深。

他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和1951年两场战役密切相关。一场发生在釜谷，一场发生在三八线附近的高地；两场战役，他都站在英军一侧，却两次被中国步兵“打懵”，一次侥幸脱身，一次则直接成了战俘。

有意思的是，如果只看装备和战前履历，很难想象结果会是这样。英军29旅配属坦克、重炮，通信完备，军官大多经历过二战欧洲战场；而志愿军许多步兵，却是靠着步枪、轻机枪和极有限的迫击炮，在山谷间和寒风中一点一点“抠”阵地。差距摆在那儿，结局却完全逆转，这就值得细细拆开来看。

一、中国步兵的“隐蔽功夫”，从哪儿练出来的

朝鲜半岛冬季的山地，不只是冷，更“硬”。山高、沟深、树少，积雪一盖，稍微一动脚印就很明显。英军很依赖探照灯、照明弹和火力封锁，按他们在西欧战场的经验，只要天黑前把火力线封死，再配合侦察和无线电，夜里敌人很难悄悄摸上来。

志愿军的思路截然不同。大量部队来自东北、华北农村，长年在山林、河谷间行军打仗，对地形的敏感几乎成了本能。为了适应朝鲜的夜战环境，部队在入朝前和战场间歇期专门练习昼伏夜出、夜间无灯行军，甚至有些连队要求战士在山地夜行时，不借手电，只凭星光和地形感觉前进。

到了1950年冬天，志愿军在鸭绿江以北集结时，就已经初步形成一套适合朝鲜战场的作战常规：白天隐蔽在山沟、洞穴甚至雪堆里，尽量不暴露烟火；夜间，成小股在山脊和山腰穿插，用树枝、草皮伪装身体，接近敌人阵地外围。远远看过去，和乱石杂草几乎没有区别。

这种训练出来的“隐蔽功夫”，在1951年新年发起的第三次战役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于英军来说，这场战役的印象，恐怕就是一种感觉：对手“凭空”出现。

二、釜谷高地：英军自信满满，却被步兵“贴脸”

1951年1月1日，志愿军第三次战役打响。英军29旅部署在三八线一带，担任防御和迟滞任务。旅里有名气的不少，其中“皇家来复枪团”和格罗斯特营都在二战中留下过战史。旅部判断，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和空军，大规模昼间攻击的难度很大，所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白天的火力封锁和机动防御上。

釜谷一带的高地，是29旅的重点防守区域之一。地形不算险要，但能够俯瞰周边道路，对整个阵地有牵制作用。英军按照常规做法，在山上挖战壕、构筑工事，把机枪阵地和迫击炮阵地布在坡顶和侧翼，夜间还定时发射照明弹，生怕有人接近。

对面，是志愿军39军116师347团，团里有个有名的“钢七连”。这支连队在国内战场上就以硬仗多、伤亡大而出名，这回被安排承担开路任务，要啃下釜谷高地，为后续部队打开突破口。

攻击时间定在夜里。战前，347团仔细勘察了地形，确定几条接近路线。白天，连队隐蔽在离英军阵地几公里外的山凹里，战士们把白布、草绳绑在身上，给棉衣涂泥，连帽子都塞上枯枝。到了夜幕降临，他们分批次从不同方向开始爬行，时走时停，硬生生靠着手肘和膝盖往前挪。

就在这种慢吞吞的接近中，有一件事让后来许多人印象深刻。根据战后志愿军战士的回忆，为了迷惑英军，有小股战士扛着白布和缴获的美式装备，假装溃兵往英军阵地方向“逃跑”，还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英军哨兵远远看见，犹豫了一下，还以为是友军或投诚者，有人甚至探出身子想看清楚。等发现不对劲时，埋伏在两翼的中国步兵已经开始冲刺。

“连长，前面英军喊什么听不明白。”有战士低声问。连长厉凤堂只回了一句：“不要理他，看军号。”

随着一声短促的军号，两侧山坡上突然响起了密集的冲锋号回应。躲在山坳里的“钢七连”战士们一跃而起，端着刺刀，顺坡往敌人阵地冲过去。照明弹在空中炸开，映出一片扭打的身影。英军本以为对手会顾忌火力网，没想到直接贴身白刃战，枪托、刺刀、手雷混到一起，用英军战后战史的话说，那一夜的阵地“被一群不知疲倦的步兵淹没”。

