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胡宗南有三条路可走：走第一条路可能授衔上将，走第二条路可能海外为王，他为何偏走第三条？

四川解放前，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起义前，曾派人劝说过胡宗南，结果胡宗南不屑一顾且有些恼火：“你们四川的大财主，哪个不是良田万顷、大厦千间？你们够得上共产党的革命吗？老实说，我胡宗南才真正够得上革命，抗战前后，我在西安跟共产党的代表常接触，我的生活作风跟他们一样，你们对共产党有我这样了解吗？”

这番话要是传到老蒋耳朵里，胡宗南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事实上胡宗南跟随老蒋去了台湾后，也确实差点被整死，四十六名“监察委员”联署弹劾文件可谓杀气腾腾，必欲置胡宗南于死地而后快：“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促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

“监察委员”笔笔如刀，要不是另有一百零八名“立法委员”及军政界人士联名为胡宗南“辩诬”，老蒋极有可能将胡宗南“明正典刑”或终生监禁，像孙立人那样多年不得自由。

那些“立法委员”还列举了胡宗南很多“罪状”，虽未明说他是“共谍”，但也对胡宗南在掌控西北并被称作“西北王”时与红军（八路军）作战时表现反常大加挞伐：从1949年不战而弃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宁甘马家军反攻咸阳，而使关中尽失；再到不救兰州，丢陕南，逃四川，成都被围，全军覆没，西昌挣扎，只落得只身逃台，“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

胡宗南差点步了李延年、李玉堂后尘，据说是有一个大律师（那律师曾为冈村宁次辩护）替他出头写“陈情书”，把胡宗南写成了郭子仪、岳飞、吴玠那样的“忠臣”，老蒋不想被评为赵构，自然只能刀下留人，但不知劫后余生的胡宗南有没有后悔：他在解放前至少有三条路可走，为何却选择了最危险也最没有前途的一条？

黄埔一期生中的“中将加上将衔”胡宗南，确实曾经是老蒋的嫡系，但也只是“曾经”而已，陈诚为了靠近老蒋可以休妻再娶，胡宗南却出“损招”拒绝了孔家小姐，曾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被俘时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孔祥熙的女儿非要和胡宗南结婚，可是胡宗南就是不愿意，直接拒绝又不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约孔小姐‘我们到饭店里吃点东西吧。’孔小姐如约而至，一看，是一个最脏最小的馆子，胡宗南还故意叫了两碗面条吃，搞得孔家小姐很不高兴。吃完面条，胡宗南又说‘我们去游游山吧。’山很高，孔小姐穿着高跟鞋，怎么在山上走呢？走到半截，孔小姐就发脾气不走了。回来后，孔家小姐果然不理胡宗南了，胡宗南的小计谋成功了。”

胡宗南更相信好朋友戴笠，所以娶了戴笠介绍的叶霞翟，如果只看沈醉回忆录，可能会以为胡夫人只是个军统女特务，事实上叶霞翟跟胡宗南结婚的时候，已经取得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当过成都光华大学、金陵大学教授了，该夫人学贯中西，既从事教育又进行文学创作而且著述颇丰，只是被沈醉“写小了”而已。

胡宗南当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朱绍良住在兰州，基本不太管事）的时候，手握实权的胡宗南驻节西安，军统局北方区（也叫北方局设）也设在在西安，文强和胡宗南都是戴笠的好友，所以两人也过从甚密，文强不插手胡宗南军队的事情（那是胡戴之间的默契），但私交很好，文强对胡宗南的评价也很高：“胡宗南对任何人也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不像戴雨农那样脾气暴躁。他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员，对人很平和，如果批评部下，也是很轻微地说几句。胡宗南这个人，依我看是个好人。”

文强在西安期间，跟胡宗南频繁交往，但并不负责调查地下党，他后来回忆起来也觉得有点可乐：“胡宗南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胡宗南一点也不知道，还送这两个人到美国留学。他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军需处长是共产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共产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几十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

