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法院被指乌龙刑事审判：将案涉200万元借条强行认定为100万元

撰文| 刘虎 张梦云

7月16日，令人瞩目的甘德胜诈骗案（详见本号文章《长期活跃的“京骗”团伙被警方侦查，伪造大量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办文件》https://mp.weixin.qq.com/s/cCn_Q71OVU_Fih9rnkdWag），二审在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这起看似普通的“捞人”诈骗案背后，暴露出一个涉案金额巨大、诈骗层级惊人的骗局网络。

沈雨红假冒全国人大常委会名义写给北京三中院的取保《担保书》。受访者提供

甘德胜的二审辩护律师刘校逢、王亚伟在庭审中向法庭提交了大量证据，认为这起案件是一个由多重骗局嵌套而成的“局中局”，甘德胜并非设局者，而是被两个更庞大的骗局所吞噬的“最大受害人”。

辩方在庭审中指出，甘德胜同时被两条平行运作的诈骗链条系统性围猎：一条以“主席金融秘书”为幌子骗取约3000万元，另一条打着“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妹妹”的旗号骗取约1800万元。然而，真正的诈骗犯罪嫌疑人至今无一人到案。

01

一起因“捞人”引发的诈骗案

这起诈骗案源于“捞人”。

2023年3月，福建人王某铃的亲戚吴某华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内蒙古警方刑拘，同年8月被逮捕。王某铃找“干妈”史连英（对外自称“方萍”，公安部退休老干部，认识公安部孙部长）帮忙办理取保候审，史连英找甘德胜帮忙被拒。在史连英的再次请求下，甘德胜询问陈英后表示可以办理。后史连英告诉王某铃，称“可以办，一周就能放人，需要先拿100万元”。

2023年8月21日至22日，王某铃等人分多笔将100万元转入史连英提供的银行账户。同日，甘德胜将该100万元分多笔转至陈英女儿刘芬名下银行账户。后因陈英称，吴某华是第一嫌疑人，如果给吴某华办取保，后面的六位嫌疑人也需要办取保，这项工作难度大，需要300万元，王某铃因嫌费用过高，放弃办理。聊天记录显示，史连英和甘德胜均同意给王某铃退费。但因陈英迟迟不给退费，导致史连英、甘德胜无法及时向王某铃退费。

2024年4月1日，王某铃向公安机关报案。同年5月29日，甘德胜被抓。6月6日，甘德胜家属向王某铃退赔100万元，王某铃出具了《谅解书》及《撤案申请书》。

2026年1月30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甘德胜通过史连英向被害人王某铃虚构能够帮助其亲属办理取保候审的事实，骗取王某铃100万元，后转给刘芬用于还款；案发后其家属已代为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其后期的退赔行为系发生在诈骗犯罪既遂后，不能因其有事后退赔意愿及行为，而反推其在犯罪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

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甘德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扣押OPPO牌手机一部，予以没收；扣押华为牌手机二部之变价款，用于执行罚金刑。

02

100万元“诈骗款”去哪儿了？

案件的核心争议，围绕涉案金额100万元的性质展开。

在一审法院看来，本案证据链条完整：甘德胜通过史连英传递虚假信息，导致王某铃陷入错误认识并转账100万元，甘德胜将其转给刘芬，用于偿还欠其母亲陈英（真名李秋金）的个人债务，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审庭审中，辩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资金定性：该100万元不是甘德胜偿还陈英的借款，而是请托陈英办理吴某华取保候审的费用。

案件关系图。受访者制图

辩方提交了一份按分钟级时间线整理的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整合表，完整还原了那两天的信息流和资金流，证明甘德胜收到钱后第一时间转给陈英指定的刘芬账户，且每笔转账前后都与陈英保持微信通话。截至2023年8月22日15时41分，王某铃一方分七次转入的100万元，被甘德胜分五次全部转至刘芬名下银行账户。每笔转账均在收款后数分钟至十几分钟内完成，钱一到就转，一分没留。

一审判决认定，甘德胜将100万元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关键证据是甘德胜向刘芬出具的两张《借条》，金额分别为150万元和50万元。

辩方在二审中出示了甘德胜与陈英2023年11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指出这两张《借条》系陈英、刘芬故意设局，在甘德胜转账100万元三个月后，指使其倒签日期（分别签为2023年8月20日和9月13日）出具的，根本不存在真实的借款行为。“这是二人极具反侦查意识的表现，目的是伪造债务关系，掩盖诈骗事实。”

辩方在庭审中指出，案涉两张借条金额分别是150万元、50万元，而本案涉案金额是100万元，根本对不上号。一审《刑事判决书》却错误地将两张《借条》金额均写为50万元，以与本案涉案金额100万元相对应，同时，一审判决书隐瞒了两张借条实际形成于2023年11月22日的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有枉法裁判之嫌”。

