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浅浅牵扯到管笑笑的深层原因，是她们的父亲当年玩的太嗨了

贾浅浅坐实，被拿下了，镜像对称一般，有浅浅，就离不了笑笑。于是，管笑笑也被推上了热搜，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浅浅犯事，碍着笑笑什么事啊，怎么非要把笑笑也给牵出来呢？

笑笑能否笑到最后，还要让时间来回答。

浅浅和笑笑，说起来，也是名门闺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在她们身上锁定放大镜、显微镜，找出她们的瑕疵与斑痕呢？

这倒是颇让人反思与深思的。

实际上，浅浅与笑笑这两个女孩，承担了他们父辈在现实生活中的积年累月的风评。

她们是父亲的骄傲，也是父亲的软肋。

她们的父亲是一座城墙，无法攻破，而她们的女儿是他们的后花园，是他们的软肋，而他们当年为她们的小棉袄、后花园、酒坛子铺陈她们的人生前景的时候，有一点玩的太嗨了，留下了太多的蛛丝马迹，太多的漏洞百出，轻易地被人抄了后路，断了粮道，直至后院起火。

因为软肋，总是不设防的，经不住捣腾与来去。所以贾浅浅经不住一个来回，终于缴械。管笑笑还能够抗着，能抗多久，静观时变。

为什么这些软肋要被攻击？

不能不说，是他们的父辈当初玩的太嗨了，留下了太多的口实。

事实上，浅浅与笑笑的父亲留下的文学作品里，带着那个时代的攻掠性质，是男性的力比多借由文学，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在他们的小说里，女人是他们围剿与攻掠对象。

这是他们青年时代冲上文坛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贾平凹的《废都》里的女人，是男性掌控与观看的类型，小说文本里，留给女性的没有爱恋，没有平等，没有灵魂的相知，只能说是属于一个男人，在“非贤者时间”里留下的小热昏文字。

小说作者不会想到，他的未来的女儿，也是属于这个女性群体，当他在文字中，表述着对女性的观感的时候，他的女儿在未来也要承受着这些文字里的“不能承受之痛”。

再说，莫言。

莫言的小说里，有三个痛。

一是童年的性压抑之痛。以《透明的红萝卜》为代表，小说里的意象红萝卜，实际上就是男人的小*鸡*鸡，是少年性觉醒时的生理反应。很多评论，装作糊涂，佯装不知。明明白白小说里在少年的幻觉中写得清楚。

二是婚姻的包办之痛。以《球状闪电》为代表。

三是生女之痛。《爆炸》里写到村里强制流产给主人公带来的隐痛。

莫言的小说，都由这三个痛垫底。

莫言有他的痛，又有他的放肆。那就是对女性的不敬。

在小说《红蝗》里可以抽出一个典型。小说里写道：

——四老爷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一见到这种暗红色阴丹士林布偏襟褂子就动情——“文革”期间，我家墙上曾经贴着一张流行的画，画上那个小媳妇身着暗红色阴丹士林布偏襟褂子，高举着红灯，杏眼圆睁，桃腮绽怒，左侧——或者右侧的乳*房十分凸出。——

墙上这幅画，其实一看就知道，是《红灯记》中的铁梅。

一般人只会知道，她是革命者的女儿，但小说里却强调了她的女性特征。

接下来，小说继续对女性特征进行了不敬的描述：

——四老爷咂了一口茶，放下茶碗，拄起拐棍，要回家去，我十八叔家一个跟我同龄的妹妹建议把墙上的画儿揭下来送给四老爷，让他搂在被窝里睡觉。她言必行，起身就去撕墙上的画，谁知那画是我母亲用放浆的熟地瓜粘在墙上的，粘得非常牢靠，妹妹撕了三下没撕下来，第四下竟把个红衣小媳妇一撕两半，从乳*房那里撕开。众人哗然大笑，妹妹说，毁了，把奶*子撕破了，四老爷无法吃*奶了！众人更笑，七姑连屁*都笑出来了；众人更加笑。——

这里借一个农村小女孩的由头，继续对“铁梅”进行了不敬的后续调侃。

这种语境里，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作者的对女性的调侃与粗鄙化情结。

本质上，反映了作者内心里对价值体系里的女性存在的一种撕毁与揭底，从这种对高高在上的墙上的宣传画里的隶属于价值体系里的女人上下其手，来达到一种对高端艺术化女性的侵凌与欺侮，从中获得一种砸碎既有文化体系的攻城掠地的满足。

殊不知，多少年后，他的女儿也与墙上的艺术形象一样，成为一个高知女性，而作者当年对这些女性的不敬，必定要像回旋镖一样，反馈到他的软肋地带那里。试想一下，如果“四老爷”再世，对着墙上的当代知识女性，也用色迷迷的眼光扫来扫去的话，作为女性的亲人，会有什么感触？

