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Frühling (Spring). Elisabeth von Eicken (German, 1862 – 1940)
向刘老师赠书，合影留念~
2007年，我入职中国政法大学，那时就特别关注刘家安老师。倒不是因为他长得帅——他长得帅是事实，但毕竟同为男性，这方面我没感觉——而是因为他授课极受欢迎，而我对他，多少有些羡慕嫉妒恨。初到政法大学，学生选课时常不选我的课，因为新人信息一片空白，网上也查不到任何关于我授课的评价。学生们自然不敢冒险，万一碰上“水课”怎么办？于是我的课堂人数总是很少。每次选课季，我都提心吊胆——如果选课人数太少，这门课就开不起来。别以为课开不了就不用上了，天下哪有这种好事；课时量不够，教学考核就无法通过，这是关乎生存的大事。所以，如何让足够多的学生选上自己的课，简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没人选课时老师有多恐慌，可以看看我写的那首打油诗。那次因为选课人少，我便格外羡慕那些课堂上学生爆满的老师。每次去上课，教室里学生寥寥无几；下课路过别的教室，从后门望进去黑压压一片，心里很不是滋味。那时刘家安老师的课受欢迎是众所周知的，课堂常常爆满，甚至还有旁听生。我的羡慕嫉妒恨，从此有了具体的对象。
后来有机会认识了刘老师，他与我是同乡，都是胡（福）建人。不过他家乡在发达地区，我老家在偏僻山村，穷乡僻壤。认识以后，我时常向他请教如何把课上好、让学生欢迎，他也会点拨我。后来，我的课也逐渐受欢迎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在大学里，写论文、发论文才能带来更多利益，花那么多心思上课，性价比其实不高。据我了解，大部分老师都是把课上完，满足要求即可——比如要求学年96课时就上96课时，通常不会多上；备课时间也可多可少，很多老师用一个PPT讲多年，从不更新。这样做的话，一门课只需投入一次备课时间，一劳永逸。但据我所知，刘老师每次上同一门课都会系统更新，投入大量时间，而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写作。
记得有一天，我们在昌平校区端升楼一楼的教师休息室，同坐在沙发上。我问刘老师，为什么他花那么多精力投入课堂教学。他听到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意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小谢，生命是很脆弱的，一个人可能说没就没了。如果那一天突然到来，尽管写了那么多论文，自己会不会觉得很有价值呢？而在课堂上讲课，台下的学生是切切实实听到的，有些人可能因此受到启发。可一篇论文，究竟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会受启发呢？所以，这是我个人的选择。”他说这话时表情很平静。我当时不太理解，但印象极深。
一晃又过了多年，这些年间，确实目睹过和经历过一些物是人非、令人扼腕叹息、甚至痛彻心扉的事，对刘老师那句话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此以后，尽管选我课的学生早已远超开课要求，但我记住了他的话，觉得把课上好、给学生一点启发，非常有意义。自己的课程也得到了一些认可。尤其是近两三年，我还把课讲到了政法大学之外，去一些学校做讲座。我始终记着刘老师的话：写的东西可能没人看，但你讲的课，台下的人是切切实实听到的。让我欣慰的是，虽然我在政法大学上课从未像刘老师那样爆满，但校外讲座时，有些场面或许和他校内讲课、校外讲座的场景类似——我去过几十所大学，经历过好几百人认真听讲的场面。这让我觉得，把刘老师当作榜样，自己在这方面也有所进步，也算没有辜负他当年的坦诚分享。
后来我们都开了小红书账号，有些互动。我注意到他早期笔记下面，常有外校学生希望他去他们学校做讲座，刘老师通常回应：“那我也不能直接去，要等有人邀请才行。”而我对自己讲座的介绍，都是“我硬要去某所大学讲座”。后来我在刘老师的小红书下评论说：他是“应邀”去，而我只能是“硬要”去，两相比较，差距明显。但有一天，我发现刘老师也采用了我的说法，说自己“硬要”去某大学做讲座。
回首过去将近二十年，我与刘老师之间的交往，或许称得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平时联系不多。但只要我真诚请教，他必真诚回应。见面虽少，却相互关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能有刘老师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给我这些宝贵建议，我感到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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