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敏敏：从脑科学来看，幸福是幻觉，抑郁带来的痛苦也是幻觉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李晨阳

原标题《北脑所所长罗敏敏：我不向年轻人灌输“成功学”》

人的大脑重约2斤8两，功率相当于一个20瓦的小灯泡。但它足以让你痛苦，也足以让你幸福。

作为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最出圈的两个研究方向分别是脑机接口和抑郁症——都恰好戳中现代人的兴趣或痛点。

这是一个精彩又矛盾的时代：一方面，“北脑一号”这样的“黑科技”已经能够帮助瘫痪人群重建运动功能；另一方面，我们在面对诸如情绪、欲望、幸福这些古老的命题时，依然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在心理学、神经生物学深耕已久，做过很多调研、“编”过很多故事后，罗敏敏现在相信，“幸福其实是一种幻觉”。

这并不是对幸福的“解构”。恰恰相反，这位“知天命”之年的所长、博导，在访谈中最频繁提到的词，正是“开心”“快乐”“幸福”；他从不向年轻人兜售成功学，反而常常劝他们，“不要这么辛苦，不要这么累”“很多事情并不需要那么努力去争取”。

01

破译幸福或抑郁的幻觉

有时候，罗敏敏会问自己：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想不想在某个关键节点做不一样的选择？

想来想去，他的答案是：哪怕再来一次，还想这么活。

1973年，罗敏敏出生于江西的一个小山村，家境清贫，“一年能吃两顿肉就满足了”。他从小成绩很好，为了“追随李政道的脚步”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北大是考上了，却被调剂到心理学系——这个结果，对他来说算“考砸了”。

上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比西方慢几拍。国际上人工智能的第二次热潮降温后，才刚刚在北大热起来。罗敏敏的本科生课题是用backpropagation算法训练人工神经网络，年轻的他觉得“这好酷啊！”

对那时的罗敏敏来说，“酷”的东西可太多了。他在北大各个院系间到处蹭课，从生物学、电子学，再到计算机学。

大学毕业后，罗敏敏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求学。他依然不安分，连续轮转了5个不同方向的实验室，其间还生育了一儿一女。最终，他对研究生老师Peter Sterling说：“我决定留下来做科研、做博士后。”这位一直对他关怀备至的老爷子略带苦笑地说：“你可不能再这么轮转下去了。”

罗敏敏秒懂：虽然Peter平时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对他还是不大放心的。

出国、回国，辗转多个科研机构，兜兜转转了一大圈，罗敏敏最终选定的科学问题是“奖赏”。

这个命题关乎人与动物所有行为选择背后的终极驱动力：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拿到最大的奖赏？

“为了活下去，我们每天都在做无数个趋利避害的选择。”罗敏敏说，“这背后最核心的，是一种神经系统的运算。”

▲罗敏敏与爱犬。

那是2014年左右，主流观点几乎把“奖赏”和大名鼎鼎的多巴胺画了等号。但罗敏敏不想做“所有人都在做的东西”，最终决定做五羟色胺研究。

关于五羟色胺和奖赏的关系，学术界争议很大：当大脑中多巴胺水平升高时，动物追逐奖励的行动力与急切度都会大幅提升；而当五羟色胺水平升高时，动物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了。因此有人认为，五羟色胺系统不是奖赏系统，而是“反奖赏”系统。

但罗敏敏不这么想。

“你怎么定义奖赏呢？”他对《中国科学报》说，如果奖赏仅仅关乎动机，那么五羟色胺确实抑制了动机；但奖赏同时也关乎快感和满足，比如吃饱喝足了，动物就不会想着再去找新的食物。

多巴胺挑起我们的“欲望”，五羟色胺则赋予我们“满足”——它们其实是奖赏的一体两面。某种程度来讲，人类所追求的幸福，不就是既能有所欲求，又能有所满足吗？

罗敏敏提出的五羟色胺与多巴胺相平行的奖赏理论，冲击了神经科学领域30多年的传统认知。在撰写这些关于“奖赏”的论文时，他需要“编”一些好听的故事，比如和抑郁症有密切联系云云。“编”着“编”着，他开始问自己：我的工作能不能真的解决抑郁症？

