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遗民对崇祯评价极低，康熙、乾隆却拼命给崇祯洗地｜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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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血渍衣襟诏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此时天帝方沉醉，不觉中原日月亡。”这是王誉昌《崇祯宫词》之一首，咏1644年崇祯自缢于北京万寿山事。[1]《宫词》凡一百八十六首，写成于1691年。[2]其时满清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已经稳固，而北京银泉山里崇祯的陵墓亦早已“茅塞榛荒，寂不可堪”[3]。王誉昌以崇祯的“身殉宗祧，为四千年之仅事”，于是综合崇祯“十七载之旰食宵衣”，发“暮年辞赋”[4]，对于这位末代帝王的遭遇，再三嗟叹而咏歌之。

清初诗人对崇祯帝的怀念与同情是相当普遍的。[5]他们怀念崇祯，也就是他们对故明的系恋。在异族的统治之下，甚至一般民众也追念先朝。我怀疑当时流行于福建沿海地方的太阳教，便是以“大明”和“崇祯”为崇拜对象的。因为该教的经典《太阳经》里说，“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点香灯”[6]，太阳是万光之源，隐指“明”朝；而“三月十九”，正是崇祯的忌辰。如果这一推测正确，则崇祯以一个末代帝王而得享民间如此的崇祀，恐怕是国史上仅有的事了吧。[7]

但是在清初的明遗民中，除了那些感慨故国之诗人群，尚有为数不少对国族朝代兴亡与政治制度演替关心的史家，在理性的一面，他们对明亡的事实与崇祯帝又有不同的评价。我们概称他们为“遗民史家”。在他们私修的明史著作中，这些遗民史家却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得体无完肤。

二、明遗民史家对崇祯的评价

在明遗民史家私修的明史著作中，崇祯被肯定为一个“独夫”、“暴君”。这些史家认为崇祯“好自用”，却“无知人之识”；他不听谏言，而且“喜迎恶咈”，大臣所说的话，“一言不合，非杀即贬”；虽然他登极之初便诛魏忠贤，但后来却重用宦官，任由这些“内珰播弄于大臣之间”，以致造成朝廷里朋党阿附的局面；他又“刻于理财”，不但对一般人民剥削，甚至厉行“捐助”于臣属之间。

总括来说，遗民史家认定崇祯“虽非淫虐如隋，非昏懦如平献恭昭”，但终不免落得“亡国之君”的下场，这完全是他本人“咎由自取”。

对崇祯这样概括性的批判，在清初私修的明史著述中俯拾皆是。如夏允彝的《幸存录》里便说：

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称用。而每当大举措，则内珰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若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揆之趋向，亦似为所阴移而不觉者。[8]

查继佐《罪惟录》里说：

帝勇求治，……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亦或宁自盖。而坚任内侍，益灰豪杰之隐。[9]

张岱《石匮室后集》里也说：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只因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10]

对崇祯作严厉而最有系统性的抨击，则莫过于谈迁的《国榷》。此书以编年体记有明一代的史事[11]，于崇祯一朝事实记载独详[12]。而谈迁对崇祯的攻击，则不仅如夏允彝、查继佐、张岱那样的概括，且胪列了史事为证，逐一批评了崇祯。以下列举一些较重要的例子，并类别之为三。

1.崇祯不听臣下谏言

《国榷》卷九十五记崇祯九年（1636）四月，御史詹尔选在廷上面折崇祯屡行捐助一事[13]，崇祯怒不可禁，声色俱厉。但尔选“侃侃数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听臣，事尚可。即不听臣，亦可留为他日之思”。崇祯“益怒，欲下之狱”。后得阁臣申救，始以削籍了事。谈迁就此事肯定崇祯不是一位“愎谏之主”，说他“圣明英露，喜迎恶咈”。后二年，黄道周以直言见忤于崇祯，谈迁又提到尔选的事，并说：“人主之威，犹雷霆也。人臣召对，往往十不达一。伺指望色，茅靡波随，比比然也。先帝天性严重，詹尔选危于前，黄道周见于后。”[14]

