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虹的成功 与 丘成桐的烦恼

7月23日，四年一度的，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揭晓，王虹、邓煜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奖，二人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数学本科同班同学。

这是历史首次同一届诞生两位中国籍菲尔兹奖得主，也实现了中国本土培养本科毕业生拿下菲尔兹奖的历史性零突破。此前的华人得主丘成桐（1982年）与陶哲轩（2006年），获奖时分别为美国籍与澳大利亚籍。

有观点认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本土数学家的成就，并打破了中国人擅长竞赛，但不擅长创新的刻板印象。

一、不是打破偏见，而是中国基础科学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他们的定位，先看求学经历。

2007年，16岁的王虹考入了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次年转入数学科学学院。随后她出国到法国留学。2019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随后去了普林斯顿从事博士后研究。202年7月，受聘加州大学助理教授。2023年7月，任纽约大学副教授。2025年2月，王虹与约书亚·扎尔宣告攻克“挂谷猜想”难题。

邓煜2005年获得中国奥林匹克数学冬令营金牌。2006年，获得第4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学习。2008年，秋季转入麻省理工学院。2015年，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到纽约大学库朗研究所（Courant Institute）做博士后，并任讲师。2018年，进入南加州大学，任助理教授。2024年，转入芝加哥大学。

再看专业人士的评价。

丘成桐在王虹、邓煜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我多次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我们还是很想他们回来，这对我们中国很重要。我也希望我们求真书院优秀的年轻人以王虹、邓煜为榜样，期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我想这是我们中国数学界以及整个中国科学界最期望达到的目标，也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事情。”

“到今天，有了王虹和邓煜的成就。他们在国外成名，有些在美国读本科，有些在美国读研究生，主要的训练和工作都在海外完成。”

从他们的学术经历和丘成桐的表态，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准确地说，他们的获奖，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基础科学人才，汲取全球学术体系养分，并最终获得成功。

所以，这不是打破刻板印象。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曾这样说。“中国学生很容易获得奥林匹克数学金牌，但却很难获得菲尔兹奖。”“因为奥林匹克数学是一种竞技，目标明确且有标准答案，主要靠聪明和吃苦耐劳。但菲尔兹奖是探索性的，考验创造性，没有固定答案，这对我们就很有挑战。”

但这的确打破了一种历史：中国人擅长数学竞赛，但不擅长创新。

所以，他们的获奖，准确地说，不是打破了偏见，而是中国的基础科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时代背景下的个人选择

由此，需要回答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基础科学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王虹、邓煜的成功，当然也和几代中国数学家的努力有关。邓煜在大二就跟刘和平老师做本科生科研，接触调和分析前沿问题。对于这段经历，他自己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这说明北大乃至中国数学的基础培养，非常优秀。近十年来，我国数学等九大基础学科国际论文总被引次数稳居全球首位。

除此之外，这也和他们的个人选择有关。

知乎上有人问：读博士到底是比其他工作困难还是轻松？邓煜回答：”轻松啊。做数学本身钱就少，要是工作还不轻松的话我们早上街了好嘛。“这种调侃背后是心态的轻松。

我们都知道一个搞数学研究的人，可以很轻松地转向更能挣钱的金融、人工智能等领域。当然，做数学研究，挣钱肯定不如明星、企业家，但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其待遇还是远远高于普通人的。所以，这不是苦行僧式的奉献，也不是为了国家荣誉放弃个人选择，而是“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生活优裕，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这样一种人生选择。

个体的人生选择，背后是时代的支撑。不以千里称也

一个学数学的年轻人，不选择在毕业后，凭借自己的成就，去金融、AI领域挣钱，而是选择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不但需要足够的兴趣，也需要一个豁达的金钱观。人需要满足衣食住行的需求，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当一个人经历过贫穷，其人生观就很难让他做出非功利的选择，其获得功利化的成功的动机，就更容易压过个人志向。而培养兴趣本身，也是需要经济支持的。比如，邓煜身边这种竞赛环境，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

这种超越功利性的求知欲望，这种从全球学术共同体汲取养分的机会，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开放的产物。

三、丘成桐的烦恼

但客观地说，做出王虹、邓煜这样选择的人，还不足够多。中国目前有这种氛围，但还不足够。丘成桐的烦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近日，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表示，要清退清华“丘班”2026级预科班多名学生，引发热议。

丘成桐在伯克利师从陈省身，先后获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克拉福德奖及邵逸夫奖，‌囊括了数学界几乎所有顶级荣誉‌。

丘成桐认为，虽然中国在数学竞赛中优异表现，但国内数学‌应试教育、竞赛体制，过度侧重解题技巧与套路训练，缺乏独立提出猜想、构建新理论框架的能力。学术体系急功近利，偏向论文数量、奖项等短期成果，导致学者难以潜心从事需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原创性成果稀缺。

