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追问人才归期，先养中国学术沃土

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刘亚东

一文昨天发布后，有读者给老刘留言：既然我们的数学种子在海外开花结果，他们最终能否回归故土、反哺中国？

巧了。就在王虹、邓煜获奖当天，丘成桐明确表示：“我多次希望他们回国任教。”他还给出了一个时间表：“期望8年后，能看到在中国本土体系培养出来的学者拿到菲尔兹奖。”

这话一出，舆论又热闹了。有人欢呼，也有人开始盘点“王虹、邓煜到底会不会回国”。

撰写此文，无意揣测二人的个人意愿。职业抉择本就因人而异，既无从预判，也不该被过度裹挟、肆意消费。今天更想探讨的是：面对这场与中国数学密切相关的历史性突破，我们整个社会，应该秉持何种客观理性和长期主义的姿态？

老刘首先要明确一个主张：不必苛求王虹、邓煜立刻全职回国，更不能用道德绑架。

理由有三。

第一，王虹和邓煜深耕纯粹数学这类前沿基础研究。以能否直接服务中国经济建设作为标尺，评判他们的职业去向，本身尺度错位，既失公允，也难免陷入功利化的短视。

第二，在当前国内学术生态尚不完全成熟的条件下，强求他们回国，未必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发展。杨振宁2003年定居清华时已经81岁，但他回国后倾注大量心力的，不是个人“做科研”，而是领导和充实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筹款、引才、定方向，把姚期智、王小云等世界级学者一个个请到清华。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顶尖学者回国的价值最大化，依赖于一个为其量身打造的生态。王虹35岁，邓煜37岁，都还在学术创造力的巅峰期。他们此刻面临的选择，比杨振宁81岁回国时要复杂得多——杨振宁可以“建生态”，而他们更需要“在生态中工作”。如果国内的生态尚未成熟到能支撑他们最前沿的研究，强求他们回国，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也是中国数学的损失。

学术生态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包括有形的机构、场地和制度等。（图源：网络）

第三，要用全球化的视野看待人才流动。巴斯德说“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在纯粹数学领域尤其成立——王虹的挂谷猜想、邓煜的玻尔兹曼方程，本质上是属于全人类的智力成就。但巴斯德在同一场合也说过下半句：“科学家有祖国”。两句话放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态度：对科学成果，秉持“无国界”的开放胸怀；对科学家个人，尊重“有祖国”的情感归属，不强求、不绑架，但永远敞开怀抱。

法国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

基础科学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根基和引擎。它不直接生产粮食和机器，但为一切应用科学提供概念框架和逻辑工具。伽罗瓦的群论为现代密码学奠定最重要的理论基础，黎曼几何为广义相对论提供了关键数学支撑。可以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工具，数学的深度，决定了国家科学体系所能达到的高度。

但也正因为它是“基础”，它的成果与应用之间，通常有着长达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迟滞效应”。电磁理论在麦克斯韦方程组诞生半个多世纪后才催生了电力工业；量子力学成型三四十年后，才孕育出晶体管和激光器。今天王虹的挂谷猜想、邓煜的玻尔兹曼方程，它们在50年后会催生什么样的技术革命，我们今天无从想象。

王虹的挂谷猜想

邓煜、Hani和马骁发布在arXiv上的论文标题和摘要（图源：科普中国）

更深一层说，很多基础研究，比如深空探索、比如纯粹数学中那些高度抽象的问题，在可见的将来并没有实用价值和商业价值。那为什么还要做？答案是：人类的好奇心使然。从初衷来讲，科学研究并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诞生的。促进生产力只是科学发展的派生效应，不是它的本源动力。

科学究竟能做什么？老刘以为，科学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科学的终极价值——它让人类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并在追问中拓展认知的边界、完善人自身的精神世界。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更能理解为什么不必苛求王虹、邓煜立刻全职回国。他们的研究成果，本质上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最终会造福全人类，当然也包括中国。而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把中国的学术生态建设得足够好，好到让下一个王虹、邓煜不必远渡重洋，也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满足那份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事实上，“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在、但求所为”的柔性引才理念，已经成为我国新时代人才战略的关键导向。这种人才模式，让顶尖人才身在海外亦可智为我用，是适配基础学科发展、贴合全球化人才流动趋势的最优路径。

近年来，各地持续升级柔性引才政策，上海、厦门等多地针对菲尔兹奖级别顶尖人才，推出专项资助、顶级人才认定等重磅举措，诚意十足、保障到位。对于顶尖人才而言，物质待遇早已不是短板，真正稀缺的，是适配前沿研究、尊重学术规律、包容长期深耕的优质科研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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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说几句，主要是给普通读者听的。

王虹和邓煜获奖，实现中国籍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零的突破，值得每一位中国人骄傲。但老刘也要提醒大家：不要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短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实质性促进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

这不是泼冷水，而是科学规律使然。广义相对论提出一个世纪后才被用于GPS导航。王虹和邓煜的成果，同样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些基础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周期极长，在几代人的时间维度里可能都看不到显性产业价值。但这不是说它们不重要，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暂时没用”的基础研究，构成了人类认知的根基，决定了未来技术的天花板。

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科学，探索的是自然的规律。人类每掌握一条新的规律，都是一次自然认知的升华，进而在更高和精神境界里生产和生活。我们为王虹和邓煜骄傲，是因为他们在人类知识的边疆上插上了两面红旗，而不是因为他们明天就能给GDP贡献几个百分点。

说到底，老刘很想告诉所有关心王虹、邓煜的朋友：

不必追问他们“回不回国”，而要追问我们的“花园”建好了没有。 中国数学的未来，不能寄托于一两个人的回归，而应寄托于一个成熟的学术生态。当这个生态成熟了，回来的人不会只有他们两个，而是一批又一批。

萌芽状态（图源：网络）

丘成桐的“8年之约”，与其说是给王虹、邓煜的个人邀请函，不如说是给中国数学生态的改革倒计时。这8年里，我们能不能把评价体系改一改？能不能让年轻人敢去冲刺最前沿的学科？能不能容得下一张“58岁才出成果”的安静书桌？

这些问题，远比王虹、邓煜回不回来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