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知青的上海情结：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是这样的

一位老知青的上海情结：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是这样的

我应该算是本乡本土的上海人了。我们范姓家族是清朝末年从浦东召稼楼迁至上海虹镇老街的。这大致接近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之际，一直到1949年，也是海派文化形成的时期。

我的曾祖父育有三男四女。我祖父排行老二，取名范根桃。那是一个大家庭，购置了不少土地，并在街面上拥有一长排二层三层的楼房，或自住或出租；曾祖母管理着庞大的家庭开销，一大把钥匙每时每刻挂在腰间不离身。开饭需要白天扯旗傍晚点灯，因为雇佣了许多长工的缘故。

大家庭生活难免鸡争狗斗，日子过得还算丰衣足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从吴淞、宝山登陆，一路向西打来。那时还是上海外围的虹镇老街，首当其冲，遭到了炮火的重创，民房悉数毁灭，居民大多离散。日军将虹镇老街全都划入日海军势力范围：周边拉起了铁丝网，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挖掘壕沟。现和平公园假山里还埋有日军遗留的大量水银。一个大家庭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土崩瓦解、四处飘散了。但我们这个范姓大家庭还是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里生存了下来。

婶婶（前排中）已是范姓家族里最年长的长辈了

1950年代，我们合家跟随父亲去过西安、福州，虽然地域差距明显，但由于是生活在一群群外迁的上海人中间，所以才有条件将上海人的习惯顽强地保持下来。

记得1957年在西安，当时大鸣大放搞得如火如荼，也无法阻挡周末在食堂举办的舞会。组织者是上海人，参加者大部份也是上海人。男士西装或毛料中山装，女士争奇斗艳的各色旗袍长裙，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是烫起卷发、画上眉毛、涂上唇膏，脚登高跟鞋，让大西北黄土炕上的女人们惊讶又嫉妒，有的竟愤愤然道：“这些妖娘们都是资产阶级，统统打成右派分子才解气哩！”那年，高剑琳、姚月红领衔的越剧团也从上海派到了西安，那一出出熟识的《碧玉簪》《沉香扇》等，都给远离上海的上海人以惊喜和温馨。

1958年到了福州。新街口百货大楼顶层有露天茶座，大热天的夜晚几乎全给上海人包了。上海人到这里是满足一下久违的纳凉霄夜。可惜的是，赤豆汤不像上海那样沁人心脾的冰冻，而是滚烫滚烫的，大煞了上海人的风景。

同样，以越剧皇帝称号的尹桂芳的越剧团也长驻福州，解了上海人的心愿。上海的沪剧、滑稽戏也常来演出，丁是娥主演的《雷雨》竟然一票难求。

业余时间，上海人也会排演越剧《楼台会》《十八相送》。那时众多的香港片引得上海人疯狂。曾是上海人或曾在上海出名的电影明星夏梦、石慧、龚秋霞、陈思思等更是经常挂在上海人的嘴边上，在难懂的闽北方言包围之中的街巷里，还能时不时地听到上海人“蔷薇蔷薇处处开”的歌声呢……

上海人对吃十分讲究。喜欢的炸猪排也原汁原味地带到了外地。那是特地从上海寄来了黄牌辣酱油，没有现成的面包粉，就将苏打饼干碾碎再拍打在一片片猪排上，炸出来的效果金黄脆香，沾上酸滋滋辣蓬蓬的辣酱油，那味道正像上海人说的“打耳光都不肯放的”！自己还裹正宗的上海菜肉大馄饨；用鸡蛋黄加熟油自制色拉酱，那黄澄澄的土豆色拉，俨然像上海“红房子”西餐馆里端出来的一般。

网络配图

记得楼下当地福州人看得眼馋，也想做色拉，敲门问母亲：“拉萨是怎样做的？”“你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们上海人经常用土豆、苹果切成小块，上面拌了鸡蛋和油的那个菜。”母亲恍然大悟：“哦，是色拉，哪里是拉萨啊？”他们将“色拉”说成了“拉萨”，一时传为笑谈。

