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吴志攀心目中的两位“大先生”

我在这里讲的是两位老师的故事，我要再次感谢我的老师们。像芮先生、陆先生这样的老师，与一些企业家比起来并没有很多钱，也不像一些政治家那么有权，但是他们留给人类，留给年轻人的知识财富和精神遗产，是一点儿也不逊色的。他们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支柱，我们就是在学他们是如何教书的。如果能把他们的方法传承下来，我认为我这一生在北大就没白过。

作者｜吴志攀

来源｜转自公号“燕园故事”，原载《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4月

1977年恢复高考，我当时是天津拖拉机厂的一名工人。因为自己从小喜欢画画，美术学院又提前半年招生，所以我就报了美术学院，没有考上；后来正式高考我又报了天津大学的内燃机专业，但还是没考上。我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我父亲和我说：你不能画画，也不擅长理工科，搞搞文科恐怕行。所以，1978年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分数差一点，被调剂到了法律系。

现在的人可能会说我怎么这么会选——因为律师等职业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但当时法律系并不热门，我们学的都是“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比较枯燥的东西，不像文学、艺术专业，都是学一些很浪漫的东西。我记得收到北大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正在车间干活，当时车间主任说有我的信，我一看是录取通知书。下班赶紧回家拿给父母看，他们特别高兴，我终于考上了。

我在北大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毕业，有许多老师教过我，每位老师都有其特色和方法，对我都有非常大的教益。因此，我对我的老师永远心怀感激。这里我讲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

第一位老师是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芮沐教授。我们都叫他芮先生。芮先生是经过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的老先生，受过很多挫折，经历过的事情太多了，很多事情他都明白，只是没有说破。所以我觉得老师就是老师，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去挑战老师，这样一点好处都没有。不用说在今天，就是在当年又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有幸听到经历过三个历史时期的老先生说的话呢？

芮沐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芮先生有两个方面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是他要求收集资料必须查原文。芮先生早年在德国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教书，他的英文、德文、法文都很好。20世纪50年代国内兴起学俄文，先生回国后，又学了俄文。他读原著没问题，但是我们读英文还得查字典，根本不行。那时候北大有一个要求，读硕士的时候必须修第二外语，我选了日语，但考试过了以后就不学了，想着抓紧学专业课。芮先生一看我们都没好好学外语，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们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把英文和中文一起写出来给我们，当时我们不以为然，觉得把专业学好就可以了。但是等到我60岁的时候，突然特别后悔：我当年怎么那么不听话，为什么不好好学外语？哪怕一天背十个单词，三十多年也能背不少单词了。所以尽管60岁了，但我想到这些，马上就报了日语一年级的班，听了三年的课。

当年我不理解芮先生让我们好好学习外语的真正含义，但是也不好意思问。直到前几年，我才慢慢悟出来：每一门外语不仅是一种思想表达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载体。过去人们常说：“多学一门语言，就相当于多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现在我对这句话的体会就很深刻。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人是难以健康生活的。只有一扇窗户的房间，也是不通风的。

作为芮先生的学生，我没有他掌握的语言多，所以我看不到芮先生能看到的世界，也就无法深刻理解他说话的含义。这就是我为什么在60岁又重新开始学日语。如果我能多活几年的话，我肯定要像先生那样多学几门外国语。这样即便我在国内，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查询其他国家的母语网站，阅读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为同一问题寻找多种答案。

芮先生的一大贡献当然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就是他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国际经济法学。他很早就注意到了跨国公司的情况，他推荐给我们的学术参考书中，就有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英文原版的研究跨国公司的专著和一本名叫《跨国法》的书。当时在国际私法中跨国公司不是主体，主体是有国籍的自然人和无国籍的自然人。在国际公法中，主体是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没有跨国公司这种情况。但是，跨国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进入我国开子公司了，什么法律能调整国家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呢？

当时，我国经贸部称这种法律为“涉外法”。但是涉外法还是我国的法律。跨国公司关系到总部所在国和众多子公司所在国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国际机构和双边协定也已经有一些规则用来调整跨国投资、劳工、税收、外汇、补偿贸易、专利商标等方面的跨国法律关系，因此我国需要有新的部门法来研究这类法律，芮先生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法这门新学科。现在，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劳工法、国际税法、国际知识产权法等已经从国际经济法中发展起来，成为新的分支。今天，我国在国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核心大国，在上述法律方面要研究和处理的问题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复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法律，最早在理论上开始综合研究的倡导者，就是我的导师芮先生。

记得我上讲台的第一次试讲是没有学生的，都是老师坐在教室听。讲完一堂课，老师提建议然后修改，觉得可以了才能让你上讲台给学生讲，写好的讲义也要拿给教研室审。芮先生当时80多岁了，就坐在教室里听我试讲，这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学者的认真，一个学者的远见，他对学术的负责，对国家的负责，对中国事业的负责，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位老师是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陆卓明教授，他教“世界经济地理 ”课。我听过他两个学期的课，因为是旁听生，所以没有跟老师说过话。但是听课收获的教益，今天还影响着我。

陆卓明先生在指导研究生

陆卓明老师的父亲是燕京大学最后一任校长陆志韦先生。陆卓明老师从小在燕园长大，由于父亲的关系，他的外语很好，视野宽广。也因为他父亲，他在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和压抑。他只能将聪明才智寄托于图书馆的书堆里，埋头阅读，不能写论文，更不能发表，能做的只有积累。

1980年以后，当陆老师重登讲台时，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终于有了发表的机会，于是他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陆老师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任何学科都可以是有边界的，也可以是跨边界的，还可以是无边界的。如同微观世界和宇宙空间的边界只是由于我们探索工具的局限而已，当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和太空望远镜 出现之后，我们能看到的微观更加微小，宇宙天体更加遥远。

陆老师在他那个年代的人当中，是外语方面的佼佼者。由于长期受压抑，他只能在图书馆的书堆里进行广泛阅读。这些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利条件，都成为他得天独厚的知识探索与学术研究的优势。加上他自身博闻强识、情趣广泛的特点，使他横跨世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多个领域，触类旁通。例如，在文化领域，他有丰富的关于西方音乐史的知识，音乐学院都请他去讲课；他以国际军事领域的研究见长，国防大学请他去做专题报告。三十多年前，他关于核国家的平衡理论，今天我们用来观察朝鲜和伊朗问题仍然有现实意义。

陆老师对教学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的课影响了几个年级，数千学生。凡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后来每当说起时，无不赞赏至极。陆老师走了以后，有学生写文章说“斯人已逝，遂成绝响”。学科没有界限，陆先生很朴实，也没有出书写论文，但是他通过授课，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这些学生有的后来当了老师，比如我，我学习了他的讲课方法，尽量把知识融会起来再讲给学生。

我在这里讲的是两位老师的故事，我要再次感谢我的老师们。像芮先生、陆先生这样的老师，与一些企业家比起来并没有很多钱，也不像一些政治家那么有权，但是他们留给人类，留给年轻人的知识财富和精神遗产，是一点儿也不逊色的。他们就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支柱，我们就是在学他们是如何教书的。如果能把他们的方法传承下来，我认为我这一生在北大就没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