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热闹非凡，但没有中国男足什么事（中国企业则无处不在）。
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关注不多，但有两名中国数学家获奖，他们是王虹与邓煜。
虽然菲尔兹奖的热度不如世界杯那么高，但菲尔兹奖获得者对人类的贡献，绝对不下于任何运动员。
菲尔兹奖是数学界最高奖项，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实际情况则是，诺贝尔年年有，菲尔茨奖四年一次。
数学，人类智慧的巅峰。
每一个菲尔兹奖获得者，都是人类真正的精英。
王虹、邓煜这次获奖，也是中国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堪称是一次历史性突破。这标志着中国数学从跟跑、并跑逐步走向领跑，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学家的名字出现在菲尔兹奖项榜单中。
王虹获奖的依据：与合作者共同证明了三维挂谷猜想，解决了自 1917 年以来几何测度论中备受瞩目的未解决问题。
邓煜获奖的依据：在希尔伯特第六问题相关研究中取得关键突破，通过严格数学推导攻克了困扰学界125年的核心难点。
有趣的是王虹和邓煜还是北大数学系校友。
2007年，王虹考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同年邓煜以奥数金牌（2006年）获奖者的身份保送北大数学系。这里插一句，2006年的奥数金牌获奖者中，还有两位传奇，中国的柳智宇和德国天才舒尔茨。
舒尔茨也成了菲尔兹奖得主。
柳智宇也经历了人生的转折，出过家，又还俗。有人为他耽误了数学研究之路可惜，但换一个角度，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横跨文理之人，也许能做出不一般的成绩。
言归正传。纵观两个人的数学经历，王虹更像是“平台天才”逆袭，邓煜是一路的“天才之路”。
王虹到了北大之后，就决心学数学。北大数学系是出了名的难进，但她硬是大二那年通过了层层关卡转了过去，当了一个“小透明”。
邓煜在北大数学院读了两年，就觉得自己应该去更广阔的天地，大三便转学到麻省理工。继续顶着天才的光环穿梭于名校之间，从学士到博士，再到教授。
两人数学生涯中取得的成绩，基本上都是在境外完成的。王虹经历了一段“心理迷茫”之后，在法国完成了数学“学业上的开悟”，最终成为法国高等研究所的终身教授（首位亚籍女教授）。这点，引发了舆论界的巨大争议。
舆论界争议的点是：
为什么中国精英学子，要出去才能做出巨大成绩？
中国这些年发展的很好，精英学子为什么还要往国外走？
尤其是结合一直留在国内的韦东奕，舆论争议更是激烈，甚至还有人将其升到爱国与否的高度上。
其实这种争议是没有意义的。当年钱学森、邓稼先他们，也有留学经历，但并不耽误他们推动中国强大。还有杨振宁，当年没有和邓稼先、钱学森回国，那是因为他搞理论物理，留在国外更合适；他用另一种方式帮中国做了不少事，最后也回归了国家。
韦东奕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的传奇，为数学而生。因此很多人忍不住假设，如果他也出国，会不会现在也获得了菲尔兹奖。这就像有人假设当年钱学森、邓稼先不回国，是不是也获得诺贝尔奖一样。韦东奕在国内，一方面是研究方向不一样，另一方面要分经历在应用数学领域。
从宏观尺度看，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人才可以在迁徙中寻找适合发挥自身能力的土壤。这么解释，又会让很多人听着不爽。毕竟在部分人思维中，只有中国的一切才是最好的。实际上历史进程有自身的规律，并不是哪个国家和民族永远最好。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有自身的机缘，取得属于自己的成绩和骄傲。
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历史上每一个大周期运转，都会出现智力大爆发。近代中国的困局，是因为古老的农耕文明遭遇工业文明时的无力感。
什么是工业文明？
表面看是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本质上是近现代数学和科学体系奠定了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根基。
因为西方是工业文明的开启者与主导者，所以近现代数学体系，本就是西方构筑的。
中国的复兴崛起，某种意义上，就是补全工业文明落下的历史旧账。现在物质层面（工业生产与商业贸易）中国基本上赶上了，在现代数学和科学体系的研究这块，中国和西方还有差距。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到王虹和邓煜获得菲尔兹奖，说明中国的数学和科学理论的研究，与西方的差距也在缩小。有朝一日，等外国的精英来中国求学，并获得顶级数学与科学奖的时候，就是中国完成崛起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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