丘成桐一方面直言，中国数学落后美国，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一个快速的办法，促进中国数学科研的整体进步。为此，丘成桐在清华大学成立了求真书院，自己担任院长，实施“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及“数学英才班”培养工作。书院自主招生，面向初三至高三年级，每年规模不超过100人，选拔那些有数学天赋、有志于数学科研的学生。

但是，今年2月入学的2026级丘成桐数学领军计划预科班学生，在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两门课上大面积挂科，甚至有人只考了二三十分。学院又拿北京高考数学的真题来补考，结果这批顶着“免高考的数学天才”平均分只有110，远低于清华同期统招新生的平均水平。

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在高考激烈的竞争中，有一个免高考的途径，学校和家长，就会趋之若鹜。各类针对求真书院人才选拔计划的培训班层出不穷，正如丘成桐说：“培训班就是猜题，有些学生才练了几个月，猜题猜准了就进来了。”求真书院在去年8月甚至公开发布声明，从未与任何学校、培训机构合作。求真书院本是为了脱离应试的模式，培养那些离职数学，超越功利性的天才，结果还是落入了应试、功利性上名校的老路。

一方面，是丘成桐的苦恼、“张雪峰主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是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足够支持一部分年轻人，开始追求自己的兴趣。而中国的开放，则让这些年轻人可以进入到全球学术体系中，在中国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获得全球学术体系的助力，进而获得全球顶尖的成功。

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迅速改变，但正如丘成桐还有烦恼，很多事情，还不能急于求成，还需要不断地积累，水到渠成。

四、体育和数学

体育其实和数学非常相似。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当人有足够的钱，才能去从事的事业。

根据世界上的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体育消费会快速增长。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文化体育消费进一步加速。2008年，中国人均GDP刚过3000美元，李娜闯入奥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四强。2011年，中国人均GDP刚好超过5000美元。李娜拿下法网单打冠军。

1896年，首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奥运会历史上，美国是表现最为成功的国家，共16次登顶金牌榜榜首，并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以83枚金牌创下单届夺金数最高纪录。

1932年，中国短跑选手刘长春，孤身一人出征洛杉矶奥运会，开启了中国人参与奥运金牌榜竞争的历史。52年后，1984年，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夺得男子手枪慢射金牌。这是中国的第一块奥运金牌。时间又过了24年，‌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获得48枚金牌，超越了美国的36枚，首次获得奥运会金牌数量第一。又过了16年，2024年，在没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下，在巴黎奥运会，中国首次在海外举办的奥运会与美国并列金牌榜第一。

但还应该看到的是，在金牌的结构上，仍然存在差距。

美国金牌来源多在游泳、田径、集体球类项目，走的则是校园体育（NCAA）加市场化俱乐部双轨道路，全民参与度、商业化程度高。而中国多在跳水、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更偏重举国体制，民间参与少，偏重国家财政投入。

但随着经济发展，霹雳舞的刘清漪、网球的郑钦文、F1赛车手周冠宇等，因为热爱而投身，依靠市场、家庭的巨资投入，最终获得世界级成就的人越来越多。

2004年，内地网球爱好者只有‌197万人。毕竟，网球装备价格不菲，要求合格场地，不像羽毛球有空地就能打。而到了‌2024年，中国网球人口数量为‌2519万人。这就意味着，仅凭市场化、大众参与，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就可以成为网球强国。

五、基础科学的赶超，其实也是深植于社会的

其实，天才的大脑，源于基因，源于概率，中国人聪明，数量有多，天才的降生从来不是问题。按照概率，王虹、邓煜、郑钦文、周冠宇这样的人才，是平均分布在历史中的，为什么他们出现在2026，而不是1966。因为一个1966年的年轻人，可能想的只是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吃饱。

而现在，有了王虹这样的人，也是因为时代发展到了这一步。

顺着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站在更远、更高层次看，抽离科学家，甚至抽离学科，从社会、经济、技术的层面去看，还会得到更深的认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随时都能脱口而出。我们深信科学技术可以生产出物质财富，带来国富民强。但科学技术如何产生财富呢？又是什么产生科学技术呢？是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产生了技术，技术再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所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产生科学技术的，是经济发展。

基础科学的赶超，其实也是深植于社会的。丘成桐想赶超，但却迎来功利化的人。因为社会氛围如此。学术体系，也是深植于社会的。王虹说她在法国得到了无私的帮助，学者的精神状态，放松的态度，都是深植于社会的。

现代流行所谓给学者、科学家宽松的环境。但整个氛围，并不说一个什么放松考核，给学者宽松的环境就可以了的。你给一个宽松的环境，现在的氛围下，就是裙带关系，反正不用考核了。

既不苛刻的考核，给科学家宽松的空间，科学家们也不搞学阀、裙带，要达成这个局面，就还需要社会不断发展。所以，归根到底，只有中国保持市场经济，保持改革开放，王虹、邓煜的人，才会越来越多。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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