甘德胜家属称：第一，《借条》原件始终由甘德胜持有，从未实际交付给刘芬，仅通过微信拍照发送；第二，所有银行流水记录中，从未有过刘芬向甘德胜的任何汇款记录，所谓借款的事实基础根本不存在；第三，甘德胜向刘芬账户转账累计达数千万元，全部为单向流动，从未有反向资金；第四，截止目前，陈英（李秋金）的实际身份信息都没有查清，全案证据中没有陈英（李秋金）的任何身份证明；第五，刘芬和陈英的亲属关系也没有客观证据予以证明，更没有陈英和甘德胜的转账流水，甚至陈英目前身在何处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认定甘德胜欠陈英巨额债务，更无法认定甘德胜向刘芬转账的100万元系偿还陈英的债务。

北京朝阳法院。张梦云摄

律师在庭审时指出，根据甘德胜与陈英、刘芬的微信聊天记录，在此前，刘芬因银行卡被冻结，曾要求甘德胜配合写过借条，用于解冻刘芬的银行卡，并非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甘德胜与陈英2023年11月2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在陈英指使甘德胜写完上述两张借条，并让甘德胜拍照通过微信发给陈英后，陈英马上说：“好赶紧去”。这说明2023年11月22日，陈英指使甘德胜写的上述两张借条，另有其他用途，而非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

03

“国家主席金融秘书”的“杀猪盘”

甘德胜为什么相信陈英能帮忙“捞人”，并将请托款打给其指定的刘芬银行账户？二审辩护律师在庭审中称，甘德胜被陈英精心设计的骗局洗脑，成了对方的“杀猪盘”。

2023年2月，甘德胜经佟寒梅介绍认识了陈英。佟寒梅介绍说，陈英是“国家主席的金融秘书”，负责海外资金回笼。陈英暗示自己有军方背景，承诺能为甘德胜办理军工企业资质，并通过展示私人飞机等方式获取信任。

辩方在庭审中通过向法庭展示大量的聊天记录来证明，甘德胜对陈英为国家主席秘书这一身份深信不疑，且对陈英与公安部王部长关系好深信不疑。

甘德胜在笔录中称：“我被骗了。陈英和她女儿说跟王部长在一起”“我跟陈英通话的时候，她正在用另外一个手机跟公安部王部长通话。通话的时候，跟王部长在一起的还有刘芬，陈英说正跟她视频的是王部长和刘芬。”

史连英在笔录中称，曾看到过甘德胜与陈英视频通话，甘德胜跟陈英说“小王（王某铃）的事如果不办就把钱赶紧退回来”，陈英说“急什么，到时候退给他不就得了？”

辩方在庭审中指出，在案证据证明：甘德胜收到100万元后，转委托给“神通广大”的陈英去办，而非据为己有，且在陈英的蒙蔽下相信陈英能办；甘德胜在收到史连英关于王某铃终止请托的通知后，具有退款的意愿和行为，不具非法占有目的；甘德胜曾主动向陈英提出退款给王某铃，但陈英迟迟拖延不予退还。

陈英（李秋金）、刘芬母女。受访者提供

“在侦查阶段的笔录中，甘德胜出于对陈英身份和能力的信任，出于‘保护领导’和相信‘领导能救自己，能还自己清白’的想法，曾作出‘还陈英欠款’的虚假供述。但事实上甘德胜根本就不欠陈英的钱，甘德胜向刘芬的100万元转账，是请托陈英为王某铃亲属办事的款项，而非偿还欠款。”

二审辩护律师在庭上提出，直到案件审查起诉阶段，一审辩护律师阅卷后与甘德胜进行核对证据时，甘德胜才发现陈英连名字都是假的，真名叫“李秋金”，而且，在其女儿甘雨与陈英视频后，陈英把甘雨微信也拉黑了，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开始向检察机关如实供述自己被陈英母女诈骗的事实。

“这100万元只是甘德胜被陈英诈骗金额的三十分之一。”辩方整理的微信聊天和转账记录显示，陈英以能为甘德胜办理军工企业资质为由，采取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对甘德胜实施了一场持续一年多的“杀猪盘”式诈骗。甘德胜在庭上称，在陈英母女的持续施压和欺骗下，陆续向刘芬的银行账户转账达3000万元。

04

“人大法工委主任妹妹”的圈套

由于陈英迟迟不退款，甘德胜从2024年2月开始为向王某铃退款四处筹钱，随后又落入了沈雨红的圈套。

甘德胜在法庭上称，沈雨红自称“全国人大法工委沈主任的妹妹”，告诉甘德胜可以委托她将筹集的钱款退还给“朝阳经侦理赔中心”。基于对沈雨红的信任，甘德胜于2024年4月26日至29日向沈雨红转账近100万元，让她通过办案机关退还给王某铃。但沈雨红却将该笔款项私自截留，并未退还给王某铃。而甘德胜对此一直蒙在鼓里，一直到甘德胜被抓，其才知道沈雨红没有将钱退还给王某铃。

甘德胜家属不得不另行筹措资金，于2024年6月6日向王某铃退款100万元。家属认为，除陈英拒不退款外，沈雨红截留该笔退款，也是造成一审判决认定甘德胜诈骗的主要原因之一。