胡宗南说自己“最像共产党”，不大可能不知道手下那么多人都是地下党，虽然他跟戴笠关系很好，却坚决拒绝在自己的军队中设立军统掌控的特务监察机关，而是自己搞了一套，这一点曾多次伺候胡宗南戴笠密会的沈醉十分清楚：当时凡属嫡系的军队或军事机关，蒋介石是不准有自己的特务系统的；戴笠知道了，也要千方百计地抢过去，而胡却仗着他和戴的关系可以例外。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文强参加过南昌起义，当过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领导过二十三个县的红色根据地，仅凭嗅觉就可能分辨出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但他跟胡宗南打了那么长时间交道，却半个字都没跟胡宗南提过，一方面可能是他也摸不清胡宗南的真实态度，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念旧情”。

不管怎么说，胡宗南身边有那么多地下党，在老蒋和一干蒋系监察人员看来，都是比较不正常的，事实上我方确实没有放弃对胡宗南的争取，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回忆：“董（必武）老说：‘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胡公冕在西北的往事——百岁老人彭猗兰的回忆》，这篇文章详细回忆了胡公冕四次策反胡宗南的全过程，以及当时胡宗南的态度： 第一次，胡宗南称“需要考虑”，有些动摇表现；第二次，胡宗南说“要再想一想”；第三次，胡宗南说“不能和彭德怀定城下之盟，让北平派大员来谈”；第四次策反时间是1949年9月，胡宗南败走太快，联络人员中途生病没有能追上，胡宗南也就错过了最后一次成为起义将领的机会。

胡宗南每次接待策反人员的的态度都有进步，甚至已经到了商谈具体细节的程度，这就是胡宗南在解放前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像陈明仁、曾泽生一样起义。

胡宗南曾经有望接老蒋的班，沈醉和文强在回忆录中都说胡宗南曾经是老蒋接班人选之一，但是小蒋回国，那些人都成了老蒋的弃子，胡宗南也开始跟老蒋产生矛盾，时任“四川省主席”的王陵基亲耳听到过老蒋和胡宗南在电话里吵架：老蒋命令胡宗南调一个军到重庆保护自己，胡宗南百般推诿，最后只派了一个师（还有人说是一个团）装样子，而且很快又调走了，这可把老蒋气得七窍生烟。

胡宗南保存实力而不愿意把精锐派给老蒋，也是有打算走起义之外的第二条路，这件事宋希濂在《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中回忆，当时他们是想把手头上的三十万军队都拉到国外，不再受老蒋掌控，这倒有点混江龙李俊海外称王的意思：在陕南、川北归胡宗南指挥的，有李文的第五兵团、裴昌会的第七兵团、李振的第十八兵团，总共有十二个整编军，胡宗南还背着老蒋自己扩编了几个军，“拉到滇西去，背靠缅甸，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万不得已之时，亦可退到缅甸去——缅甸没有多大军事力量，是挡不住我们的。”

胡宗南和宋希濂的如意算盘被老蒋无情打碎，胡宗南气疯了：“他在西昌时终日绕室彷徨，有时大笑，有时痛哭，常捶胸顿足，骂老蒋老糊涂。”

胡宗南第二条路走不通，却没有回过头去走第一条起义之路，可能是因为他当时手上已经没有多少本钱，就只能迫不得已走第三条路——跟老蒋去台湾，当刀俎上的鱼肉了。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这句话用在胡宗南身上或许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去台湾的高级将领，也不全是跟老蒋一条心，老蒋在台湾杀了、关了那么多人，却对胡宗南“免于议处”，应该是没有抓到可以置胡宗南于死地的证据，也就是说胡宗南并非地下党，他只是曾经有过起义的念头而已。

有人说胡宗南是地下党，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因为作为最早获得中将加上将军衔的黄埔一期生，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反蒋，他只是“接班无望”后想求个生路而已。

如果胡宗南走第一条路及早起义，后来授衔上将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胡宗南走第二条路跟宋希濂撤往缅甸，海外为王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没有坚决违抗老蒋的命令，最后军队被歼灭，不走第三条也不行了。

胡宗南没能及早起义，海外为王的希望也落空了，这两条路没走通，就只好在万般无奈之下走了第三条路，我们可以说他是穷途末路，也可以说他是另有所途，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胡宗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他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走通了，结果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