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登陆海南岛，老红军流泪：等了23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950年4月底，海南岛五指山根据地，刘振华、马白山和琼崖纵队的战士站在山路旁，等候从北面突围而来的解放军先遣队。一个在岛外作战多年，一个在岛内坚持斗争多年，双方真正见面时，许多老战士没有说太多话，只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

这次会师，距离琼崖地区建立革命武装，已经过去了23年。

海南岛隔着琼州海峡。

海峡并不算宽，却成为当时解放军必须正面解决的一道难题。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仍然是一支以陆军为主体的部队，正规的海军力量尚在组建，空中和海上的协同能力也十分有限。要解放海南，不能照搬平原攻坚的办法，必须让陆军学会坐船、识潮、辨风，还要在敌人控制的海面上完成登陆。

这不是简单的渡河。

海南岛北部有国民党军布置的海防阵地，海上有舰艇巡逻，空中有飞机侦察，岸边还设有炮火和据点。解放军如果大规模集中船只，很容易暴露目标；如果兵力太少，登陆后又可能陷入孤立。

广东军区在1950年2月召开的作战会议上，逐步形成了分批偷渡、先遣开路、主力跟进的作战思路。这个方案的关键，不在于一开始投入多少兵力，而在于能不能把海南岛内部的革命力量调动起来。

海南岛上，早已有一支熟悉地形、拥有群众基础的部队。

那就是琼崖纵队。

从1927年开始，琼崖革命武装就在岛上开展斗争。长期的敌我拉锯，使这支部队付出了很大牺牲，也积累了特殊经验。他们知道哪条山路可以通往五指山，哪片村庄能够暂时隐蔽，哪里有敌人的据点，哪些群众能够为部队送信、带路、筹粮。

这种力量不能替代正规军，却能让渡海部队登陆后不至于成为一支“无根之军”。

马白山是琼崖纵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对岛外部队来说，海南是一片陌生战场；对琼崖纵队来说，海南的山岭、村庄和道路，都是多年斗争留下的活地图。解放海南的作战，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外来部队攻岛”，而是岛外主力与岛内武装共同完成的一次合击。

1950年3月，四十军、四十三军先后派出先锋部队试渡。渡海行动使用的船只条件并不理想，木帆船是主要运输工具，部分船只加装了机帆设备。船上装载人员、武器、弹药和粮食，每一项都要反复计算。

船少。

动力弱。

海情复杂。

战士们过去擅长的是行军、穿插和攻坚，如今却要面对潮汐、风向和海上航线。有人不会游泳，有人从未在夜间乘船远行，船舱狭窄时，武器和人员只能尽量挤在一起。可这些困难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行动中摸索。

在四十军的渡海部署中，刘振华承担了重要任务。他当时是四十军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年仅28岁，却已有八路军时期的经历。这个年龄在今天看来并不大，但在长期战争中，许多干部十几岁参加革命，二十多岁已经经历过多次战斗。

韩先楚时任第四十军军长，是海南战役中推动渡海作战的重要指挥员。面对敌军海空力量占优的局面，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装备突然改善上，而是把重点放在分批行动、隐蔽接近和岛内配合上。

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判断。

没有足够舰船，就先利用木帆船；没有完整空中掩护，就尽量选择夜间航行；没有成熟的登陆舰艇，就把部队编成若干梯队，避免一次行动失败便影响全局。

1950年3月26日，武装船队从雷州半岛灯柚角港出发。海面上的船只并不壮观，有木帆船，也有机帆船。它们不像后来意义上的登陆舰，却承担着决定战役走向的任务。

夜色遮住了船影。

海风一变，航向就可能出现偏差。浓雾升起时，前后船只难以看清，原本的队形很容易被打散。船上人员既要保持安静，又要随时准备应付敌情。划桨的战士手掌磨出血泡，仍然不敢停下，因为停船意味着目标暴露，也意味着后面的船只可能失去方向。

敌人的巡逻并没有消失。

海面上的炮火声传来时，船上不能像陆地部队那样迅速卧倒、寻找掩体。木板船身挡不住炮弹，船只一旦受损，人员和武器都可能沉入海中。渡海部队面对的第一个敌人，并不是岸上的守军，而是海面本身。

有意思的是，渡海作战最难的地方，不只是“过去”，还在于“过去以后怎么办”。

只要登陆部队不能迅速控制滩头，后续兵力就无法展开；只要电台或通信线被破坏，前线便可能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只要敌人调集援兵形成合围，先遣队就必须在没有明确支援的情况下自行判断。

这也是为什么先遣部队不能只看人数，更要看组织能力。

一、渡海不是把陆军搬到海岛

4月16日，解放军向海南岛发起总攻。大批部队开始向各个登陆点展开行动，先遣部队则承担着撕开缺口、扩大登陆场的任务。

登陆过程远比地图上的箭头复杂。

船只接近海岸后，敌机、敌舰和岸防火力相继出现。海面没有遮蔽物，岸边的据点却可以借助工事射击。登陆部队必须在短时间内冲过滩头，抢占能够掩护后续部队的地形。

有的船只没有到达预定位置，就被迫提前靠岸；有的部队登陆后无法立即找到友邻；还有的船只受损，人员只能携带有限武器涉水前进。指挥员此时要做的，不是等待全部条件成熟，而是在混乱中确认哪个方向还能继续推进。

