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观察｜北京大学杜津威：学校不是全方位托管机构，不能对非理性投诉“和稀泥”

杜津威

• 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正科级干部，助理研究员。在《社会科学文摘》《区域国别学刊》《北京教育》《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等期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主持、参与过多项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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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原标题为《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杜津威：教育信任危机背后的深层忧思》，公众号发布时略有修改，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
  

文丨杜津威

来源丨《时代教育》2026年第6期

复旦大学某教授被举报引发的这场风波，看似只是个别家长与专家观点相悖催生的个案，实则是当下家校关系紧绷、举报泛化、教育共同体信任持续消退的典型缩影。我们需要追问：为何学生间的日常争执极易被上升为霸凌？理性沟通为何常常让位于情绪化举报？作为兜底救济渠道的投诉机制，何以异化为日常施压的手段？学校与教师为何频繁陷入被动自证的窘境？问题的答案并不局限于当事人的情绪分歧，而根植于整个教育生态结构性的信任裂痕之中。

正视校园欺凌治理，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治理工作绝不能陷入概念泛化的误区。《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对学生欺凌有着清晰界定：“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事件。在实际工作中，要严格区分学生欺凌与学生间打闹嬉戏的界定，正确合理处理。”

治理霸凌的初衷，是精准制止恶意伤害、切实保护弱势学生。倘若各界不加区分，将学生之间所有的不愉快互动全部贴上霸凌标签，看似是对未成年人的极致保护，实则弊大于利。

学生的成长过程，本就是学习处理冲突、换位思考、接纳挫折的过程。教育的应有之义，便是引导学生厘清边界、表达情绪、化解矛盾、学会和解。一旦所有人际摩擦都被解读为蓄意伤害，学生便会失去直面人际挫折的历练机会，自身的抗挫能力、共情能力也难以培育。更为严重的是，海量的情绪化投诉会淹没性质真正恶劣的欺凌事件，持续消耗校方与监管部门的工作精力，让真正需要干预的霸凌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置。

复旦大学这位教授的遭遇，戳中了广大一线教师的共同困境。当下诸多家校矛盾中，沟通顺位已然彻底颠倒：出现分歧后，部分家长跳过班主任协商、面对面调解等前置沟通渠道，第一时间选择投诉举报；学校启动调查流程、整理相关材料、层层上报汇报；教师反复撰写情况说明，将大量备课育人的核心时间耗费在自证清白上。久而久之，部分场景中的家校协作关系，逐步演变为互相提防的防御性关系：家长预设学校敷衍避责，教师顾虑沟通引发投诉，学校管理者优先选择息事宁人。各方皆忙于自我保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这一核心教育目标，反倒被不断边缘化。

不可否认，举报、投诉制度是社会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确凿的师德失范、校园霸凌处置缺位、校方推诿不作为等问题，家长依法维权、依规投诉，既是自身的正当权利，也能倒逼教育治理走向规范化。该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常规沟通失效后的兜底方案，而非处置矛盾的首选路径。当举报被频繁前置化、情绪化使用，不仅会挤占行政与教育公共资源，更会持续撕裂家校信任根基，让教育治理陷入“凡事走程序、遇事先对立”的困局。

信任崩塌，是各类乱象背后的核心症结。身处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环境，各类校园伤害个案、教育负面舆情持续传播，极易让家长滋生“凡事往最坏设想”的焦虑心理。“护犊心切”本是人之常情，但焦虑一旦脱离理性约束，权利意识一旦缺失事实边界与公共意识的兜底，大众的认知便容易走向偏执：学生遭遇些许委屈，便全部归责于学校管理疏漏；教师给出专业的差异化判断，便被解读为对学生的漠视；校方客观阐释事件情况，便被认定为刻意包庇偏袒。多方猜忌的氛围下，一句正常的专业评价需要反复佐证，一次普通的人际纠纷会演变为长期拉扯，教育运行成本持续抬升，校园教育的容错空间不断收缩。

家庭教育失当，是家校矛盾频发不可忽视的深层根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用正确思想、方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养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如果家庭教育只向孩子灌输“凡事吃亏就是被欺负”的极端思维，只教会孩子索取保护、宣泄委屈，却不引导孩子辨别原委、体谅他人、承担责任，学生进入集体生活后，便很难适应多元的人际交往环境。

现实中，个别家长存在严重的认知误区，将学校等同于全方位托管机构，把学生社交不顺、性格敏感、人际受挫等所有问题，全部归咎于教师与学校。但学校教育无法包揽学生人格塑造的全部使命，倘若家庭长期回避自身的育人责任，一味向外转嫁教育问题，家校冲突只会反复滋生，学生也难以习得独立解决人际问题的内在能力。