2.崇祯刻于理财而又爱名

谈迁论崇祯屡行捐助一事，批评崇祯误以“诸臣之自急公，而要非诸臣意也”，并指出明朝官吏“俸薄，割养廉之需以填巵漏，何异毫末。且苞苴干没，朘削攘夺，互登其毒。民寒伤国，大盗日拱手而睨其旁”[15]，到崇祯屡下罪己诏，申说其爱民之心，谈迁又批评这些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国榷》卷一百引崇祯的最末一次罪己诏附有这样一段议论：

当其时民莫苦于横征，率空言而无指实。朝廷好负人，亟则引咎，缓则反汗，愚夫习而知之。……倘即减今岁田租之半，躬阅内府，尽出其所有金币珠玉等，尺寸毋少靳，明示吏民以充禄饷。诛一二掊克之吏，锐意更始，而吏民不为感动者，未之有也。[16]

就谈迁看来，崇祯在罪己诏中所说“减膳”和“撤乐”，无非是他“汲汲要誉”的手法。《国榷》卷九十九记崇祯“屏金银，用铜锡木器”，并“命文武诸臣各省约”，便评论崇祯此等政策纯是为沽名钓誉的。[17]

3.崇祯重用宦官

崇祯之任用宦官，极不为遗民史家谅解。谈迁屡就此事批判崇祯。如《国榷》卷九十七述论崇祯十三年（1640）诏撤各镇的宦官一事：

内臣出镇，掣任事之肘，隳庶吏之心，此悊庙时秕政也。先帝最严察，再遣再撤，非不知神丛难借，乳虎难驯，直谓三尺在我，此曹亦何能焉。其信外臣不如信内臣也。遣示权，撤示断，虽未易窥测，终为内臣所用矣。[18]

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召太监曹化淳守城，谈迁复就此事批判崇祯重用宦官的政策，并引用杨士聪的话来支持他的意见。

杨士聪的《玉堂荟记》首先指出崇祯在位十七年中，一连选了三次“净身男子”来充当内侍，这和崇祯朝以前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杨士聪说自辛丑[1601年]以后，明室二十年不选净身男子。）结果崇祯宫中多了一万多宦官，增加了一大笔费用（每月米增三万二千石，每年靴料银增五万两）。而崇祯不但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使政权旁落于宦官的手上，终导致明室的灭亡。《国榷》引杨士聪的评论说：

先帝既以独断诛魏忠贤，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谓此由我操纵。故厌薄朝臣，则以中官参之，有时撤回，以明驾驭之在我，而不知此辈如毒药猛兽，未有不终罹其祸者也。故天下之大患，伤于有所恃，中于有所忽，而败于有所狎。[19]

及崇祯自缢于煤山，谈迁再三慨叹，说“帝宠信常寺，竟同[宦官]王承恩对缢”[20]，很明显地指出明之亡与崇祯的下场，完全是崇祯一手造成的。

三、明遗民史家批判崇祯的解释

明遗民史家对崇祯“鞭尸”的问题，在清初便有人作过解释。王世德的《崇祯实录》自序里说：

呜呼!从来死国之烈，未有烈于先皇，殉国之痛，未有痛于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丧心之徒，自知难免天下清议，于是肆为诽谤。或曰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贪财惜费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举亡之咎归之君，冀宽己误国之罪，转相吿语。而浅见寡闻之士，以为信焉，遂笔之书而传于世。[21]

王世德的话进一步指出了清初私修的明史中普遍地批判崇祯的事实。但王氏对此一事实的解释却未免失之武断，而且太低估了明遗民史家的史识。

他所说的“一二失身不肖丧心之徒”，显然是指仕清的明臣。遗民史家中确有与此辈往来者，如吴炎即曾致书钱谦益[22]，向他请教有关明朝史料的问题；谈迁亦曾在北京与吴伟业、霍达和曹溶等讨论明末的史事[23]。但若说这些“失身不肖丧心之徒”如何影响吴炎和谈迁对明史的意见，却是缺乏证据的。

像张岱，则不但于明亡后便归隐湖山，而且自序所著的史书说：

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24]

