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被迫长征，罪魁祸首并非老蒋

1934年10月，八万六千名红军战士连夜渡过于都河，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这支在四次反“围剿”中屡战屡胜的队伍，这一次不是主动出击，而是被逼上了绝路。

有人翻开历史书籍，首要的反应便是蒋介石调集数量达到百万的军队、建造数量有千座的碉堡，把红军围剿出了中央苏区这个地方。这样的一种说法仅仅讲述了一半的情况。要是蒋介石所使用的招数真的有那么神奇，前面四次进行围剿的时候他怎么每次都扑了个空呢？第一次是十万的兵力对阵四万的兵力，红军取得了胜利；第二次是二十万的兵力对阵三万的兵力，红军又一次取得了胜利；第三次是三十万的兵力对阵三万的兵力，红军照样把对方打得丢盔弃甲。依靠的是什么呢？是毛泽东在多年实际作战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一种作战方式，也就是运动战——把敌人引诱到内部、把兵力集中起来、攻打一路就吃掉一部分、打完之后就撤离，绝对不跟敌人进行硬碰硬的消耗战。

真正把红军逼迫到悬崖边缘的人，恰恰是隐藏在自己家屋檐下面的人。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党内的领导权力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支持的情况之下，迅速地掌握了中央的实际权力。王明本人前往了莫斯科，在临走之前把国内的工作交给了24岁的博古。博古是留过学的学生，阅读过不少有关马列理论的书籍，但是从来没有带领过军队、参与过战斗，在军事方面完全是一个外行。

1933年，临时中央迁移进入苏区，毛泽东被完全排除在军事指挥的岗位之外。同一年的秋天，有一个德国人走进了中央苏区——这个人是奥托·布劳恩，中文名字叫做李德，是共产国际派过来的军事顾问。这个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外国人，被博古推崇成为了“太上皇”，独自掌控红军军事指挥的大权。

李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军事方面的知识，了解的是欧洲平原大兵团作战的那一套方式。问题在于，中国并不是欧洲，红军也并不是拥有重型火力的正规军队。红军的优势是灵活并且机动，劣势是装备比较差、没有飞机和大炮。让红军去跟拥有飞机、拥有重型火炮的国民党军队进行阵地战、比拼消耗，这就像是拿着步枪跟大炮比谁更加扛打。

李德喊出的口号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苏区的边界就把敌人阻挡住，一寸土地都不能够丢失。他逼迫红军修建土堡垒去跟蒋介石的钢筋水泥碉堡进行硬碰硬的对抗，推行“短促突击”的战术，拿红军的血肉之躯去填充火坑。彭德怀当时就着急了，说红军过去打仗依靠的是灵活机动，现在丢掉自己的长处跑来进行死拼硬打，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更加致命的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被硬生生地踢开了。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的事变。毛泽东紧急发电报建议：红军应该立刻向东进发去配合十九路军，从背后打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这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李德一口回绝了，还斥责十九路军比蒋介石更加危险。红军按照原来的状态不动，蒋介石在两个月之内镇压了福建事变。历史就是这么残酷，窗口一旦关闭就不会再打开第二次。

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打响了。国民党7个师加上1个炮兵旅，另外还有几十架飞机轮番进行轰炸。整整18天的时间，红军伤亡的人数达到了5093人，占到了参战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根源并不在于敌人太强大，而在于自己走了错误的道路。

要是把拍摄的镜头往远处拉一拉，那么还能够看到另外的一双手。

1928年的时候，蒋介石才刚刚重新出来任职，缺少一个能够帮助他把局势看透的人。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职务的黄郛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永泰。这个来自广东地区的人在17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曾经读过法政专门学校，跟随过孙中山，也跟随过西南地区的军阀，后来又跟随过北洋势力，辗转折腾了半生却没有做成一件事情，快到五十岁的时候还在上海这个地方给别人当顾问来维持生计。然而这个人一开口说话就把蒋介石给震慑住了。

他把全国范围之内的军阀格局剖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针对不同的势力采用不同的对付办法，也就是用经济方面的手段去瓦解冯玉祥的势力，用政治方面的手段去解决阎锡山的势力，用军事方面的手段去收拾李宗仁的势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蒋介石依照着这一套所谓的“削藩策”，真的把各路的军阀一个接着一个地给收拾了。

真正对历史的走向起到改变作用的，是他用来对付红军的那一套办法。

前三次进行围剿的时候接连都失败了，蒋介石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杨永泰用一句话就把其中的根本原因给点破了，他说蒋介石从根本上就犯了错误，红军既不是土匪，也不是普通的军阀，那是和民众结合为一体的党军，老百姓就如同水一样，红军就如同鱼一样，你在水里去捞鱼怎么可能捞得到呢。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先把水抽干，然后再去捞鱼。

在1932年的时候，杨永泰呈递了一篇上万字的文书，系统地提出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这样一个剿共的方针。这一套打法非常毒辣，具体表现为推行连坐保甲的制度，只要有一家和共产党有联系，那么全村的人都会遭殃，用高压的手段去切断老百姓和红军之间的联系；开展全面的经济封锁行动，让苏区连一粒盐、一口药都运不进去；再配合碉堡战术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把红军所具有的优势全部都给扼杀了。

蒋介石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实施之后，张国焘被迫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在第五次进行围剿的过程中，这一套策略再配合上李德在红军内部所做出的错误指挥，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夹击，最终把红军逼到了绝境。关于历史的教训方面，在1934年10月的时候，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人数有八万六千人，等到在陕北地区安顿下来的时候主力部队只剩下三万人了。

在这一路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流血牺牲事件，一方面是由于内部错误路线所造成的祸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部经过精密谋划的绞杀。遵义会议之后所通过的决议明确地指出，博古、李德用单纯防御的路线取代了决战防御的路线，用阵地战、堡垒战取代了运动战，这是第五次“围剿”没有能够被粉碎的主要原因。

而杨永泰所提出的那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恶毒计策，从外部一点一点地把红军的生存空间给压缩到了几乎没有的地步。逼迫红军进行长征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幕后高人”，一个是党内那条脱离实际情况的错误路线，另一个是蒋介石背后那个用笔墨布下死局的“毒诸葛”。前者让红军忘记了自己应该怎样去打仗，后者让红军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基础。在内部和外部都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就成了唯一的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