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考核”考核不出来王虹邓煜

7月23日，美国费城。

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菲尔兹奖揭晓。数学家王虹、邓煜双双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而且一拿就是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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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回国内，北大连夜点亮了博雅塔。“祝贺中国数学”“祝贺王虹邓煜”的字样在塔身上闪烁。学生们举着手机仰头拍，朋友圈刷了屏。丘成桐出来说，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一切看上去皆大欢喜。

然而如果你仔细想想那个场景：博雅塔的灯光照亮的是两个名字，而这两个名字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生态。

王虹在获奖后说了一段话，很值得琢磨。

她说：“我很幸运，能够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得到正确的引导，并在能够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中工作。”

注意她用的是“幸运”这个词。一个菲尔兹奖得主，把获奖的原因归结为“幸运”，幸运地遇到了合适的人，幸运地拥有了能全心投入研究的环境。

这“幸运”二字里，藏着太多东西。

王虹的“幸运”始于巴黎。2011年，她前往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求学。那不是一段顺利的开始——她彻底陷入自我怀疑，甚至暂停了所有数学研究，转头选修建筑课程，到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个月，认真规划起转行的人生。

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允许学生选择任何想学的课程。没人催她发论文，没人拿考核指标压她。

后来她去了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IHES。那是一个只有几十个永久职位的地方，自1958年成立以来，只做一件事：让数学家安心做数学。IHES的13任数学常任教授中，有8人是菲尔兹奖获得者。

2022年菲尔兹奖得主Hugo Duminil-Copin在欢迎王虹加入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希望她能在IHES享受我一直珍视的：宁静的环境，追求目标和塑造愿景的自由和时间，以及激发数学创造力的独特空间。”

没有教学任务，没有行政工作，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没完没了的评比和报奖。

你只需要做数学。

王虹在那里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上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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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煜走的是另一条路，但逻辑是一样的。他在芝加哥大学，与王虹在北大是同班同学。2025年，他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学界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严格建立了从微观粒子运动到宏观流体方程的数学推导链条。

邓煜在获奖后说：“能与我一直敬仰的那些伟大数学家名字并列，这是莫大的荣幸。”

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打电话祝贺王虹。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王虹“体现了我们研究和教育的卓越水平”。末尾加了一句英文：“科研，选择法国！”

一个中国数学家，在法国的研究所里，被法国总统拿来当国家科研实力的名片。

画面有点讽刺。

同一时间，大洋彼岸，另一种学术生态正在运转。

“非升即走”。这四个字，是悬在国内高校青年教师头顶的一把刀。

这套制度的正式称谓是“预聘—长聘制”。新聘任的青年教师进校时以“预聘”形式签订合同，在约定聘期内完成规定的考核指标，不达标就得离职或转岗。

有相关机构对148所大学调研后发现，实行“非升即走”的高校，科研产出提高了103%。可代价是什么？大量青年教师压力倍增，陷入“八小时之外定成败”的内卷。

“有很强的职业不安全感，试错成本高，或多或少不敢尝试新方向或新方法。”

不敢尝试新方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只能做那些“短平快”的、能在考核周期内出成果的东西。而那些需要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重大课题，没人敢碰。

2024年4月2日，北京大学硕士、加拿大读博士，被南京林业大学引进的高端人才宋凯博士，作为副教授在第一个聘期考核未通过后，被发现在家中自杀；2025年8月12日，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2011年博士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导师为诺贝尔奖得主John Polanyi(198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青年教师黄恺副教授坠楼轻生，年仅41岁。这不是个案。近年来，高校青年教师因各种原因、以各种形式离世的消息屡见报道。

半月谈记者曾走访多所高校发现，“破五唯”改革成效显著，但不少“青椒”在更多样的考核标准要求下，压力却不减反增。

有青年教师说：“脑子最灵光的时候没有精力出成果。”

另一位说：“有的时候都会忘记，自己到底是做什么研究的。”

还有人说：“自己常做‘纸面科研’‘表格科研’，就是没精力做长期科研。”

“指标太多，工作都可能保不住，还谈什么搞科研？”

这不是个别人的抱怨。

身边的很多青椒表示，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被要求填报各种评估表格、撰写报告，教学科研本职工作遭受挤压。一些高校的考核指标刻板、评价维度单一，青年教师忙于申课题、发论文、评职称，长期处于高强度压力之下，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打磨课堂、进行创新性研究。

你让王虹在这样的环境里做三维挂谷猜想？

她可能连静下来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

三维挂谷猜想是什么级别的难题？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王虹从2011年到巴黎，到2025年攻克，用了十四年。

十四年。

“非升即走”的考核周期是多久？通常是两个聘期，每个聘期三年，一共六年。

六年内出不了成果，走人。

王虹在巴黎的头几年，还在转行和坚持之间摇摆。如果在“非升即走”的体系里，她可能连第一个聘期都过不了。

邓煜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呢？125年的难题。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玻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这种级别的突破，需要的是长期的、不受干扰的思考。

量化考核能衡量这种思考的价值吗？

有学者指出，当前的“计件式”评价机制，催生的所谓科研活动只是“为发表而研究”的短期行为。量化评价体系引发了“学术创新内驱力被考核指标置换”的问题。

说得直白一点，你考核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考核论文数量，我就拼命灌水。你考核项目经费，我就到处找关系拿项目。

但没人考核“花十年时间解决一个百年难题”这件事，因为它没法量化。

王虹在获奖感言中还说了一句话：“数学是一门要求极高的学科。一路支持我前行的，是所有愿意与我合作、分享直觉与疑问的人。”

“分享直觉与疑问”，这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自由交流、不必担心考核的环境。而不是一个“是谁的学生”比“做什么研究”更重要的生态。

有些东西，是量化考核永远算不出来的。

博雅塔的灯光很漂亮。

灯光熄灭之后呢？

王虹和邓煜会回到巴黎和芝加哥，继续在不用填表、不用报奖、不用应付行政杂活的环境里做数学。

而国内的“青椒”们，会在深夜的办公室里，一边改着各种表格，一边担心自己的聘期考核。

丘成桐说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问题是回来之后，他们还能做出同样的成果吗？

2025年，已经有一些高校开始取消“非升即走”。中国海洋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沈阳工业大学辽阳分校都明确不实施这一制度。教育部等六部门也发布了指导意见，完善高校教师评价改革。

这是个好迹象。然而改变一种制度容易，改变一种思维方式难。

“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出不来王虹和邓煜。

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不够努力。恰恰相反，他们足够聪明、足够努力，所以他们去了能让聪明和努力发挥作用的地方。

一个需要花十四年解一道题的人，在一个要求六年出成果的体系里，是活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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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塔的灯光照亮的是王虹和邓煜的名字。

但真正值得被照亮的，是那个问题：

如果王虹和邓煜当年留在国内，面对“非升即走”和量化考核，他们今天还能站在菲尔兹奖的领奖台上吗？

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个“青椒”深夜加班时，电脑屏幕微弱的光里。

也藏在IHES那面爬满常春藤的墙上，那里没有考核表，只有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