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的核心情感链条，实际上也是一个低端男性对高端女性的侵占与掠夺。“我奶奶”是酒坊老板的媳妇，而“我爷爷”不过是一个不名一文的打工仔，就因为在高粱地里的风卷残云，“我爷爷”凭借“我奶奶”这个贵妇的纽带，成为酒坊的主人公。

而这种主题，正是八十年代文学与电影的一种共性的集体无意识。

《红高粱》获得了张艺谋的共情，心领神会地在电影里大肆铺排高粱地里的野合，在激情澎湃的镜头里，寄托着那一代人对“围城”里的高端局的占领企图。

这也是莫言小说《天堂蒜苔之歌》里的男主人公在姑娘面前一有动作，便要想到《红与黑》里的于连的本能反应。

整个八十年代，冲上文坛的作家与影人，都对《红与黑》一往情深，因为里面的贵妇人，成功地被于连拿下，像《人生》中的高加林被称为中国的于连。

所以八十年代是一个荷尔蒙爆棚的时代，是一个力比多大行其道的时代。

张艺谋对《红高粱》里的激情场景，点到为止。但莫言还不满足。

在莫言的昔日老师、也写过小说、拍过电视剧的刘毅然的一篇名叫《一杯热醪心痛》的文章中，记述了早年两个人的一些交往秘事。文中记述道，当时他们一起去看电影《红高粱》，当电影里出现了那场著名的激情镜头的时候，莫言觉得不过瘾，简直可以用叫嚣来修饰他的期许：应该把“我奶奶”剥得精光，像祭一个圣品那样就好了。

可以看出，莫言没有把电影里的女性，真的视同“我奶奶”，而完全是一个纯粹的配置在欲望号上的女性，而他对女性的进一步期待，就是对她的肉体的一镜到底的剥离与裸露。

因为“我奶奶”是一个圣品，是一个神圣的东西，一个高端局里的东西，所以，要让她拿出她的全部，敞开向攻掠者。

这种攻掠者的潜意识，我们在张艺谋后来的电影里可以更为明晰地看到。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老爷占有着女人，而电影的视角，伴随着剧中人物，去如何攻破老爷的女人的城池。

在《菊豆》中，电影镜头以低贱的打工者的角度，觊觎着店主的年轻的女人，偷窥完成了观众与打工者的共同快感。

到了《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还是这个主题，不过地点放到了夜上海的环境里，女人是黑道的女人。

但是，当攻掠者，终于在八十年代对“围城”内的地面占为己有之后，他们终于由城外进入到城内，占据了老爷的地盘，拥有了老爷的三宫六院，过去他们眼中只配攻掠的女人，成了他们的血亲的软肋，这意味着他们便开始采取守势了。

仍以张艺谋电影为例，张艺谋2016年的电影《长城》可以视着这个代表性节点心理的外显。

《长城》中，电影的视角，转到了大宅内部，而进攻者成了丑陋的饕餮兽王，电影里的美丽女孩不再成为城外进攻者的目的，而成了守卫城防的力量。

张艺谋完成了从莫言《红高粱》开启的从攻城到守城的转变，也完成了从贱夫到老爷的升级。

过去他们以攻掠女人为业态，而今天，他们有了他们的锅碗瓢盆，有了他们的莺莺燕燕，他们的浅浅笑笑，他们要守住他们的后花园，但是当年他们进攻时的煞气，他们抹煞不了，互联网不一定有记忆，但看着他们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大众不会忘记。

至少大众没有从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获得过他们曾经有过的温润的人性的力量，看到他们曾经的对女人的怜悯与尊重，大众的记忆中，只有他们当年骚扰“围城”里的价值观的不择手段与忘乎所以，他们功成名就的价值观，提供不了大众所需要的心理慰藉。

这时候，他们留在大众印象中的文学作品的所有概念，就是那个撕毁《红灯记》中的革命者的女儿的耸人听闻，以及还要调笑一番画像中的女孩的生理特征的低级趣味。

当初他们攻掠的女人，现在已经转化成他们后花园里的女儿，成了他们的软肋，他们当年的矛依旧锋利，必定要殃及后院里的亲情肌体与胴体。

为了填补这个软肋，就必须充实后花园，提供足够多的后代，来加固后花园里的城防。这就是张艺谋急切地找一个女孩生孩子的原因。至少，张艺谋设立了多道的防线，足够抵挡一阵子了。

而贾与莫，城防有一点单薄了。抗不住“围城”外的声嘶与呐喊。

他们创造的文学作品的助威团，在这危急的时刻，却不能站出来，提供帮腔的助力，这都是因为他们年轻时把文学玩的太嗨了，嗨到他们只顺从自己的荷尔蒙与力比多的指挥，来激扬他们的文字，而没有冷静地用理性的温润的人性的文学之光，为他们的创作打造一批深入人心的形象，来为他们未来的守城保驾护航，为他们的桃花园里的软肋罩上镇岛之宝——“软猥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