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为何我们需要“开源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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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使不同民族、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然而近年来，从欧洲极右翼势力借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等议题持续扩张影响力，到美国围绕身份政治的长期撕裂，全球多地不断加剧的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浪潮，正使公共讨论日益陷入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零和逻辑”，理性讨论、协商妥协成为特朗普式政客口中的“软弱”；贴标签、选立场、分阵营，成为网络舆论场上的常见景象。人们越来越难以围绕共同事实展开讨论，而更多依据身份认同划分敌我，并在信息茧房乃至彼此隔绝的“孤岛”中不断强化各自的立场。当文明逐渐失去作为人类共同思想资源的意义，我们如何重新打开彼此对话的可能？

近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的百川论坛上，IPP研究员刘佳指出，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去文明化”现象，根源于地缘政治竞争、资本积累动力衰减与新自由主义主体塑造三重危机的共同作用。为回应这一困境，她提出“开源文明”的构想：将儒家、古希腊哲学、佛教与乌班图精神等文明传统从排他的民族和国家身份中适度解放出来，使其成为可以跨文明共享、讨论、修正和重新组合的思想资源。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应向经典与现实双重开放，在回应当代问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解释与发展，使文明不再只是辨认彼此、划分阵营的标签，而重新成为人类理解世界、展开对话与共同创造的思想资源。

7月11日，IPP研究员刘佳在百川论坛上以“文明的开源:超越文明冲突与文明工具化在长期衰退中重建‘和合共生’的可能性”为题发表演讲。图源：主办方

*下文根据刘佳的演讲内容整理，经作者审订删减。

文明不是任何民族、国家或文化传统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共同维护、持续更新的思想资源。

一、一个正在退化的世界

今天，围绕公共事件展开理性讨论，似乎越来越困难。人们往往在事实尚未厘清之前便已选定立场，在观点尚未充分展开之前便已完成身份划分。争论很少通向理解，更多以相互否定、彼此隔绝收场。这不仅是网络空间的景观，更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变化。

类似的变化正在多个国家同时发生。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不断扩大政治影响力；美国“反政治正确”思潮成为塑造选民的重要话语；法国国民联盟则持续推动极右议题进入主流政治。

这些现象固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却共同折射出一种值得警惕的趋势：公共讨论越来越难以建立在事实和理性的基础之上，情绪动员、身份认同和敌我划分正逐渐取代理解、协商与妥协。

德国另类选择党举行党代会或大型政治活动时，经常引发大规模反对示威，部分封锁和冲击行动有时会导致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图源：路透社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历史社会学、文明研究和国家形成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将“文明化”理解为一个漫长的社会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国家、市场和社会关系不断发展，个体逐渐学会控制冲动、延迟满足，并通过规则而非暴力协调彼此关系。文明化并非一种自然演进，更不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规律。

然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趋势。公共空间中，愤怒愈发公开，仇恨成为表演，暴力想象不断日常化，情绪控制能力持续下降。德国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将这种趋势概括为“去文明化”（de-civilization）。它并非偶发的社会失序，而意味着维系现代社会的某些文明机制正在逐渐松动。

文明化为什么会发生逆转？当“去文明化”不再是个别事件，而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时，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1年1月6日，一群支持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民众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图源：路透社

二、三重危机：困住我们的不是运气，而是结构

要理解今天的“去文明化”，不能仅仅将原因归结于社交媒体的情绪传播，或某位政治人物的煽动。真正推动这一趋势的，是三股彼此交织、相互强化的结构性力量。

第一重，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全面回归。

过去几十年，“和平与发展”曾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而今天，这一共识正不断让位于“安全与生存”的竞争逻辑。贸易武器化、能源政治化、科技脱钩——这些原本属于国际关系学者讨论的话题，如今已成为现实政治的日常语言。联合国安理会的协调能力持续下降，国际法的约束力不断受到挑战，强权政治重新塑造着国际秩序。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进行平等对话的空间不断收缩，妥协与协商越来越被视为软弱，“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再只是理论上的警示，而成为现实政治中始终挥之不去的阴影。

第二重，是资本主义长期积累动力的衰减。

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并非一次普通的经济周期波动，而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结构性危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不断减弱。无论是利润率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还是凯恩斯主义和战后福利国家模式陷入困境，都意味着支撑“黄金时代”的制度基础开始松动。对此，不同经济学流派当然存在争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利润率下降及危机成因也有不同解释。但无论如何，此后出现的金融化、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质上都是试图为原有资本积累模式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以及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并非彼此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场长期结构性危机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当传统增长模式逐渐失去动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日益脱节，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旧的发展逻辑正在失效，而新的增长范式尚未形成。

美国铁锈带的制造业衰退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长期结构性调整的重要缩影。随着制造业外迁、金融化加深和传统工业衰落，实体经济增长动力持续减弱，成为长期积累危机的重要表征。图源：Getty Images

