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毛主席读完项英电报后气得发抖，到了70年代仍耿耿于怀

1939年6月，延安。一封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展开电文，一行字赫然映入眼帘——“高敬亭将被执行枪决”。更令毛泽东震惊的是电文末尾那句附加语：“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看完电报后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历经无数惊涛骇浪的革命领袖，此刻竟难以自抑。他难以置信——新四军未经中央许可便要枪毙一位重要将领，而更荒唐的是，军部竟就此专门“请示”了蒋介石。

那么，高敬亭究竟是谁？为何他的生死会让毛泽东如此失态？

大别山的坚守者

高敬亭，1907年出生于河南新县一户贫苦农家。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高敬亭奉命留守鄂豫皖苏区，重建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那三年，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军奋战。主力红军撤离后，留给高敬亭的几乎全是伤兵和新兵。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他以极少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毛泽东后来评价他“在大别山以极少的部队吸引国民党17万正规部队”——这绝非溢美之词。

抗战爆发后，高敬亭率部接受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四支队是新四军初建时四个支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全支队3100余人。到1939年高敬亭被处决前，第四支队已发展到80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至1939年6月，第四支队在高敬亭指挥下先后作战90余次，毙伤日军2300余人，消灭伪军和反动武装3600余人。

然而，这位战功卓著的将领也有明显的缺点。他在新四军内存在骄傲情绪，对上级命令执行不够严格，与军部领导时有冲突。1939年，第四支队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和副团长曹玉福率部投敌，项英以此为由，将责任归咎于高敬亭，坚持要将其处决。

延安的抉择与皖南的决断

毛泽东对高敬亭的态度始终是“教育为主、保护为主”。中央曾专门派干部到第四支队协调，但效果有限。出于教育和保护的目的，毛泽东决定将高敬亭调往延安总部学习。在毛泽东看来，高敬亭虽有错误，但罪不至死。

然而项英并不这样认为。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直言“这么做简直是胡闹”，随即回电表示先将其押送至延安进行批评教育，不可处决。

但项英置中央指示于不顾。蒋介石接到项英的电报后立即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1939年6月24日，高敬亭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被枪决，年仅32岁。而就在高敬亭被处决三小时后，延安的“刀下留人”电报才姗姗来迟。

跨越三十年的追问

高敬亭之死，成为毛泽东心中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1952年，毛泽东南巡途经皖中，时任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汇报工作时提到：“高敬亭同志在这里影响很大，上了年纪的人至今还常提到他。”毛泽东本来微笑的面容瞬间涌上悲痛，叹息道：“高敬亭不该杀，中央发电叫不杀，他们不听，还是杀了。”

这个“他们”，指的正是项英等新四军军部高级干部。

即便到了七十年代，毛泽东自身健康状况已出现问题，仍没有忘记高敬亭。1975年，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再次致信毛泽东，请求为父亲申冤。病中的毛泽东深受触动，当即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严查此案。他在批复中明确指出：此案处理不当，主要责任在项英。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正式发出《关于为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高敬亭同志参加革命后，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虽在四支队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但是可以教育的，处死高敬亭同志是错误的。”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将领的冤屈与昭雪，更是一位领袖跨越三十年的坚持。从1939年看到电报时的浑身颤抖，到1975年病榻之上仍批示“重新审查”——那份耿耿于怀里，有对一位革命功臣的惋惜，有对组织程序被漠视的愤怒，更有对“刀下留人”未能及时送达的深切遗憾。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有真相，而真相，终会穿越时间的尘埃，抵达它该去的地方。

勇敢追梦，不负韶华！点赞此文，开启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