教师专业话语权弱化、育人环境趋于保守，这一问题同样值得社会深刻反思。弘扬教育家精神、落实尊师重教理念，不能只停留在社会口号层面，更要落地为尊重教师专业判断、保障教师正常履职的合法空间。当前，不少教师长期背负教学、班级管理、家校沟通的多重压力，还要随时应对突发的投诉与舆情风波，逐渐滋生消极避险的心态：对学生矛盾尽量少介入，对学生问题的评价尽量模棱两可，必要的教育管教尽量选择退让。教师不敢管、不愿评、怕担责的保守化倾向，看似规避了即时的师生矛盾，却大幅弱化了教育的引导功能。缺少适度约束与正向引导的校园环境，难以培育学生的规则意识，长远来看会持续损害整体育人质量。

面对非理性的投诉风潮，学校管理者不能一味息事宁人、以“和稀泥”的方式维稳。成熟完善的校园治理体系，应当搭建常态化、高效率的家校沟通平台，及时倾听家长诉求、核查事件事实、疏导各方情绪；当教师遭遇不实指责、且事实清晰、履职无过错时，管理者必须敢于为教师撑腰发声、厘清是非曲直，坚决维护教师的正当履职权益。倘若校方为平息舆情无原则妥协退让，不仅会委屈无辜履职的教师，更会不断消解教育管理的权威性，进一步助长非理性投诉的不良风气。

破解教育困局，不能简单依赖补丁式的制度完善。我们可以细化治理规则，厘清合理维权与恶意、重复、不实举报的边界，制定完善的投诉甄别机制与教师澄清容错机制，减少无效投诉对一线教学工作的挤占。但制度终究是底线约束手段，能够裁断纠纷、划定红线，却无法主动修复破裂的家校信任、催生双向育人善意，更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包容。教育面向鲜活的青少年，本身充满情感互动与价值引导，倘若所有人际分歧都被行政化、流程化、投诉化处理，教育本该具备的温度、弹性与教化作用便会持续流失。

孔子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的内涵在于，孔子断案的标准与常人无异，但他的终极目标是让民众不起诉讼、不生纷争。“无讼”历来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落脚于家校治理的语境，我们不能将举报渠道畅通、举报制度完善视作治理终点，更应引导家长回归沟通本位，让大量可协商化解的微小矛盾止于事实、止于交谈、止于体谅，坚守“沟通优先、举报兜底”的基本处置次序。

这场风波带来的深层启示，指向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公民道德建设叙事逻辑中的家长，既要懂得依法主张自身的合理权利，也要恪守尊重事实、换位思考的责任边界；既要维护自家孩子的切身利益，也要体谅教师的履职压力与其他学生的成长处境。这正是儒家思想反复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核心原因，也是教育共同体思维的生动诠释：家长期盼孩子被温柔善待，便要理解教师的履职不易；教师渴望获得职业尊重，也要共情家长的育儿焦虑；学校谋求校园秩序稳定，既要直面真实的教育问题，亦不能以牺牲公允为代价换取表面平和。

一个社会的文明尺度，从来不只取决于制度的完备程度，制度背后，始终根植着更为深刻的道德养成与社会风俗。举报机制设立的初衷，是匡正失范行为、守护弱势群体、托底社会公平。可当举报成为民众遇事的第一反应，各方习惯性拿起制度武器相互防备、宣泄情绪、彼此攻讦，虽能逞一时之快，却会对社会人心造成不可逆的长久伤害。

复旦大学教授被举报一事，绝非一场简单的舆论闹剧。它提醒我们：教育治理不能单纯依靠投诉体系维系，家校协同育人的根基不能建立在互相猜忌之上，学生的成长培育也不能完全托付给学校单方。健康的教育生态，需要家庭扛起最原初的道德培育与人格塑造责任，让教师保有专业底气与履职尊严，让学校坚守实事求是的管理担当，让全社会共同培育理性克制、推己及人的公共品格。

当遇事优先沟通取代遇事动辄举报，当彼此体谅替代相互提防，当事实理性压住情绪偏执，教育方能跳出无休止的纠纷内耗，回归陪伴学生成长的本来使命。在制度约束之外，信任、包容、明理、共情与责任这些朴素且根基深厚的品质，方能在校园与社会中重新扎根生长，让社会在制度之上重塑温暖而坚实的人心底色。

图片丨图虫创意

编辑丨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