况且，如果像王世德那样把谈迁、张岱和查继佐等明遗民史家都目为“浅见寡闻之士”，而解释他们对崇祯的评价为“诽谤”，恐怕不是治明清之际历史的学者所能接受的吧。

照我的意见，明遗民史家对崇祯的批判必须从清初的政治思想中去解释。

清初的明遗民，目睹异族入主中原，身受亡国的惨痛之余，对明亡的原因作了彻底的检讨。这些检讨的结果，使他们普遍地对明代的君主独裁制度起了极大的动摇心。而他们对君主权力的态度遂始而怀疑，进而抨击，终而对君臣的观念追求新的定义。

像黄宗羲和顾炎武，都是这个新风气下的代表人物，而他们对君主独裁制度的抨击，以及他们的“天下之权，应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张，亦是治清初思想史的人所熟知的，不必在此赘论。[25]即使在当时和后世都较不知名的唐甄，也和黄、顾的见解相同。近人侯外庐指出唐甄“亦追求君主制度的道理，他把‘专制’之名用‘势尊’二字代替，来讲出一番惊人的议论”：

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尧舜之为君，茅茨不剪，饭以土簋，饮以土杯。……无不与民同情也。……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君，聋于民矣，虽进之以尧舜之道，其如耳目之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容失色，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臣日益疏，智日益蔽。……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势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地之下。古之贤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妇皆不敢陵；不必师傅，郎宫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贤，闾里父兄皆可访治。……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是乃所以为尊也。[26]

唐甄论“人君高居，而不近人”，“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以及“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归之”，和遗民史家的攻击崇祯独夫之说，其理论是一致的。而他所说为君者的孤立，以至“公卿大夫，罕得进见，变容失色，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则不啻是明代诸帝对待朝臣的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唐甄以“势尊”二字来代替“专制”以批判君权，和清初一遗民僧以禅机来解说君臣之道，方法虽异，目的则同。《五灯》全书卷一〇八《吉州青原啸峰大然禅师传》里说：

元宵。僧问……如何是君？师（大然禅师）曰：星中月最尊。问：如何是臣？师曰：日下捧红云。曰：如何是臣奉君？师曰：众星皆拱北。曰：如何是君视臣？师曰：无水不朝东，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师曰：云从龙，风从虎。

大然禅师俗名倪嘉庆，历官崇祯、弘光两朝，明亡后削发为僧。[27]他所说的“星中月最尊”和“日下捧红云”，暗藏“明”字，显然是不忘故国之意。以下论“臣奉君”、“君视臣”和“君臣道合”等问题，则是他对君臣关系的看法。虽然出之以禅机，他的主张基本上是和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攻击君主独裁的理论相同的。

从以上的几个例子看来，可见清初明遗民对君权的抨击以及他们对君臣观念的重新估价是极普遍的现象。遗民史家之攻击崇祯，实在是这个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部分。

他们之攻击崇祯，与其说是攻击崇祯本人，毋宁说是攻击崇祯所代表的那种君主独裁制度。他们指斥崇祯独夫，并肯定崇祯“好名”、“贪财”、“不听谏言”和“信用宦官”为明室灭亡的因由，和当时的遗民思想家的政治理论是不谋而合的。

所不同者，只是黄宗羲、顾炎武和唐甄等人从理论上去分析君主专制的弊害，而遗民史家们利用历史实例来确定君主独裁的后果而已。

和遗民史家对崇祯的评价持相反意见的是清初诸帝和他们的御用史家。这些人对崇祯的维护进一步肯定遗民史家批判崇祯的原因。

四、清廷对崇祯及明代诸帝的维护

崇祯死前一句“皆诸臣误朕”的话[28]，很博得取代了明朝的征服者的同情。李自成登极诏里便说：

君（崇祯）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29]

清初诸帝对崇祯更是维护备至。康熙首先指出遗民史家所持“崇祯为独夫以致明亡”一说的不妥当，而确定帝王的乾纲独断是一件好事。他说：

明代诸帝，乾纲独断，而权奸不敢上侵，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30]

康熙也不同意“明亡于崇祯之信任宦官”的说法：

崇祯之铢锄宦官，极为善政。但谓明之亡于太监，则朕殊不以然。明末朋党纷争，在廷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门户胜负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国祚之颠覆，尽委罪于太监耶？[31]