第三重，是新自由主义对主体的塑造。

如果说前两重危机发生在国际秩序和经济结构层面，那么这一重危机则直接作用于每一个人。新自由主义不断塑造一种“企业家式主体”（entrepreneurial self）：每个人都被要求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自己，对自身的人力资本、职业发展乃至情绪状态承担全部责任。绩效、考核、优化等管理逻辑，也逐渐从组织运行原则延伸为个体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家庭、社区、工会、行业协会等传统社会中介组织不断衰落。这些曾经缓冲社会风险、维系社会联系的制度安排逐渐失去作用，个体越来越直接地面对市场，也越来越独自承担系统性风险。当风险被完全私人化之后，失败便只能被解释为个人责任；而当这种失败具有普遍性时，人们便开始寻找共同的替罪羊。

开放式办公空间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知识劳动的典型场景。图源：路透社

三重危机彼此交织，共同构成了“去文明化”的社会基础。问题并非人性突然变坏，而是维系文明生活的制度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被原子化地抛向竞争、孤立与不确定性之中，文明所依赖的信任、自我克制与公共合作，也就失去了赖以生长的土壤。

三、“文明冲突”与“文明工具化”：两条走不通的道路

面对这样的困境，人们往往诉诸两种不同的叙事。

第一种是“文明冲突论”。它将文明理解为彼此封闭、相互排斥的整体，预设不同文明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文化边界。在这种叙事中，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被塑造成天然对立的身份共同体。经济衰退、政治极化、身份焦虑等复杂问题，也因此不断被简化为“我们”与“他们”的对抗。

第二种则是文明的工具化。在这种逻辑下，文明不再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思想资源，而成为地缘政治竞争中的修辞工具。需要时，人们搬出“东方智慧”或“西方价值”为现实立场提供合法性；不需要时，又将其弃置一旁。文明由此失去了自身的独立价值，被降格为服务现实利益的政治符号。

两种叙事看似不同，却共享着同一个前提：它们都将文明理解为一种身份资源，而不是一种开放的思想资源。

问题首先出在“文明冲突论”。它误解了文明形成的历史。文明从来不是封闭、自足、边界分明的整体，而是在不断交流、借鉴与重构中发展起来的。儒家与佛教的融合、伊斯兰文明对古希腊哲学的保存与传播，以及欧洲启蒙运动对不同思想传统的吸收，都说明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创造，往往发生在文明交汇之处，而非封闭体系内部。

造纸术起源于中国，并经中亚和伊斯兰世界逐步传入欧洲。

而文明工具化的问题，则在于它消解了文明本身的意义。当一种文明传统只能作为政治竞争的合法性资源而存在时，它便失去了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能力。文明不再能够回答“人应当如何生活”“社会应当如何组织”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只是为现实利益披上一层文化外衣。

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文明工具化，都无法回应当代世界真正面临的挑战。我们需要的，不是重新划定文明的边界，也不是继续争夺文明的话语权，而是重新理解文明本身。

四、开源文明：一种新的文明想象

如果说“文明冲突论”将文明理解为身份，“文明工具化”将文明降格为武器，那么“开源文明”试图提出的是另一种理解文明的方式。

所谓“开源文明”，是指将不同文明传统中能够回应当代问题的思想资源，从特定民族、国家或文化身份中解放出来，使其成为可以跨文明共享、讨论、修正和重组的公共知识。借用“开源”的概念，它强调文明并非封闭的遗产，而是一套能够不断更新、共同维护的思想协议。换句话说，文明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全人类共同维护、持续更新的思想资源。这种理解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转变。

第一，以问题为导向，而非以身份为导向。

相比追问某种思想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我们可以聚焦更为迫切的问题，比如它是否能够回应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社会撕裂、人口老龄化等现实挑战。思想的价值，应当首先接受现实问题的检验，而不是文化身份的认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围绕具体问题，对不同文明传统进行创造性的重新解释与组合。例如，儒家的“仁爱”观可以与当代生态伦理展开对话，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设想（康德关于“永久和平”的设想，主要出自他的政治哲学名著《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中文通常译作《永久和平论》），也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2016年1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瑞士苏黎世出席瑞士发展合作年度会议并发表讲话时，站在一块显示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屏幕旁。图源：路透社

第二，以开放演化取代“教条崇拜”。

任何文明传统都不应成为不可置疑的圣典，而应成为能够不断解释、不断修正、不断发展的知识体系。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并不是因为它始终保持不变，而恰恰是因为它能够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自身。开放，不是背离传统，而是传统保持生命力的方式。

