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五天。
同治八年，安德海从被拿到伏法，只隔了五天。
这个人不是普通太监。他在慈禧身边多年，挂六品蓝翎，出京时坐楼船，插旗帜，自称奉差采办御衣。船一路南下，进了山东，地方官看见了，却不敢轻易伸手。
丁宝桢伸手了。
丁宝桢看完，派人查拿。
刀落在济南。
这一下，朝野都惊住了。许多人后来只记住一句话：丁宝桢胆子大，连慈禧的人也敢杀。
可真正撑住他这一刀的，不只是胆子。
丁宝桢不是一开始就在山东做巡抚的。
他是贵州平远州人，也就是今天贵州织金一带。咸丰三年中进士，本来走的是翰林清贵路。可不久母亲去世，他回乡守制，贵州地方又起兵乱。
一个翰林，手里本该拿笔。
他拿起了兵。
家产散出去，乡勇招起来。早年丁宝桢募勇护乡，后来又随军转战，办团练、守城、筹饷、解散兵勇，这些事都不是坐在书房里能学会的。
他知道刀兵是什么，也知道地方一乱，官府一句软话会换来多少麻烦。
这就是他的第一层底气。
不是匹夫之勇。
他见过险局。
到了山东以后，丁宝桢又碰上一位更硬的主儿：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亲王，军功赫赫，驻防山东、河南一带。彼时山东官场都知道，巡抚以下官员见他，往往不给设座。
丁宝桢到任，递上名帖，意思很明白：他是朝廷命官，若以公事相见，设座便见，不设座就不去。
这不是耍脾气。
这是官场里最要命的一件事：名分。
僧格林沁最后给他设了座。
山东官场看见的，不是一个新来的按察使逞强，而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站在哪条线上。
名分不能丢。
规矩不能破。
安德海案也是这样。
安德海的要害，不在于他得宠，而在于他踩了清廷最敏感的一条线。
清朝吸取明代宦官干政的教训，对内监出入、交结外官防得极严。太监私自出京，本就是大忌。安德海偏偏离京南下，还以采办御衣为名，船上招摇，沿途与地方往来。
《清史稿》记安德海“私出山东，矫称采办御衣”。
一个“私”字，一个“矫”字，已经把罪名钉住了。
丁宝桢的密折里，真正狠的地方，也在这里。
他没有说慈禧错了。
这一下，慈禧反而不好出面护他。
护安德海，就等于承认太监可以绕过制度、插着旗帜出京办差。
那一刀，不是砍向慈禧。
是砍向“太监擅权”四个字。
更深的一层，是宫里也有人要安德海死。
同治帝已经长大。恭亲王奕訢与安德海旧怨甚深。慈安太后、军机处里，也不愿看一个内监把手伸到外朝。
丁宝桢递折上去，军机处很快发下谕旨。
谕旨里的话很重：安姓太监若查明属实，“毋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
这八个字，是丁宝桢真正的护身符。
所以，丁宝桢不是没有后顾之忧。
他当然知道安德海是谁。
他更知道，山东离京师近，消息来回很快；安德海一进山东，案子就不能拖。拖久了，宫里若有人回护，地方官反而成了夹在刀口上的人。
快，才是活路。
同治八年八月，安德海被押到济南。丁宝桢核明身份，按旨办理。这个平日倚势横行的太监，终于走到山东巡抚衙门的尽头。
曾国藩听到消息，眼疾缠身的人精神一振，赞了一句：“稚璜豪杰士也。”
稚璜，是丁宝桢的字。
这句称赞传开后，丁宝桢的名声更响。但若只把他写成“胆大包天”，反倒看轻了他。
他敢杀，是因为他看准了三件事。
第一，安德海确实犯了祖制与朝廷禁令。
第二，山东巡抚有守土之责，不能装作看不见。
第三，京中权力格局并不全站在安德海身后。
胆子之外，还有眼力。
安德海死后，很多人替丁宝桢捏了一把汗。慈禧会不会秋后算账？
事情没有按传闻里的方向走。
丁宝桢仍在山东任上多年，治黄河，办机器局，整饬地方。后来又调任四川总督，兴办四川机器局，整顿盐政，修治都江堰水利。
那个“敢杀太监”的巡抚，没有靠一刀吃一辈子名声。
他接着做事。
到了晚年，丁宝桢病在四川总督任上。这个做过封疆大吏的人，身后并无厚积。灵柩归乡时，随员还要凑钱帮着料理。
这比斩安德海更能说明他是什么人。
一个人一生最硬的地方，未必在刑场上。
也可能在官署账册里，在河工堤坝上，在临终清点家资时。
济南那一日，安德海倒下，丁宝桢没有回头去看宫里的脸色。他站在山东巡抚的位置上，把朝廷写在纸上的规矩，落成了一道真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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