康熙承认崇祯“乾纲独断”，但却不以为这是明亡的原因；他也不否认崇祯晚年重用宦官的事实，但却否认宦官足以亡国。就他看来，明亡的原因是朋党而崇祯罪不与焉。这个说法和遗民史家的持论是针锋相对的。

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完全承袭了康熙的意见。《明史·庄烈帝本纪》凡二卷，但对遗民史家所指出崇祯的种种“失政”却只字不载。《本纪》末附的赞，全文说：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而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制置乖方，诈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迄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32]

这篇赞无疑是清廷对崇祯的“官方评论”。细读之下，可见满清对崇祯是褒多于贬的。就清廷的观点看来，崇祯是一个“慨然有为”之君，在位十七年中，无时不“殚心治理”；明亡的主因，在于将骄卒惰，崇祯之任用宦官，只是明亡的次要原因而已。

然则，崇祯何有于满清而博得这样的维护?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康熙之极力主张明亡于朝臣的党争，和康熙中的南北党争有关。所谓“借古讽今”，康熙实际上是以明末史事来训诫他自己的大臣。

更重要的是，康熙之所以维护崇祯，其目的不在于维护崇祯个人的人格与才能，而在于维护崇祯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其道理和遗民史家之所以攻击崇祯是相同的。以下试举一些例子说明。

康熙对崇祯和其他明末君主的政治才干是很轻视的。他曾说：“明末之君，多有不识字者，遇讲书则垂幔听之。”[33]但一涉及这些君主所代表的君权，康熙便要极力维护。因此，他否定崇祯以一帝王之尊应负亡国之责，而且称颂明代帝王的“乾纲独断”，视之为明代规模超越汉宋的原因。他又曾这样敕谕修《明史》诸臣：

正德实录载午朝罢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传旨诘问，百官皆跪于丹墀。时仆而暴死者数人，喝而病者尤众。夏日虽天时炎热，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间将士，每披坚执锐，勠力于烈日之中，未闻因暑而致死，岂朝堂之上，病喝若斯甚耶？[34]

康熙表面上对《正德实录》怀疑，实际上他是有意替明代的君权辩解。他把朝臣对炎夏的抵抗力来和“勠力于烈日之中”的“行间将士”相提并论，而企图否定《正德实录》所载明武宗虐待朝臣的史实，其辩解的方法固然不合常理，但是他维护君主尊严的本意却是用心良苦的。

乾隆也曾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所代表的君主独裁制度。《明史》修成后四十年，乾隆下谕明令馆臣把《英宗本纪》作若干补正：

兹阅所进签之英宗本纪，如正统十年，巡抚福建御史汪澄弃市，并杀前巡按御史柴文显，同时杀两御史，而未详其获罪之由，不足以资论定。又土木之败，由于王振挟主亲征，违众轻出，……致英宗……陷身漠北。乃纪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语，尤为疏略。[35]

乾隆要史臣补载汪澄及柴文显等被杀之由，无非在表明君主不会无故杀戮大臣；又要补记宦官王振挟主亲征的事实，意在替明英宗推诿军事责任，以维护帝王的尊严。两事合观，乾隆维护的用心可见。

五、结论

国史上历朝的末代帝王，总是惯例地被新兴王朝攻击一番。自《书经》和《史记》把夏桀和商纣描写成典型的“亡国之君”，唐代以来的官修史书，便一贯地利用这个“桀纣”的模型，套之于末代帝王的身上[36]，以表明新兴王朝的“天命攸归”。像《隋书》里的隋炀帝和《元史》的元顺帝，都是明显的例子。而崇祯以一末代帝王，却得新兴王朝的维护，而反被自认为忠于明朝的遗民史家所攻击，这无疑是史学史上仅有的例外。

清廷维护崇祯，自与清承明统的特殊历史情况有关。因为满清入关，其理由是“为大明复仇”；多尔衮攻下北京后即为崇祯发丧建陵，典礼优加，这固然是笼络人心的手段，也是满清向天下表明大明是亡于流寇的手上。