“他们不怕近身吗？”多年之后，有记者问霍利。霍利沉默了几秒钟，用略带感叹的口气说了一句：“他们更怕浪费机会。”这话的意思，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真正的战场认识：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国步兵很清楚，一旦拉开距离，就要挨炮、挨机枪；反而是贴近了，利用地形、利用夜色，把敌人拖入混战，才有机会一口气把阵地咬下来。

釜谷高地的争夺持续了很久。英军不断用炮火轰击被突破的阵地，企图把攻击部队直接“抹平”。“钢七连”在山脊上来回穿插，白天几乎趴在石缝里不动，等到夜里再往前挪一点。连长厉凤堂在一次炮击中负伤，仍然坚持指挥，直到终因伤重牺牲。指导员先后倒在阵地上，连里的骨干越打越少。

关键时刻，一个平常不起眼的司号员站了出来。郑起，战友们都叫他“小郑”，平日里负责吹号传令。连长、指导员相继牺牲后，他接过指挥任务。英军估计高地上的中国兵顶不住多久，开始准备组织反冲锋，期望把阵地夺回来。

就在敌人集结完毕的当口，山头上突然响起一阵高亢的冲锋号，紧接着，是一片杂乱的呐喊。英军误以为援军赶到，“中国兵又增兵了”，犹豫之下，冲锋节奏乱掉，有些士兵甚至趴在地上不敢动。其实，高地上的步兵已经减少到几十人，郑起利用对方不了解情况的心理，硬是用一支军号稳住了阵地。

战后统计，参与战斗的“皇家来复枪团”一个营几乎被打散，团旗也被缴获。釜谷高地被志愿军牢牢抓在手里，为整个第三次战役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关键支点。对于英军29旅来说，这一仗给他们上的课非常直接：对方不是临时拼凑的杂牌军，而是一支在隐蔽、渗透和近战方面有自己套路的步兵部队。

三、坦克与炸药包：议政府的非对称较量

如果说釜谷高地的争夺，让英军意识到中国步兵的“贴身能力”，那么议政府一带的反坦克战斗，则让他们第一次认认真真思考：机械化优势，在这片山地里究竟值几个钱。

在第三次战役推进过程中，志愿军各军之间的协同不断展开。英军29旅依仗坦克和装甲车，试图通过公路和宽谷地区实施机动作战，既救援被包围的部队，也掩护后撤。按照北约当时的战术教范，坦克营在山地边缘开进，步兵跟随掩护，就算遇到阻击，也可以凭借火力和装甲“硬砸”过去。

志愿军50军34团接到的任务，就是在议政府方向顶住英军皇家坦克营的突破。问题摆在眼前：部队的反坦克火力极其有限，只有少量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难以在远距离上有效毁伤敌军厚重装甲。面对这种情况，参战军官选择了一条看上去很“笨”的路——让步兵贴近坦克，直接用炸药包解决。

这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此前多场战斗中摸索出来的办法。志愿军在入朝之前，就有针对性地训练过反坦克小组。有的战士负责携带炸药，有的负责掩护，有的则专门盯着坦克的履带、发动机和观察孔。简单说，就是奔着“软肋”去，炸断履带、炸毁尾部，让坦克失去机动和火力优势。

在议政府附近的几个制高点和路口，34团提前埋伏，挖了深壕，伪装得几乎和地面融为一体。等坦克车队在炮火掩护下缓缓向前时，壕沟里的人静静地趴着，任由履带碾过头顶上方几米处的土层。等坦克过去一小段，反坦克小组突然窜出，一头扎向坦克后部和侧翼，有的干脆从斜坡滑下，直接扑在履带附近的转弯处，把早就准备好的炸药塞进缝隙。

“听到金属响，就说明贴着了。”有老兵后来回忆当年的训练时这样说。那一刻，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距离几乎为零。一旦炸药引爆成功，坦克被炸翻或甩掉履带，后面的车队就被迫停下来，成为固定目标，后续的火力和步兵攻击就容易施展。

战后统计，英军皇家坦克营在这一带损失惨重，多辆坦克被毁或被迫弃车。志愿军方面的资料提到，“击毁31辆坦克，毙伤俘敌军数百人”，虽然具体数字在不同战史中略有差异，但有一点很明确：这一仗，让装备精良的英军第一次感到，靠坦克“碾压”的那一套，在这样的山地和对手面前，并不保险。

