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不爱妻却夜夜同床，妻子怀孕后竟又不想要孩子

1915年冬，上海徐家老宅里灯火通明，堂屋中长辈围坐，宾客往来，主角却是两位几乎说不上话的年轻人——20岁的徐志摩，18岁的张幼仪。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桩标准的好婚事：书香门第，门当户对，联姻得体。至于新人究竟愿不愿意，几乎无人开口提问。

在那几年里，像这种由家族安排的婚姻，在江南城市并不稀罕。长辈看的是家世、学问、产业，将儿女当作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婚姻是“门户”，是“关系”，是“前途”，唯独很少是“感情”。徐志摩与张幼仪的结合，正好落在这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交替的缝隙里，一边是传统礼教，一边是正要兴起的个人自由。这一缝隙，后来几乎撕碎了两个人的生活。

有意思的是，这段婚姻最让人疑惑的地方并不是离婚本身，而是中间那一段既同床又疏离、既要妻子尽“闺房之事”，却对孩子毫无期待甚至坚决反对的怪异状态。要理解这段矛盾，不得不回到他们各自的出身与时代。

一、家族联姻下的“好媳妇”和“好儿郎”

在当时的苏州、上海一带，女子能进女子师范读书已算开明。张幼仪来自苏州名门，受过系统教育，性格却很安静，对婚姻也持着典型的“听家里安排”的态度。徐家看中的是她的家世、学历与性情，觉得放到大宅门里，既不会闹事，又能撑门面。

婚礼办得极其体面，红烛高烧，亲友云集。礼成之后百忙散去，两个人真正要面对的是新房内的相对而坐。张幼仪按传统，认定自己已经是“徐家的媳妇”，从此以夫为天，以公婆为尊。她安静地接过家务，学着照顾公婆，学着处理家中琐事。

而徐志摩心里清楚，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婚姻。只是碍于孝道，也碍于面子，他没有当面抗拒。日常相处中，他能做到的是“礼数周全”：吃饭一起，见人有夫妻之名，晚上也不过分拒绝同房，却几乎不与妻子进行真正的交流。很多时候，他让张幼仪觉得自己像是在完成一项“职责”，而不是分享生活。

据当时亲友回忆，张幼仪很少对外表露不满，只是更加用力地扮演一个“好媳妇”。她在徐家努力降低存在感，希望不给丈夫添麻烦。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氛围里，两个人的关系很难有情感滋长的空间，倒更像是两套不同的生活方式硬被捆在一起。

不久后，徐志摩按家族计划赴美留学。上海到美国的距离，短短几年，就把这段本就薄弱的关系拉得更远。妻子留在国内，公公婆婆在眼前，丈夫在大洋彼岸，这种“三角式”的生活结构，在不少传统家庭里都出现过，只是多数人不太会把里面的裂隙说出来。

二、同床不断，情感却渐行渐远

1918年前后，张幼仪在苏州生下长子徐积锴。这一胎，对她来说，是对“贤妻良母”角色的一种肯定，也是在孤独生活里的一点慰藉。徐家上下对这个孙子十分重视，按礼数庆贺、取名，公公婆婆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她的付出。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对传统婚姻的束缚感愈发强烈。对外交流时，他谈的是“恋爱应当自由”，在家族通信里，却仍不得不以“丈夫、父亲”的身份出现。这种角色不一致，在不少留学生身上都出现过，只不过大多数人只是心里不痛快，徐志摩则在行为上一步步远离妻子。

1920年冬，张幼仪在家族安排下，带着孩子赴英国陪读。纸面上看，这是一次“团聚”，但落到现实，问题反而更明显。剑桥周边的留学生生活方式，和上海大宅里的规范完全不一样。男女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自由讨论，可以一起逛街、参加聚会，社交圈子开放很多。

有一天晚上，徐志摩从外面应酬归来，推开住所的门，看见张幼仪在煤炉边忙碌。她轻声说：“你回来得挺晚。”他只是嗯了一声，脱了外套，坐下看书。屋里不大，床就那么一张，夜深了，两人照例躺在一起。

张幼仪小声问：“你白天都在做什么？”

徐志摩淡淡地答：“上课，看书，和朋友谈谈理想。”

她迟疑了一下：“我在这边，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他停顿片刻，只说：“按你在家里那样就好。”

话说到这儿，就断了。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同房，与其说是亲密关系，不如说是生活惯性。对于张幼仪来说，同房是妻子职责的一部分，而对徐志摩，这更多只是维持表面婚姻结构的动作。情感交流的空缺，被习惯所填补，时间久了便成了一种奇怪的“常态”。

三、怀孕与“不想要孩子”的尖锐冲突

真正规则被戳破，是在张幼仪怀上第二胎的时候。大约在1921年，她在英国察觉自己有孕。对一个传统妻子而言，这原本是值得欣喜的事——有了第二个孩子，妻子的地位在家中往往更稳，公婆也会更放心。

她本能地以为丈夫会高兴。一天，她鼓起勇气告诉徐志摩：“好像，又有了。”

徐志摩愣了一下，表情却并不喜悦。他很快皱起眉，说了一句：“在这边，再要一个孩子，不太好。”

张幼仪有些不安：“不太好，是指什么？”

他慢慢地说：“这里生活条件有限，你身体也辛苦，将来孩子怎么办？再说，我现在很多事情还没定下来。”

话到这里，已经带着明显的拒绝意味。后来，徐志摩的态度愈发明确，他提出了一个对张幼仪极其难接受的建议——终止妊娠。按他的想法，在国外、在学习尚未完成的阶段，再添一个孩子，会是沉重负担。

他甚至采用了当时一些留学生中流行的解释：个人理想应当优先，家庭牵绊太早，会拖住脚步。他对妻子说：“你不必总想着孩子，世界那么大，你也可以去看看，不一定要困在这些琐事里。”