清代的继承明统，既然与汉唐的取代秦隋不同，满清也就无须以崇祯的“失德”为理由来替新政权辩护，而官修明史中的崇祯，也就不必是前史的“亡国之君”了。

更重要的一点是：清代以前的史家，视历来的“末代帝王”为“失德”的统治者的具体代表，而在清初人的眼中，崇祯所代表的却是一种中央集权、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清廷要维护此一制度，故不惜维护此一前代帝王，而明遗民史家因反对此一制度，乃不得不把他们的先帝“鞭尸”。因此清初对崇祯评价的相歧，其实是对君权问题的一场争论，和双方对崇祯在情感上的怀念和同情是无关紧要的。

近人黄濬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记乾隆盗明陵大木的传说曰：

相传乾隆坏明陵飨殿，取其大木为宫室。一日戏问侍臣：掘墓何罪？答：见骨当斩，不见骨发遣。帝答曰：吾其以江南为配所矣，遂再幸江南。此虽委巷谰语，然可征当时盗用明材传说之不能掩。[37]

如果清帝盗用明陵木材的传说是可信的话，那么他们借修史之名来维护明代诸帝的居心便更可想见了。

至于遗民史家们，虽然在私修的历史著作中猛烈攻击崇祯，但他们对崇祯本人却是怀念不已的。著《国榷》的谈迁于1654年游北京崇祯的陵墓后，留下了以下一段动人的记述：

己未，霁。欲觅驴游陵。逆旅问谁为陵者。曰：银泉山，盖往闻先帝葬银泉山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驴为。啜面而行。……出西门，……久之，度可六七里，问程焉。曰：未已也。悔为逆旅所卖。……屡迷屡问。偶从一梓人渐及西红门，有老阉策杖而下。梓人指曰：此守思陵许公也。杖者问余何往。曰：银泉山。曰：银泉山芜甚，何往也。余不解其意，别而前。自西红门数百武，黄屋在望，甚俭。稍西北，丹楹碧瓦，松楸沉沉也。余越黄屋而过之。问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祯皇帝葬处，余愕然，仰黄屋之额，果思陵也。亟反步，披莽棘，抵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丈门有二尺。左右各户而钥其右，为雪涕叩阶下。念重趼至此，咫尺不及详五步之内，岂吾固有所恨耶。仍雪涕叩而退……亡何，陵户启钥。垣以内左右庑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怀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讫，循壁而北。又垣其门，左右庑如前，中为碑亭，云怀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展拜讫，出，进北垣。除地五丈，则石坎，浅五寸，方数尺。焚帛处，坎北炉瓶五事，并琢以下。稍进五尺，横石几，盘果五之，俱石也。蜕龙之藏，涌土约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枣数本，即求啼鸟之树，泣鹃之枝，而无从也。生为万乘，殁为游魂。又展拜，泣不自禁矣。[38]

那一年谈迁已六十二岁，还在北京搜集材料。以一垂暮的老翁，步行去找“先帝”的陵墓，“屡迷屡问”。及至思陵，则“雪涕叩阶下”再三，“展拜”再三，终而“泣不自禁”。可见谈迁对崇祯的情感是浓厚的，这和满清统治者对这位前代之主(以及他的先祖）的陵墓的冷薄，恰成一强烈的对照。

谈迁的《游思陵记》借一守陵太监的话，把清廷对明十三陵的刻薄政策一一道出：

顺治二年，始春秋祭羊豕。凡十三陵，而定陵不与焉。各陵祭田六顷，奉祠太监二人，陵户八人。顺治六年裁。止田一顷，收才十缗。以祭不赡，诉之州大夫。大夫曰：虽不祭，亡害。吾曹惧违清朝之令德，于是清明、霜降二节，具羊豕合祭于红门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节，各素祭，荐酒一巵。望、朔二十钱，燃寸烛，献茶三瓯。崇祯家老奴不过如此。余听之泣下。[39]

四年之内，祭田从六顷减为一顷，以致思陵“祭不赡”，无怪谈迁“听之泣下”。而《明史·庄烈帝本纪》赞里所说清廷对崇祯“典礼优厚”的所谓“圣朝盛德”，原来只不过是一顷祭田而已。

后记

此文写成后，得读近年出版姚雪垠著《李自成》（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该书上册“前言”里论及崇祯，有这样的几句话：

