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商主义：经济冲击之源

长期以来，分析人士将美国置于全球经济核心地位，这种潜在的偏见导致许多人忽视了中国重商主义在改变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

纵观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国过去50年的经济表现无疑因其生活质量改善的规模与速度而引人注目。但中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至今仍被低估。

诚然，若仅回顾二战以后时期的全球性冲击，则有如下几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1970年代的石油禁运导致发达国家生产力增长大幅且永久性放缓；2008年金融危机让全球化戛然而止，并令美国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受到质疑。美联储的政策也产生明显的全球影响，例如，保罗·沃尔克的紧缩政策在1980年代初引发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本·伯南克开启的量化宽松政策则最终推动资本流向新兴市场，进而支撑了2000年代的高速增长。

但中国重商主义的影响可能比上述任何事件都更为深远。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只是因为它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种更持久的力量，且常被笼统归因于中国更广泛的经济增长表现。长期以来，分析人士将美国置于全球经济核心地位，这种潜在的偏见导致许多人忽视了中国重商主义在改变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无论在全球公共产品还是在全球公共问题方面。

从“资产”方面看，有三个突出表现。首先是重商主义对“大缓和”的贡献。经历了1970年代高通胀后，全球通胀下降并保持低位，直至新冠疫情爆发。尽管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央行独立性是重要因素，但中国激进的重商主义持续向全球提供低价制成品才是关键。虽然医疗、教育等生产率难以提升的非贸易服务品价格大幅上涨，但在中国推动下贸易品价格持续走低或保持平稳，最终造就低通胀格局。

若没有中国的贡献，发达经济体央行的工作将更加困难。曾任英格兰银行行长的马克·卡尼常提及“全球化”对“大缓和”的积极作用，但“全球化”一词让真正的源头被掩盖了。

▲7月14日，大批国产汽车在山东港口烟台港等待装船出口（无人机照片）。（图源：新华社）

中国重商主义带来的第二个全球公共产品是气候变化减缓。可再生能源革命以太阳能为主，而低价中国太阳能板和日益普及的电池（保障在无光照时段供电）使之成为可能。

在太阳能革命之前，气候政策陷入利弊权衡困境，因为需要通过碳税牺牲当前消费，来换取未来的减排收益。由于公众注重短期利益，推销这一理念的政治努力失败，导致富裕国家的气候治理停滞不前。而如今，中国重商主义使减排与经济增长、产业活力兼容，让可再生能源革命惠及所有国家。后世或许会感谢中国阻止或至少延缓了地球灾难性的命运。

第三个益处是，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集中式国内电力系统失灵，而低价的中国太阳能板扩大了能源获取途径。尽管并非永久解决方案，但中国制造的太阳能板和电池显著改善了全球贫困人口的生活。例如，在巴基斯坦，太阳能已占到电网供电电力的五分之一。

不过也要看看“负债”。正如大卫·奥托、大卫·多恩和戈登·汉森十年前所示，第一次“中国冲击”加速了美国政治核心区域的去工业化（尽管并非唯一原因）。现在，第二次“中国冲击”正重创德国汽车产业，而该产业正是德国更广泛的中小企业产业生态系统的根基。

此外，正如我近期与肖米特罗·查特吉合作的研究所示，第三次“中国冲击”——更准确说是“挤压”——可能对广大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前景造成更严重的阻碍。与前两次冲击不同，这次冲击较难察觉，其影响并非体现在裁员或工厂关闭，而是表现为工厂从未建立、出口市场从未开拓、能力从未积累、发展路径从未开启。这才是“中国挤压”的真正代价。

笔者在2011年出版的《日蚀：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一书中，通过量化硬实力核心指标，预判中国的崛起将比全世界的预期更早发生。即便如此，该分析也未能充分预见中国不懈的重商主义会以何种方式（无论好坏）影响世界。单凭一己之力，就让全球霸主（美国）陷入自我怀疑且实力下降，同时重创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这一“成就”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中国重商主义对本世纪世界格局的改变，已远超美国的经济波动或美联储政策。尽管当下的“特朗普冲击”在未来几十年可能更具影响力，但它不会带来中国经济模式的正向红利，目光所及只有负面影响。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Mother of All Economic Shocks Is Chinese Mercantilism”（2026）

作者：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与德韦什·卡普尔合著《人类的六分之一：独立印度的发展之路》（哈珀柯林斯印度出版社，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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