这番话，从理念上看似“解放”，落在具体形势中，却是对一个已在婚姻里付出多年的妇女的直接否定。张幼仪的观念仍旧停留在：“既然结了婚，就要把家守好。”终止妊娠在她那里不仅是医疗行为，更像是背弃“为人母”的责任。

夫妻在这一点上冲突极大。徐志摩站在自由主义与个人规划的角度，认为自己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承担新的家庭责任。而张幼仪作为传统妻子，觉得孩子已经有了，就不该轻易放弃。这样的争议，在当时的留学生圈里也隐隐存在，许多家庭都为是否在国外生养下一代而纠结。

在长期压力之下，张幼仪的精神状态开始出现问题。有一天，她在厨房，看着煤气阀门发呆。侍女轻声叫了几次，她才回过神。她并没有像某些夸张叙述中那样立刻做出极端举动，但那种靠近崩溃边缘的无助感，是可以想象的：丈夫不愿要这个孩子，婆家远在国内，自己在异国，他人语言不通，所有决定都得一个人扛。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时间里，张幼仪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婚姻的维护。她试着用柔软的方式说服丈夫：“孩子来了，就是缘分，总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徐志摩沉默良久，只回复一句：“你还年轻，可以有别的生活。”

这句话，无意中暴露出他真正的想法：他并不希望这段婚姻持续下去，也不打算在这个家庭结构中安排自己的未来。孩子，在他看来反而会使“抽身”更难。

最终，在张幼仪坚定拒绝终止妊娠、家族也出面协调之后，安排转变为：她离开英国，前往德国柏林生产，由在欧洲活动的哥哥张君劢负责照料。夫妻的距离，从共同在剑桥居住，变为分处两地。而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则在尚未落地前就卷入了一场尖锐的家庭矛盾。

四、柏林的生产与离婚书上的冷静算计

在这种环境中，张幼仪逐渐意识到，仅仅做一个“被安排”的妻子，可能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未来。她开始学习德语，接触商业知识。这一步，后来成为她回国后得以在银行任职的基础。

就在这段时间里，徐志摩通过信件形式送来了一份离婚协议。协议条款写得很细，涉及子女抚养、财务安排与双方自由。大体上，他愿意承担对两个孩子一定经济责任，同时给妻子一笔费用，以便她自立。

在某次会面中，徐志摩与张幼仪有过简短对话。地点在欧洲某城市的旅馆客厅。徐志摩说：“这样，对你也未必是坏事。”张幼仪沉着地问：“你是已经决定了？”他回答：“决定了，对双方都好。”

她又问：“孩子呢？”

离婚书前的签字，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过去几年矛盾累积的一个法律化结局：从门当户对的联姻，到形式化的夫妻生活，再到同房却疏离、怀孕却不愿孩子降临，最终落到解散婚姻。对张幼仪来说，这一笔不仅划掉了“徐家媳妇”的身份，也迫使她转向“个人”这一角色。

在柏林生活的几年，让她看到另一种女性道路。她开始想到，自己也可以靠知识与工作站稳，而不是永远依附某一个男人或家族。这种念头，在当时的中国女性群体中还属少数，但已在一些受教育的女性心中悄然萌芽。

五、离婚之后：从“弃妇”到职业女性

离婚并没有立即让生活变得轻松。1925年，次子德生在欧洲染病去世，这对张幼仪是沉重打击。她失去了一个在冲突中极力保下的生命，也被迫再次调整自己的角色——这一次，她不再只是母亲与妻子，而是一个需要独立谋生的个人。

1926年，张幼仪携长子徐积锴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是近代中国最繁忙的城市之一，各类银行、洋行、工厂林立，女性参与职业的比例明显提高。女子银行、女校、女工团体的出现，标志着传统“深闺”角色开始裂解。

在哥哥张君劢等人的介绍下，她进入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后来担任副行长。这一职位，对一位经历过传统婚姻的女性而言，意义不只是薪水，而是社会身份的改变：她不再是“徐志摩的前妻”，而是银行管理者、职业女性。

不得不说，张幼仪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她既要负责工作，又要照顾儿子，还要处理来自社会与家族的各种眼光——有人同情她的遭遇，有人质疑她的选择，也有人将她视为“新式女人”的例子。无论如何，她已经从当年的“被安排者”转变为“自己安排自己”的人。这一步，在许多传统家庭出身的女性那里，是难以迈出的。

从更大的视角看，张幼仪的经历勾连起1910至1920年代女性教育的发展轨迹：从女子师范到出国留学，从旧式婚姻到职业参与，她的每一次变化，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只不过个体的痛楚常被掩在宏大叙述之下。

六、另一条道路上的徐志摩与生命的终点

在处理丧事以及后续遗产问题时，张幼仪继续保持平静态度。她关心的是长子的教育、自己事业的稳定，以及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基本尊严。她与徐志摩的关系，早在柏林签字时终止，此后再被别人提起时，更多是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徐志摩在这两者之间摇摆：行为上仍维持传统婚姻的表层动作，观念上却倾向摆脱家庭负担。他在妻子身上保留了“应尽之事”，却在孩子问题上表现出明显抗拒。这种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也是时代转换中常见的撕裂样本。

张幼仪则从被动承受者，走向主动安排自己的人生。她经历了同床疏离、怀孕压力、离婚、丧子、独自抚养长子与职场打拼，每一步都带着旧式女性难以摆脱的重负，却又一点点在新式社会里找到了立足之处。她的人生轨迹，让这一段看似私人婚姻斗争的故事，延伸出更广阔的意义：在家族联姻与个人自由之间，在“妻子”与“职业女性”之间，近代中国的许多女性都是这样艰难地摸索着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