有英军军官后来写战史时提到一个细节：他们通过望远镜看到有人从山坡上朝坦克冲下来，以为是“无意义的自杀式攻击”，等到爆炸掀翻第一辆坦克时，才意识到那不是莽撞，而是有准备的战术。不得不说，这一认识转变，本身就是那段战场经历留下的“烙印”。

从战术角度看，议政府一带的反坦克作战，是典型的非对称较量。双方比的不是谁的装备更先进，而是谁更懂得利用地形，谁更敢承担风险。一个炸药包，一条山沟，几名训练有素的步兵，在那种环境下，有时候确实比远在后方的重炮更“管用”。

四、格罗斯特营被围：英军王牌陷在三八线

英军29旅中最有名望的部队，是格罗斯特营。这支部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多次参加英国本土以外的战争，在二战中又经历了欧洲战场的洗礼。在英国军界的传统印象中，格罗斯特营是能打硬仗、守得住阵地的“老牌劲旅”。

1951年4月下旬，志愿军展开第五次战役，目标之一就是打乱联合国军在三八线附近的部署。此时，英军29旅仍然布防在关键位置，格罗斯特营被安排在一片高地地带，担负阻击责任。营长卡恩和参谋们研判后认为，只要守住高地，依托后方的炮兵支援和邻近部队的配合，就可以抗住一段时间，待联合国军组织起大规模反攻，再考虑整体调整。

问题在于，志愿军的行动速度和穿插深度，远超他们的预期。63军等部队采取多路迂回、分割包围的方式，一边切断英军与友军之间的地面联系，一边利用夜间对高地发起攻击。白天，双方在山头对峙，炮弹在山脊间来回呼啸；到了夜里，志愿军小股步兵摸到英军阵地周边，用手榴弹和轻武器进行骚扰攻击。

霍利当时就身在格罗斯特营的防线一侧。他回忆说，最让人心烦的是夜里的动静。每当英军试图加固工事，挖壕加宽加深，山坡下或对面山腰就会响起一阵迫击炮和机枪的交叉火力。“你只要一动，他们就开火，好像一直在听你的动静。”有英军士兵这样抱怨。

英军指挥部并非不想救援，问题在于，派来的增援部队在接近时也遭到了志愿军的阻击。第三次战役中积累的经验，此时又派上了用场：志愿军同样通过夜间机动抢占有利山头，打“腰斩”战，先把救援部队拖住，再集中火力收紧对格罗斯特营的包围圈。

随着战斗持续，格罗斯特营的弹药和补给开始紧张。炮兵支援时有时无，联络线路频繁被切断，伤员越来越多。在这样一种半包围乃至全包围的态势下，守高地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吃力，又看不到明确希望的事。

“我们试过突围。”霍利后来在一次访谈中回顾，“但每次往外一冲，不久就会发现，面前又是他们的火力。”短短几句话，其实勾勒出一个简单却残酷的画面：每一个以为是“突破口”的山坳背后，很可能已经被志愿军提前占了位置。

在某个关键夜晚，志愿军加强了火力压制。迫击炮集中射击英军阵地后方的沟壑和山脊，把格罗斯特营与外界的联系彻底切开。高地上的英军官兵只能靠手边有限的弹药和口粮支撑。卡恩营长和军官们召开会议，讨论能否再组织一次大规模突围。

“再冲一回？”有人提出，“如果能冲过那条谷地，也许还能接上友军。”但很快，另一个声音压了下来：“现在连方向都不清楚，伤员怎么办？炮火压不下去，出去就是被打散。”争论持续了很久，结论却越来越明显：在缺乏后方火力和可靠向导的情况下，贸然突围，只会送更多人命。

1951年4月底，格罗斯特营的支撑点一个接一个被攻破。终有一刻，大批英军官兵放下武器，走出工事。志愿军士兵按照命令集中收缴武器，押送战俘向后方转移。这次战斗，英军29旅付出了严重代价，仅格罗斯特营就有数百人被俘，其中包括大量伤员。霍利，也在这场收缩溃败中，成了一名战俘。

不可否认，对英军来说，格罗斯特营的被围和投降，是一段难以启齿的记忆。毕竟这支部队在英国军史上曾经光环加身，而在朝鲜的山岭间，却被一支装备羸弱得多的步兵部队死死按在高地上，直到彻底失去战斗能力。