关于崇祯的亡国，不但明朝的遗民，而且整个清代的封建士大夫中评论他的时候都对他抱有同情。（页27）

姚雪垠这段话是有待修正的。

1978年岁暮记于爱荷华州古兰侬镇，原标题《从明遗民史家对崇祯帝的评价看清初对君权的态度》

注释：

[1]本文初稿曾在台湾大学文学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办之“清史档案研讨会”上宣读（1978年7月4日，台北）。改写期间，承耶鲁大学余英时教授、郑愁予先生，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黄彰健先生，及克利夫兰博物馆何惠鉴先生提供意见，谨此致谢。

[2]《崇祯宫词》（《昭代丛书》戊集），自序，页1下。

[3]谈迁：《北游录》（北京：中华书局，1960），页69。

[4]《崇祯宫词》自序。

[5]如陈子升的《崇祯皇帝御琴歌》（《东洲草堂集》卷七）和吴伟业的《琵琶行》《宣宗御用金蟋蟀盆歌》（《吴词集览》卷四），都是较显著的例子。

[6]此教今尚流行于台湾。我于1978年夏曾游台北市郊内湖的“太阳堂”，其供养奉者即“太阳神”。这里所引用的《太阳经》，即承该堂所赠。至于该教在清初的传布情形，尚待进一步考证。

[7]关于清初民间反清复明的会社，参阅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收入《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复印本）；佐佐木正哉：《清末の秘密結社》（东京：岩南堂书店，1967），前篇第一章，“天地會傳承の考察”。

[8]夏允彝：《幸存录》（《明季稗史汇编》本）卷下，页11—12。

[9]查继佐：《罪惟录》（《四部丛刊》本），《本纪十七》，页46。

[10]张岱：《石匮室后集》（上海：中华书局，1959），页41—42。

[11]参阅吴晗：《谈迁与国榷》，收入谈迁：《北游录》（香港：龙门书局，1969）。

[12]根房兆楹先生的统计：195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刊的《国榷》标点本，崇祯朝共占833页（平均每年46.3页）；崇祯以前的二百六十年，只占5384页（平均每年20.7页）。和1940年的《明实录》比较，《实录》记崇祯朝者凡3册（平均每年0.18册），而崇祯以前则共497册（平均每年1.5册）。房先生的统计，证明了《国榷》于崇祯一朝史事，记载独详。见房先生撰：“Tan Ch’ien”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II, pp.1239-1242。

[13]谈迁：《国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页5740—5741。

[14]《国榷》，页5816。

[15]《国榷》，页5741。

[16]《国榷》，页6026。

[17]《国榷》，页5998。

[18]《国榷》，页5859。

[19]《国榷》，页5859。

[20]《国榷》，页6040。

[21]引自谢国桢：《晚明史籍考》（北平图书馆，1932）卷四，页30上。

[22]吴炎：《吴赤溟先生文集》（《国粹丛书》本，1906），《上钱牧斋书》，并《附钱牧斋复书》，页33—36。

[23]孙克宽：《谈迁与吴梅村》，《大陆志》第50卷第3期。

[24]张岱：《琅嬛文集自序》，引自《晚明史籍考》卷一，页5上。

[25]参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7），第二、四两章。专论黄宗羲者，参阅谢国桢：《黄梨洲学谱》（《国学小丛书》本）；高凖：《黄梨洲政治思想研究》（台北：中国文化研究院，1967）；W. T.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A Seventeenth-Century View,”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63-203。专论顾炎武者，参阅谢国桢：《顾亭林学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Willard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86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 (1968), pp. 114-156; 28 (1969) ,pp. 201-247。

[26]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重庆：生活书局，1947），上册，页335。

[27]《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05册，页20，引《镇江府志》。

[28]《国榷》，页6044。

[29]转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页2。

[30]引自刘承干：《明史例案》（台北：世界书局，1961）卷一，页5。

[31]《明史例案》卷一，页4。

[32]《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册，页335—336。

[33]《明史例案》卷一，页6。

[34]《明史例案》卷一，页4。

[35]《明史例案》卷一，页9。

[36]参阅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in Arthur F. Wright, ed.,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7-76; Hebert Franke, “Some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Oriens, 3 (1950). pp. 117-120。

[3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香港：龙门书店，1965），页353。

[38]谈迁：《北游录》，页68—70。

[39]《北游录》，页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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