第三，以共享取代排他。

任何文明的思想资源，都不应因其地理来源、民族归属或文化背景而被垄断。《论语》、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非洲乌班图精神（Ubuntu，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南非、津巴布韦、赞比亚等班图语族文化中的一种核心伦理观）、印度佛教思想……它们都应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文明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保存，而是在开放交流中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这样的设想或许会被认为过于理想主义。然而，人类历史一再证明，真正改变制度的，往往首先是观念；而新的秩序，也往往始于人们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国际关系史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虽然长期存在不同解释，但它仍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观念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五、制度变迁离不开观念革命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它长期被视为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形成的重要历史节点，尽管近年来这一解释也受到不少历史学者的重新检视。围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不同解释，本身便说明，制度的形成既不能简单归结于物质力量，也不能仅仅依赖观念变迁，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仅仅依靠物质力量，不足以解释现代国际秩序何以逐渐形成。一方面，现代国家能力的增长与主权秩序的确立并不同步。以法国为例，自黎塞留时期（阿尔芒·让·迪普莱西，黎塞留红衣主教主导法国政治的时期，大致为1624年至1642年）开始，官僚体制、财政能力和军事力量便持续扩张，至路易十四时期又进一步完成国家建设。这一过程横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前后，并不能简单地由国家实力的增长线性推导出新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历史上也存在难以用物质实力解释的反例。17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西班牙仍是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拥有庞大的海外殖民体系，却并未成为新主权秩序最积极的推动者，反而更倾向于维护传统的帝国秩序。这说明，国家实力本身并不足以完全解释一种国际秩序为何能够获得广泛承认，并持续运行。

更重要的是，17世纪欧洲的政治思想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宗教改革削弱了中世纪统一宗教权威的基础，国家主权、国家间相互承认以及新的政治合法性观念逐渐进入欧洲外交实践，并深刻影响了各国对政治秩序的理解。观念并非只是物质力量的附属品，它同样塑造着制度的正当性，并影响制度最终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和维系。

因此，推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的，并不仅仅是战争、财政和国家能力的发展，也包括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思想变迁。宗教权威的松动、国家合法性的重构以及新的外交实践，共同促成了现代主权原则逐渐成为欧洲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础。换句话说，制度变迁从来不是单纯由物质力量推动的，也离不开新的政治观念不断获得社会承认。国际秩序不仅需要权力的分配，也需要共同的规范基础；规则之所以能够持续发挥作用，最终依赖于行为体对其正当性的共同认知。

这一历史经验带来了启示，任何稳定的国际秩序，都需要一套能够被广泛接受的共同观念作为支撑。当既有观念难以回应新的现实挑战时，制度也将面临调整，而新的思想资源便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前提。

今天，无论讨论全球治理、人工智能还是气候变化，我们面对的都不仅是利益协调的问题，更是不同文明如何共同回应时代挑战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源文明”并非试图取代既有文明传统，而是希望在保留文明差异的基础上，为不同文明共同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框架。

六、中华文明能够贡献什么？

“开源文明”不仅是一种关于文明的普遍设想，也意味着中华文明需要以新的方式参与全球思想对话。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将儒家经典作为历史文献和经学传统加以研究，关注文本、注疏与考据。这些研究当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中华文明希望在当代世界的公共讨论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仅有历史性的理解仍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传统思想重新面对现实问题，并在新的语境中展开创造性阐释。

1420年所著《天妃经》卷首郑和下西洋插画的描摹图。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这意味着一种双重开放。

第一，向经典开放。经典不是不可置疑的圣典，也不仅仅是等待考证的历史文本，而是能够不断被解释、被讨论和被重新理解的思想资源。任何具有生命力的传统，都不是因为保持静止而延续，而是在不断回应新的问题中获得新的意义。

第二，向现实开放。传统思想不应停留于经学内部的自我循环，而应主动回应人工智能、生命科技、全球治理、身份政治以及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等现实议题。只有进入真实的问题场景，思想才能展现其解释世界和塑造未来的能力。

这种开放并非迎合现实，更不是削足适履，而是文明传统自身发展的方式。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并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重新理解自身。如果中华文明能够进入全球公共思想空间，与不同文明传统展开对话、相互修正、彼此丰富，那么它所贡献的将不仅是一种属于中国的文化遗产，更是一套能够回应人类共同问题的思想资源。这或许正是“开源文明”希望实现的目标。

七、结语：重新学会对话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今天的公共对话越来越困难？

因为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文明理解为边界，而不是桥梁。“文明冲突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容易将这种差异固化为不可逾越的政治边界；“文明工具化”则将文明降格为现实利益竞争中的修辞资源。两种叙事虽然有所不同，却都倾向于把文明理解为确认身份、划分阵营的工具，而不是共同面对世界问题的思想资源。

“开源文明”试图提出另一种可能。它并不是要消除文明之间的差异，也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单一文明，而是希望不同文明传统能够重新成为彼此学习、相互修正、共同创造知识的开放资源。文明既属于孕育它的历史传统，也能够超越其产生的地域和时代限制，成为全人类共同讨论和不断发展的思想财富。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拥有文明，而是谁愿意让文明继续生长。

回望历史，人类许多重要的思想进步，都产生于不同传统之间的交流、碰撞与重构。当我们再次面对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生物科技以及全球治理等共同挑战时，也许更需要的不是重新筑起文明之间的高墙，而是重新打开彼此对话的大门。让文明重新成为回应共同问题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制造隔阂的身份标签。这或许不是这个时代唯一的答案，但它可能是我们重新想象未来的一种开始。

*本文根据演讲者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刘佳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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