五、战俘营里的两年：对手身份变了，观察却更近

被俘之后，霍利和同伴们被押往后方战俘营。关于战俘营位置，各类资料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营地远离前线，不时能听到远处炮声，却看不到战火。志愿军方面在战俘营的管理上，遵循的是集中居住、统一供给、有限度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与一些西方人想象中的“虐待”不同，大多数战俘的基本生活保障还是维持住了。

“你真觉得能逃出去？”战俘营里，一位年纪略大、在二战中也当过战俘的英军军官忍不住问他。

霍利当时只说了句：“总要试一次，不然总记着自己是战俘。”这话透露出的是一种职业军人的固执：哪怕成功可能性不大，也要用行动保持某种“尊严感”。

逃跑尝试很快被发现。志愿军守营部队按规定，把他抓回来，做了笔录，没有动用体罚，只是加强了看守和说服工作。几次下来，霍利意识到，在不熟悉环境、不掌握路线的条件下，他的经验和勇气并不能改变现实。

两年左右的战俘生活，让他有了一个和战场截然不同的观察角度。他看到看守战俘的志愿军士兵，也许白天还在站岗，晚上就蜷缩在临时搭起来的铺位上打盹；他看到一些身材削瘦、衣着不整的警戒员，一边吃着简单的粗粮，一边认真翻看从前线带回来的小册子。相比英军军官习惯的正规军营，战俘营显得简陋、节省，却透出一种的确不太一样的气质。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大批战俘开始办理遣返。霍利也在其中。他离开战俘营时，回首看了一眼营地，身边的战友有人长舒一口气，有人默不作声。两年时间，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军官来说，既是中断，也是一个记忆深刻的断面。

六、从战俘到上将：霍利的比较与判断

战争结束后，霍利重返英国军队体系，并没有因为曾为战俘而停步。他继续接受培训、任职，参与冷战时期北约防务的相关工作。随着资历和经验的累积，他在1975年升任北约北欧方面军总司令，军衔为上将。站在那样的位置上，再回看二十多年前的朝鲜战场，他的视角，已经不是一个连、一个营的局部，而是整个冷战格局下的地面力量对比。

在公开和半公开场合，霍利谈论过多国军队的步兵能力。他年轻时曾在欧洲战场和德军对抗，对德军步兵严谨的训练、射击技术、协同能力颇为认可；在北约体系中，他接触最多的是美军，美军步兵依托火力和后勤系统，进攻时冲击力强，防御时也很讲究火力配置；对苏军，他了解的是一种“大兵团作战”的风格，步兵更多融入整个集团军的战役体系中。

可当话题转到朝鲜，他的态度明显慎重了几分。他提到过这样一段意思：如果只比较装备和单兵技术，德、美等国步兵有自己的长处；但一旦把“隐蔽能力”“夜战”、“耐受艰苦”和“执行复杂渗透任务”的能力算进去，那在他亲身经历的战场上，中国步兵展现出来的综合能力，的确让人难忘。

有人问他：“你真觉得中国步兵比德、美、苏都要强？”霍利没有用绝对化的语言，却指出，那些年各国军队都在强调机械化、火力和空中优势，而志愿军步兵在极其有限的物资条件下，把“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这一点，在他看来，是值得严肃看待的。

用他的话来说，中国步兵的战斗力不只是勇敢，更重要的是能在极不利的条件下，把战术执行到位。他提到釜谷高地的夜袭，提到议政府的反坦克战，也提到格罗斯特营被围困时志愿军对地形的运用。他认为，这些都说明，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教范的步兵作战模式。

站在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这样的评价并不轻易给出。尤其是对于一个曾被对手俘虏、在战俘营待过两年的英国军官而言，承认对手在某些领域的“更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事实的判断。

如果把第三次战役的釜谷争夺、议政府的反坦克战和第五次战役格罗斯特营的被围被俘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很清晰的线索：在朝鲜战场，志愿军步兵依靠隐蔽、夜战、穿插和贴身攻击，打出了与传统机械化联军完全不同的一种作战样式。这种样式，有其时代局限，但在当时的那片山地上，确实改变了战场力量对比。

霍利的经历，只是这段历史的一个切面；他的评价，也并非唯一的声音。但从一个曾经的对手、后来又站在北约高层的军人的口中，道出“中国步兵，比德、美、苏更强”这样的感慨，足以说明，在1950年代初的朝鲜群山之间，这支来自东方的步兵队伍，已经用一次次硬仗，把自己的能力，刻进了对手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