上海人在外地，穿戴打扮照样要顾及到上海人的体面。每家每户备有一只“烙铁”（在炉子上烧烫后熨衣服）可是不能少的。我长春的阿姨告诉我：她也是五十年代初去的长春第一汽车厂。那时居住的厨房是几家共用的，煤气也是一个厨房间里统算的。她的东北邻居每每看到上海人将“烙铁”放在煤气上烧，不知道是为了熨烫衣物，以为是烧块铁在白白浪费煤气，心里就窝火。你烧铁，我就拣块砖头放在煤气上烧：气死你上海人！

对于生活，上海人总想翻出些新式花样来。他们尊崇“有条件，要品位生活；没条件，创造条件，还是要生活品位”的宗旨。这就是有见识的上海人作派。不管风吹浪打，哪顾得说三道四，上海人就是要过上海人的生活。

可惜，有些东西是骨子里的，你夺不走，也学不来。于是，上海人的衣食住行屡屡在外地人眼里既显得“另类”、又不失时尚风范。

阔别上海卅载后重新回到了上海。传统的上只角、下只角的差别，历经了数十年，距离拉近了多少呢？刚跨入新世纪。那时上班在长寿路上的智慧广场，所以就借宿在石泉路的成功大厦里。

上海历来是我心中的一个美丽的梦。不曾想周围的一切让我大跌了眼镜。那是大热天。清早五点钟，楼下就有叫倒马桶、刷洗马桶的声响；半夜里，三五成群的人在露天乘凉，或坐板凳或躺草席，摇着扇子大声地说话。

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条石泉路。路边的民居开门就是人行道，每家的马桶痰盂都敞着大口斜靠在门边；吐痰擤鼻涕随处可见；蓬头垢面的女人抱只小狗倚着门楣对行人傻望着；脖子上挂着铁链般金子的大男人却一身花睡衣在街上大摇大摆；更有甚者，一条躺椅横贯人行道，上面躺着赤膊的老爷子呼呼大睡，俨然不顾来往行人的不便。

上下班拥挤的公交车上，时常遇到为了一点鸡毛蒜皮而大动肝火的人。这一切，完全颠覆了我儿时对上海的美好印象。有一次我外出回来见一老奶奶坐在自家门口熨烫衬衫。我朝她身后望进去，饭桌前面一张床，饭桌后面一张床，只留出一个人走路的空间。后门口一部木梯接近90度的角度，直挺挺地伸向阁楼。我上前搭讪：“老阿奶，介热的天还烫衣裳啊？”老阿奶回答我：“大儿子在大公司工作，衣裳穿出去总是要挺括体面些的哦。”

家里再寒碜，出外还是要体现上海人的光鲜来。我好奇地问：“这楼上楼下住几口人啊？”“九口。”“怎么有这么多人啊？”老阿奶板着指头算给我听：“大儿子一家三口；小儿子插队落户带回来了老婆孩子三口；大女儿的孩子新疆来上海读书也住在这里；再加上我和老头子，不就是九口了？”

我望着这鸽子笼似的房子，不相信能够住下这么些人：“这房子总共有多少面积啊？”“不算阁楼24点2平米，算阁楼27点34平米（阁楼大部顶高在2米2以下不算面积）。

诧异于老阿奶能够精明地算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字的同时，我也十分纠结：算阁楼勉强达到每人3平米，不算阁楼每人还不到3平米呢。这段对话让我有了一种自责，直面了另一群上海人的生活，这里本来就是传统的下只角，要比我刚从外地来的上海人还困难许多。

这就是上海区分出来的上只角与下只角里的生活困境。让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他们生活的不易。

是啊，在过去了的几十年的困难时期，上海作为共和国的长子承担了工业化的重任，城市改造无从谈起。由此造成苏州河的臭黄浦江的黑，对上海人的身体与心灵的损伤，无疑是老上海人的一种默默奉献。

直至新世纪初，上海尚有60万只马桶，这不是上海人的羞辱，这是上海人的窘迫，从风格上讲，也是上海人的胸怀。因为，这座城市把大量的资金送给了别的城市。

日后，不论清晨的倒马桶、半夜的乘风凉，还是街上的花睡衣、赤膊老爷子，甚至公交车上的叫骂，我都能够一一承受。但内心仍然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心目中的上海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目中的上海人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更不应该是这样的。

作者父亲的外公

父亲的外公在1906年参与建造身后的外白渡桥；廿年后他的外甥（即我的父亲）也参与建造他身后的那幢上海大厦。

本文作者（右）

作者简介：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多部纪实文学原题重做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