刘振华率领的先遣力量就在这样的局面下展开行动。

敌军的火力压制使登陆队形很快出现变化，伤员和失散人员增加，通信也受到影响。部队如果停留在开阔滩头，容易遭到连续射击；如果贸然向纵深推进，又可能落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

战斗中使用信号联络，是当时解决通信困难的一种办法。火力支援和步兵行动之间，需要依靠事先约定的信号判断位置和时机。红色信号弹升空后，附近部队据此辨认登陆方向，炮火也随之向敌方阵地实施压制。

这不是所谓“奇迹”。

它是简陋条件下的协同。

信号弹不能代替电台，临时火力也不可能像现代炮兵那样精确，但在通信不畅的战场上，它给分散的部队提供了一个共同标记。登陆部队借着这段短暂的火力间隙，向敌阵地逼近，逐步扩大突破口。

邹平光等干部在登陆和抢占阵地时靠前行动。对于第一批上岸的部队来说，能否站住脚，往往取决于最初几十分钟。只要滩头阵地没有稳住，后续船队就只能在海上徘徊，甚至被敌方火力逐个击破。

经过激烈战斗，先遣部队夺取了部分登陆点。

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已经过去。

二、滩头阵地上的几天几夜

登陆部队深入不足，后续主力尚未全部展开，敌军很快组织反扑。临高山、雷公岛一带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对解放军来说，这些位置既关系到登陆场安全，也关系到后续部队能否向岛内推进。

敌人反扑时，炮火和步兵往往同时压上来。

战场上的困难往往不在于某一场冲锋，而在于连续数日不能松劲。

白天要防炮火和飞机，夜间要防敌人摸近。阵地被打坏了，需要重新修整；通信中断了，只能派人穿过火线传递消息；粮食和饮水不足，就要尽量依靠附近群众提供帮助。

单忠宽是二排长，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多次战斗中负伤，仍然坚持组织部队防守。类似的基层干部并不显眼，却是孤立阵地能够保持战斗力的关键。命令传不到每一个角落时，连排干部必须根据现场情况自行处置。

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答案。

政治工作此时并非战斗之外的附属环节，而是维持部队凝聚力的一部分。战士知道自己为何登陆，也知道岛内还有坚持多年的同志，便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任务。

先遣队与指挥部失去联系后，局面更加危险。

按照常规作战要求，部队应当等待明确命令；但敌人不会给出这样的时间。围剿力量逐步靠拢，原有阵地可能被切断，继续固守就有全队被围歼的风险，立即突围又可能暴露行军路线。

刘振华和基层干部必须在两种危险之间作出选择。

敌军试图压缩包围圈。

先遣队没有把突围理解成单纯的“向前冲”，而是利用夜色、地形和敌我接触线的变化，寻找较薄弱的方向。当地地下党组织和群众提供了一定的情报、道路信息及掩护条件，使部队能够避开部分敌人据点。

这种帮助不宜被写成神秘的“无所不知”。

地下交通员能够传递的消息很有限，群众也不可能在敌人严密控制下公开行动。他们提供的往往只是敌情变化、道路是否安全、某处是否有巡逻等零散信息。可在突围时，一条小路能不能走，一座村庄是否已经被搜查，足以影响一支部队的生死。

有时，信息只差几个小时。

正是这些看似细小的消息，帮助先遣队调整路线，避开敌军主力。部队在夜间分散行动，保持必要距离，既防止全部暴露，也便于在安全地点重新集合。

这是一场军事行动，也是一场组织能力的较量。

三、23年坚持留下的力量

解放海南不能只从1950年春天开始讲。

琼崖纵队的历史，使海南战役具备了不同于一般岛屿攻坚战的条件。岛上革命武装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既没有稳定的大城市，也没有连续成片的现代化根据地，却依靠山地和乡村保存力量。

五指山地区是重要的活动区域。

敌人反复“清剿”，部队就转入山区；交通受阻，就依靠群众传递消息；粮食不足，就采取分散筹集和隐蔽保存的办法。长期斗争当然带来伤亡和困难，但也使琼崖纵队熟悉了岛内社会结构和地理条件。

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长期斗争中承担了组织领导责任。马白山等干部则长期在一线活动，熟悉岛内各地情况。到了渡海战役前夕，琼崖纵队并不是一支临时出现的地方武装，而是已经在海南保存和发展多年的革命力量。

这23年，意义不只在于坚持时间长。

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人员联系、群众信任和根据地支撑。外来部队登陆之后，最需要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人能够告诉他们道路、敌情和补给位置；最需要的也不是把所有地方都占住，而是先找到可以立足的区域。