甘德胜还在法庭上称，此前，甘德胜通过马明复结识了沈雨红。沈雨红向二人出具了300多份加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等国家机关印章的公文，先后虚假任命二人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社会调查与经济研究室筹建处负责人”。

甘德胜称，沈雨红通过伪造公文骗取其信任后，以“筹建研究室”名义诈骗甘德胜近1800万元。其中，2017年至2021年，甘德胜向马明复转账约1500万元，后马明复转给沈雨红。2021年马明复去世后，甘德胜接手“研究室筹建工作”，又直接向沈雨红转账约300万元。

对此，辩护律师当庭向法庭提交了甘德胜家属收集的40多份沈雨红向甘德胜等人发送的上述伪造的文书。

“沈雨红的诈骗行为，在甘德胜被抓后仍未停止。”二审辩护律师向法庭指出，甘德胜被抓后，沈雨红为防止其虚假身份暴露，向甘德胜家属出具了加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印章的《担保书》《声明书》《任职证明》等文件，内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法工委认为甘德胜不构成诈骗罪，申请为其取保候审做担保。

北京三中院。张梦云摄

另外，甘德胜被抓后，沈雨红将目标转向了佟寒梅，并将国家社会调查与经济研究室更名为国家社会经济调查委员会，继续向佟寒梅出具伪造的国家公文的方式，任命佟寒梅为负责人，在佟寒梅处获取资金。

甘德胜家属称，2024年6月至2026年2月，沈雨红曾多次通知家属去看守所接甘德胜出来，每次又以“需要补手续”等各种借口拖延。沈雨红还告诉其家属，她要给办案检察官送30万元。

沈雨红称，她要给甘德胜案办案检察官送30万元。受访者提供

05

华为手机：未被打开的真相

该案一审判决第二项“扣押之华为牌手机二部之变价款，用于执行甘德胜之罚金刑”，引发了二审辩护律师在法庭上的强烈质疑，认为该判项违反法律规定。

辩方在二审庭审中指出，根据法律规定，不能确认扣押财物属于违法所得或犯罪工具的，不得没收。本案一审判决没有关于被扣押华为手机属于违法所得或犯罪工具的内容，所以不能予以没收，法院也没有判决没收。

沈雨红炮制的“全国人大法工委”任命甘德胜公文。受访者提供

“一审法院的正确处理方式应为依法返还，不能直接判决将华为手机变价款用于执行罚金刑。”辩方认为，两部华为手机在一审判决时仍处于被扣押状态，尚未变卖，不存在“变价款”。法律对扣押物品的处理有明确规定，一审判决以尚未发生、并不存在、且将来并不必然发生的手机变价款执行罚金刑，于法无据。

辩方指出，侦查机关扣押了甘德胜三部手机，但只提取了OPPO手机中的微信聊天记录，而能够证明甘德胜无罪的大量证据存在于华为手机中，包括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等。“一审判决涉嫌有意销毁能够证明甘德胜无罪的证据，甚至有枉法裁判之嫌。”

家属从二审庭审中了解到，两部华为手机是在可以正常使用的情况下被扣押的。甘德胜反复强调，手机中有能够证明其无罪的证据，要求恢复数据。公安和检察官拿着手机去看守所找甘德胜解锁，用指纹和密码竟然都打不开，其中一部手机严重破损。

“二审过程中，华为手机解锁失败，数据至今未被提取。”辩方在法庭上称，种种迹象表明，甘德胜的华为手机可能隐藏着重大秘密和事实真相，包含着能够证明甘德胜无罪的内容，属于应当且必须调取的证据，否则将会产生冤假错案。

06

报案被推诿，至今无一人到案

一审判决后，甘德胜家属整理好证据材料，于2026年3月起向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报案。

3月19日，二审辩护律师代理甘德胜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北京三中院邮寄了《刑事控告书》。

“甘德胜损失了数千万元，是本案中最大的受害人。”二审中，辩方向法庭提出，甘德胜家属及辩护律师自3月开始，就已经代理甘德胜对陈英、刘芬涉嫌诈骗罪，沈雨红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诈骗罪向司法机关进行控告。“但时至今日无一人到案，令人震惊！”

甘德胜家属称，直至5月15日，朝外大街派出所才正式接收材料、制作笔录并上报。5月22日，朝阳分局寄出《专用程序处理告知书》，称已转送刑侦支队。但直到二审开庭，朝阳公安仍未出具《受案回执》，未对三人立案，未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朝阳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侵财队。张梦云摄

辩方向二审法庭提出，自甘德胜家属及律师对陈英、刘芬进行控告开始，刘芬陆续注销社交账号、删除炫富视频，明显存在处置资产、隐匿财产、逃避追责的嫌疑。

甘德胜家属认为，本案诈骗层级之高，涉及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主席办公室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一审法院对如此明显的涉嫌诈骗犯罪线索竟然视而不见，令人匪夷所思。在案件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发现犯罪线索应一并侦查。在审查起诉、开庭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法院发现犯罪线索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然而，本案中公检法均不作为，尤其是家属报案后，警方迟迟不予立案，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