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族开始算“带孙费”的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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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贾宁排版| 沐言

第 9752篇深度好文：4106字| 17分钟阅读

最近一段时间，你大概率在某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刷到过这样一则消息。

“老人每周带娃不少于20小时，可领国家补贴”“国家基础补贴每月300元，地方最高再发800，不看户籍按月发放”……

尽管各地官媒和卫健委已经辟谣过好几轮，明确告知这是“无来源、无文号、无落款”的“三无政策”，但诡异的是，“隔代照料补贴”的谣言像野草一样，删了一茬又长一茬。

上个月，小磊刷到一条“老人带娃能领钱”的短视频，顺手就转进了家族群。他和妻子工作太忙，67岁的母亲专门从老家赶来广州帮忙带孩子。可老人家人生地不熟，除了接送孙子，几乎不怎么出门，嘴上总念叨着想回老家。

“要是真能多领几千块，好歹能让她心里舒服点。”小磊这么想着，还把截图存下来，打算替母亲去社区问问。结果工作人员告诉他：假的。

直到现在，谣言依然在社交平台上有零星转发。不仅有人拨打12345热线去咨询，还有老人跑了好几趟居委会想去登记，甚至在相关视频的评论区里，还会冒出一些揣测：国家是不是在借此，试探风向？

一个被证伪的谣言，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相信？

因为“带孙每月能领钱”这个假新闻，实际戳中的是老年人内心隐秘的渴望，以及中国家庭在育儿压力下，对于“被托举”的集体期盼。

一、老年人才是带娃主力军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已近十年，三孩政策也已实施逾五年，但当舆论仍在热议“生不生”时，一个被忽略的现实是：中国的孩子，绝大多数都离不开家中老人的参与抚养。

国家卫健委2018年流动人口报告显示，中国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2.47亿流动人口的7.2%。而他们中近半数人漂向城市的理由，便是替子女扛下带娃重担。

韩阿姨就是“老漂带娃”大军中的一员。她的儿子儿媳在金融行业，收入不菲却常年出差，老两口没办法只能从老家来北京带孙子。除了日常的照看孙辈外，自己还要从头学用手机、挤公交，生活中也常有代际摩擦。

“过去围着孩子转，现在围着孙子转。我们这代人，一辈子都在为孩子活着。”她说。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像韩阿姨这样的“老漂族”出现在北上广深。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数据显示，上海0—6岁孩子的隔代养育比率高达88.9%，近半数“独生父母”家庭完全依靠祖辈照料孩子。

而在广大的农村，老人的隔代抚养更是一种被动承担。

民政部2016年调研结果披露，65.7%的留守老人曾经或正在承担隔代监护，其中14.4%的老人在履行监护职责的同时，未获得来自儿子的任何经济支持。

他们靠务农、零工和城乡居民养老金，默默填补隔代抚养的账单。

无论是随子女漂向城市的“老漂族”，还是在农村照顾孙辈的留守老人，他们都是整个中国育儿体系里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间接托举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劳动力供给。

早在20年前，南卡罗来纳大学学者MerrilSilverstein基于安徽农村的一项调研，系统追踪了祖辈照料与子女外出务工之间的关联。他们明确指出，在中国，“祖辈照料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促成者，尽管这种作用往往是间接的，且未被充分承认的。”

研究表明，隔代抚养虽然使老年人劳动参与率降低18.9%，每周劳动时长缩减19.5%，但显著提高了成年子女的劳动供给，特别是中青年女性的全职就业。

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走进工厂与写字楼，汇成了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洪流。

甚至今天多数家庭的生育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人们是否愿意继续“上岗”。

上海市妇联2021年基于育龄家庭的调查显示，祖辈能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下，42%尚未生育孩子的家庭确定未来三年生育，这一比例是不能提供隔代照料家庭的2.8倍。

一名老人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就提到，“女儿是等我退休了才敢生孩子的。”

三、60后“新老人”，不想免费带孙了

围绕隔代抚养，前20年的公共叙事是“奉献”；而在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开始向自己儿女索要一笔名叫“带孙费”的钱。

2023年，四川广安的段阿姨一纸诉状把子女告上法庭。原因是自己照看孙女六年，原本约定每月2000元生活费，女儿女婿却分文未给，自己多次讨要只换来了一句“再等等”。

法院最终判决，女儿、女婿向段阿姨支付8.25万元“带孙费”。

类似的案例还发生在上海。2024年，滕老伯夫妇向儿子儿媳开口要90余万元——大孙女养了8年，费用88万元；小孙女照看了3年，要价8万元。

上海静安法院审理后驳回了诉请，认定这是“基于亲情、习俗的自愿帮助”。

判赔也好，驳回也罢，我们暂且不在这里讨论“带孙费”的合理性，而是想透过这些对簿公堂的个案，看见当下中国老年群体正在发生的深层转变。

2016年，全国12城市的调查数据显示，若父母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双方老人都不愿意带的比例达到35.7%。

