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差最后1%：中国跨越“高收入门槛”的优势、挑战和全球意义

导读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收入分类标准，中国距高收入经济体门槛仅一步之遥，如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决定未来走向的关键。中国具备创新生态、人才红利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三大优势，也面临内部发展不均与外部地缘政治压力的双重挑战。而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正将技术突破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证明科技领导力可以服务共同繁荣，而非沦为“零和”博弈的工具。中国的转型之路，或将为全球破解结构性挑战提供重要参照。

本文为中国观察智库独家约稿，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 者

覃筱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

吴文锋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文科建设处处长

今年7月1日，世界银行更新了2027财年的全球收入分类标准，将“高收入”标准设定为人均国民收入14375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4230美元，仍处于“中高收入”行列，但距离“高收入”门槛仅差145美元。中国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是如何实现这一步跨越——更重要的是，能否避免重蹈此前许多经济体陷入经济停滞的覆辙。

然而，从咫尺之遥到真正跨越，往往最为艰难。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迈入高收入行列，其余大部分则长期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在失去低成本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尚未建立起足以与发达经济体相抗衡的技术能力。要摆脱这一陷阱，仅靠资本积累远远不够，还必须完成从模仿到创新的根本性转变。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韩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宝贵的借鉴。1960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1200美元左右；到2024年，已跃升至3.3万美元。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2024》将韩国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三个“i”——从投资驱动 (investment) 到技术引进 (infusion)，再到最关键的自主创新 (innovation)。三星集团的发展历程，恰是韩国从技术追随者成长为前沿创新者的缩影：20世纪30年代，三星的主营业务还是面粉、果蔬等农产品贸易；到70年代前后，开始生产电视机等家电产品；最终发展为全球领先的消费电子与半导体制造商。其中的启示显而易见：技术引进只是过河的“桥”，自主创新才是真正的目的地。

今天的中国，正行进在这样一座“桥”上，而中国的体量之大，决定了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转型。三大结构性优势，为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中国已构建起全球规模领先的创新生态系统。2025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93万亿元，占GDP比重升至2.8%，较1995年的0.57%显著提高。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9月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在中高收入经济体中位居第一；专利申请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并拥有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的24个，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首次名列榜首。

图片来源：新华社

这些成就正日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竞争优势。据估计，2025年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已占全球总产量的近75%；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也已成为全球电池和电动汽车市场举足轻重的参与者。这一切早已超越低成本组装的层面，其背后折射出的，是高附加值的工程能力、深度的供应链整合，以及持续不断的技术迭代。

其次，中国正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222万人，其中超过500万人为理工科毕业生；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4年。目前，全球顶尖人工智能 (AI) 研究人员中约有一半毕业于中国高校。正是凭借这一庞大的工程师与研究人才储备，华为等中国企业即便身处外部压力之下，仍能持续加大在5G、AI和芯片设计等领域的投入。前沿领域的创新，本质上是一场人力资本的博弈，而中国目前的人才培养规模，是任何其他国家都难以企及的。

第三，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创新提供了绝佳的“试验田”。依托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中国的新技术商业化应用速度远超他国。比亚迪推出一款新型电池，可以依托规模超越欧盟的本土市场完成产品的迭代与优化；字节跳动上线一项新的AI功能，数周内即可触达数亿用户。这种“以规模促学习”的优势，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更大的用户群体产生更多数据，更优质的数据驱动产品迭代，更完善的产品又吸引更多用户。

图片来源：新华社

但是必须清醒看到，仅凭这些优势还远远不够。历史表明，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本身就是一次艰难的转型；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更是韩国等此前成功转型的经济体从未遭遇过的。

从内部看，中国的体量超大、复杂性极高。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本分布不均：既有深圳、上海这样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也有仍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的内陆省份。在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经济体中，沿海创新集群的成果难以自动向内陆扩散。面对如此巨大的地理、经济与发展差距，如何有效统筹资源，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治理难题。而要构建一体化的国家创新体系，首先必须持之以恒地缩小这些内部发展鸿沟。

从外部看，中国承受着沉重的地缘政治压力。在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同时，全球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地缘政治摩擦不断升温，针对先进半导体、AI芯片等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日益收紧，加之全球供应链加速碎片化，这一切都让技术升级之路愈发艰难。可以说，中国当下所处的外部环境，与许多经济体在早期工业化阶段所面临的情况已截然不同。

也恰恰是因为存在这些制约因素，中国的创新成果才愈显意义非凡。在克服内部发展差异与外部地缘政治孤立等多重挑战之后，中国的技术突破正日益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在生物技术领域，华大基因已将基因测序成本降低了数个数量级，让精准医疗得以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了多项里程碑式成果，有力推动了全球科研合作；在商业航天领域，星际荣耀、星河动力等企业正在研发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有望大幅降低卫星发射成本，让那些原本因门槛过高而无缘太空经济的国家得以入局。这些成果所体现的前沿科研与深度工程能力，已非其他国家所能企及。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与其他科技强国的真正分野在于：它主动选择与世界共享技术成果，而非将其据为己有。在2026年上海全球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重申了对开源创新的承诺，并宣布了一系列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AI能力的举措，确保“全球南方”不在新一轮AI革命中掉队。这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原则立场——科技的发展理应造福全人类，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特权阶层。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一原则：承诺在五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5000名AI专业人才，致力于投资当地的本土能力建设，而非单向攫取人才。与此同时，中国还提出了一个以数据主权和伦理标准为核心的全球AI治理框架，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替代方案，扭转了以往西方主导模式将它们边缘化的局面。百度飞桨和阿里巴巴魔搭等平台，向开发者开放AI框架、模型与开发工具，降低了技术门槛，让新兴市场的开发者得以更广泛地参与全球AI生态。

中国将包容性发展置于其创新战略的核心，这充分表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既有能力，也有担当，去肩负推动全球共同繁荣的国际责任。

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如何将庞大的人口规模转化为丰厚的人力资本储备，如何在多层级城市中培育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如何将科技领导力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而非“零和”博弈的武器。在世界各国仍在探索各自发展道路的当下，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历程，或将为全球破解结构性难题、实现共同繁荣，提供一个极具价值的参考范本。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

本文英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A road out of middle-income trap"，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杜娟 付晓雅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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