先遣队向五指山方向转移，正是把渡海部队与岛内根据地连接起来。

这场会师改变了双方的处境。琼崖纵队获得了正规军的兵力和火力支援，渡海部队则获得了海南本地的地形、情报和群众条件。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才有可能从“站住脚”转向“向纵深发展”。

据有关回忆，长期坚持在岛上的老战士见到解放军后，情绪十分激动。有人流泪，说自己等了23年，终于把这支队伍盼到了岛上。这句话之所以被反复提起，并非因为场面有多壮烈，而是因为它说明了时间在这场战争中的分量。

23年，足以让一代青年变成中年人。

也足以让一些当年并肩作战的人，永远留在山林和村庄里。对于琼崖纵队而言，渡海部队的到来，是多年孤立斗争结束的重要信号；对于岛外部队而言，老战士的接应，则意味着这片陌生土地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

四、从会师到合击

先遣队抵达根据地后，作战重点随之变化。此前是求生存、保建制、找联系，之后则要考虑如何配合主力部队，牵制敌人兵力，夺取关键位置。

岛上前线指挥机构的建立，体现了这种变化。马白山任司令员，陈青山任政治委员，苟在松任副司令员，刘振华任副政治委员。不同来源、不同经历的部队，需要在统一部署下行动。

正规军擅长集中兵力和火力突破，琼崖纵队长于隐蔽活动、侦察联络和山区作战。两者若各自为战，优势就难以发挥；只有互相补位，才能把局部胜利转化为全局主动。

临高山一带的争夺，正体现了这一点。

制高点一旦被控制，便可以观察更大范围的地形，并对敌军据点和交通线形成压力。解放军部队承担正面攻坚，琼崖纵队配合侦察、警戒和牵制，群众则在可能范围内提供运输、带路和伤员掩护。

战斗并非每一处都同时展开。

有的地方先打据点，有的地方先切断交通；有的部队吸引敌人注意，有的部队趁机向纵深移动。敌军原本依靠海岸、据点和机动部队构成防御体系，一旦多个方向同时受到压力，防线就会逐步失去连续性。

4月16日开始的总攻，因先遣部队的行动而获得了岛内支撑；4月底的会师，又为主力部队继续登陆和推进创造了条件。渡海、登陆、会师和攻坚，并不是几件互不相关的事情，而是一套相互依赖的作战过程。

从军事角度看，海南战役暴露了人民解放军当时的明显短板。

船只简陋，海上指挥经验不足，火力协同仍靠临时手段，通信也容易被战斗破坏。可正因为这些不足，部队才不得不在战术上更加灵活，把分批偷渡、夜间隐蔽、地方配合和正面进攻结合起来。

这不是单纯依靠勇气。

勇气只能让士兵冲上滩头，不能单独解决潮汐、通信、补给和敌军反扑。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指挥部署、基层执行和群众支援共同形成的战斗体系。

五、海岛防线的崩解

国民党军在海南的防御，原本依托海峡和岛内据点，试图把解放军挡在海上。可是当解放军先遣部队不断扩大登陆范围，琼崖纵队又在岛内展开配合，原有防御就不再是完整的一条线。

海岸防线被突破后，敌军必须同时面对三个问题。

一是登陆场受到威胁，二是岛内交通线不再安全，三是地方武装和群众关系使其难以掌握真实情况。敌军即使在某个据点取得局部优势，也难以阻止其他方向的行动。

解放军的兵力优势在此时逐渐显现。

早期渡海部队规模有限，只能坚守和机动；当后续部队陆续登岛，先遣队已经完成了侦察、牵制和接应任务。主力部队不再是毫无准备地冲向陌生海岸，而是能够利用已经形成的登陆条件，连续向岛内推进。

部队之间的联系也逐步恢复。

失联、误判和局部被围的情况仍然存在，但战役不再由一支孤立部队独自承担。来自不同方向的力量相互靠拢，敌军难以集中兵力逐个消灭。

海口和琼山县方向的战事，标志着海南岛整体防御已经难以维持。敌军部分力量撤退，部分据点被攻克，岛内战场从局部争夺转入全面瓦解。

4月30日下午，先遣队到达五指山根据地。对这支经历过海上险情、滩头激战和连续转移的部队而言，这不是普通的行军终点，而是同琼崖纵队建立稳定联系后的阶段性结果。

但战斗并未因为一次会师而自动结束。

主力部队还要继续推进，岛上敌军仍有抵抗能力，地方部队还要负责维持秩序、搜集情报和保护交通。每一项工作都需要时间，也需要不同部队之间保持配合。

到了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宣告解放。

从雷州半岛出发的木帆船，最终把解放军送上了海南；在岛内坚持23年的琼崖纵队，则把多年积累的根据地和群众基础交给了这场总攻。刘振华、马白山以及众多没有留下姓名的指战员，在不同位置完成了同一场战役中的不同任务。

关于那位老红军流泪的场景，后来的叙述各有细节，但核心事实没有改变：海南岛解放前，琼崖革命武装已经坚持了23年；1950年4月底，渡海部队终于与他们会合；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