《探索与争鸣》2017年发表的调研访谈同样写道，10个家庭中有7个家庭的祖辈，曾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子女表示“不愿再带孙辈”。

特别是处于退休前后的60后“新老人”，似乎不再无条件接受所谓“亲情帮扶”。于他们而言，“含饴弄孙”不再是晚年唯一选择，退休生活是求学、旅行、养生、专注自我的新起点。

据《新周刊》报道，61岁的卢奶奶是广州纺织厂退休工人，当儿子提出请她照看2岁的孙子时，卢奶奶拒绝了：“一怕带不动，二怕带不好。”

而在此之前，卢奶奶的晚年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加入老年舞蹈队，每天上午去珠江边和老姐妹排练，再坐40分钟公交到荔湾区喝早茶。在她看来，人老了就该享受自己生活，带孙是选择，而不是义务。

另一方面，现在的60后群体大多有稳定退休金，没了房贷压力、生活相对宽裕，让他们有了拒绝“带孙”的现实底气。甚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老人越“硬气”。

比如，北京和上海不愿意帮子女带“二孩”的老人比例逼近49%。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曾指出，隔代抚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代际交换劳动”，领取养老金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隔代抚养参与率。

因此，在帮助子女分担育儿压力时，这批“新老人”更愿意“出钱”，而非“出力”。

四、老年人的“隐性劳动”，需要被看见

尽管社会风气和群体观念在变化，但在各种客观现实面前，老年人仍是现阶段中国育儿体系的“承重墙”。

他们用本就不多的养老金，默默填补奶粉、早教等育儿支出的缺口，补贴子女的小家庭。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他们还补足了公共托育的缺口，释放了更多社会劳动力，却长期游离在薪酬与保障之外。

比如，国内老人的隔代照护劳动，在制度之内并没有受到保护。

民法典第1088条确立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承认婚姻中的抚育劳动可以“计价”，这是观念进步。但法律只清算夫妻之间的账，代际之间的账，至今还没开这个口。

回到一开始“带孙费”，即便在司法层面，祖辈的照护劳动也只是在“合同纠纷”的框架下被有限承认，而非作为一项基本劳动权利被尊重。

另一方面，我们真正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一个社会的育儿重担，最后总是滑向家庭的最末端，落在那些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身上？

有研究指出，隔代抚养的出现，部分源自当前公共儿童照料资源供给少。2024年国务院报告显示，全国超过三成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有送托需求，但实际入托率仅为7.86%。

相比之下，2018年OECD国家平均入托率为33.8%。

公共托育缺位，民办托育更是“托不起”。2023年全国民办托育机构占全部托育机构的89.5%，平均收费1978元/月，一线城市在5500元以上。

对于不少家庭而言，托育费用占到家庭收入的30%以上，已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隔代抚养现象，更像是社会多重压力下的系统性代偿。当市场化托育成为奢侈品，公共托育服务又迟迟不能兜底，家庭只能向内挖掘劳动力。而老年人往往是最有性价比、也最容易被透支的资源。

他们的隐性付出应当被公众看见，更需要被制度体系、社会保障所承接。

又或者用未来的养老钱，为隔代抚养买单。英国政府就规定，祖父母照顾12岁以下的孙辈，可以申领“指定成人儿童保育积分”，直接计入基本养老金。多带娃一年，退休后每年可多领约330英镑养老金。

除此之外，社会认知上承认隔代抚养的专业价值也同样重要。日本埼玉市就曾开设“孙辈照顾课程”并分发《祖父母手册》，以社区赋能的方式承认老年照护者的专业价值……

从东亚到欧洲，政策虽然形态各异，但认知却是一致：隔代照护不只是家庭的私事，而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如果老人不做，国家就要用更昂贵的公共托育来填补；如果老人做了，社会就应当给予对价，而非将成本无限转嫁给家庭内部。

回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做的，就是去优化本就贫瘠的社会服务体系。

比如，用社区闲置空间办嵌入式托育，或者让幼儿园向下延伸招收2岁幼儿，以“公建民营”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再由政府提供精准补贴。只有随着托育体系的丰富，年轻父母才有“不麻烦老人”的选项。

结语

老年人选择不参与育儿，不是因为冷漠，而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个体对自我价值再定义的结果。与此同时，今天的年轻人，以及正在关注“隔代照料补贴”假新闻的中年人，则应该意识到一件事。

现在问老人“为什么不愿意带娃”，其实是在问自己“等我老了愿不愿意带”。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今天推动托育制度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最终受益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代人。

更现实的方面是，一个每天六点起床给孙子做早饭、下午三点接幼儿园、晚上还要陪写作业的老人，哪有时间去消费？这几年大谈特谈的老年旅游、老年大学、康养产业，都离不开把老人从带娃的岗位上解放出来，他们是一批有退休金、有闲暇、有消费意愿的群体。

与其苛责哪一方，不如让社会的托育体系、制度层面多些托举。既帮年轻人缓解育儿的重压，也能为老年人留出追寻自我空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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