他关注到一种能快速缓解抑郁症的药物——氯胺酮。这是个明星药物，每年有很多顶刊论文致力于解析它的作用机制。但罗敏敏从中嗅出了一些反直觉的东西。

人们通常认为氯胺酮通过阻断天冬氨酸（NMDA）受体来发挥作用。可是多年来，多家知名药企开发了各种各样的NMDA受体抑制剂，在临床上都没有表现出抗抑郁效果。

也许氯胺酮还有什么被忽略的靶点——顺着这个猜想，罗敏敏有了新发现。2025年，罗敏敏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首次提出，腺苷通路是氯胺酮药物和抑郁症休克疗法背后的共同机制。这一发现，有可能为近1/3对传统药物不敏感的“难治性抑郁症”患者带来新的希望。

▲罗敏敏与爱犬。

今年5月，罗敏敏受邀在《神经元》杂志上发表长篇综述，提出了关于抑郁症的“病理吸引子”假说：抑郁症患者陷在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情绪盆地”里，病理性地吸引着负性情绪、低奖赏和低动机的神经网络状态。

可见从脑科学的视角看来，不光幸福是一种幻觉，抑郁带来的痛苦也是一种幻觉。它们并不必然与客观世界的得失荣辱相关，却毫无例外地源自大脑神经细胞上电信号的涨落与流动。

脑科学家们正试图直接干预大脑的电活动。

02

你愿意放弃痛苦的自由吗？

“脑机接口有什么用？简单来说，就是给大脑加一个‘外挂’。”近日举办的2026未来科学论坛上，罗敏敏在主旨报告中这样解释，“它能监测我们的生理和疾病状态，替代已经丧失的感觉与运动功能，辅助康复，甚至增强或改善人的能力。”

脑机接口无疑是当下最火爆的科技领域之一。马斯克的Neuralink主打侵入式技术路线；欧洲的WIMAGINE主攻半侵入式技术路线。而罗敏敏团队研发的“北脑一号”和“北脑二号”，则同时在上述两条技术路线上做出了世界级水平的工作。

曾有外媒以“北脑一号”为例，评价中国在脑机接口竞赛中“踩下油门”。但罗敏敏对这种像赛车比赛一样的术语不是特别感冒——他更关心自己的技术能不能真正帮助别人。

如今，半侵入式的“北脑一号”已经完成超过30例人体植入，让那些饱受肢体失能之苦的患者通过意念操控外挂机械，进而重建运动和语言功能。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有一位患者，因车祸导致胸腰段脊髓完全损伤，已经瘫痪卧床五六年。在植入“北脑一号”并安装配套装置后，他逐步可以动腿、翻身、踢腿，进而拄拐杖上街行走几百米。而最令他高兴的，是重新获得了控制大小便的能力。

近年来，罗敏敏正在以越来越密集的频率，目睹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生命奇迹发生。

▲罗敏敏。

与此同时，走侵入式路线的“北脑二号”也已进入动物试验阶段，如果一切顺利，今年或将走上人体临床试验。

“根据‘北脑二号’在动物实验中的表现，我想它在人体上的表现，基本可以达到Neuralink的水平。”罗敏敏自信地说。

在罗敏敏看来，脑机接口之所以如此备受关注，除了能切实改变植入者的命运外，也因为它满足了人们天马行空的幻想：未来通过脑机接口，甚至脑—脑接口，是否有可能实现类似科幻小说中“三体人”那样透明的共享思维？那时，人类又该如何维护自己内心的隐私？我们还能做到“论迹不论心”吗？

最尖锐的问题是：脑机接口是否会威胁人类的自由意志？

罗敏敏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当你知道所谓的自由意志，就是你脑子里一堆神经细胞的电活动，你还觉得它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吗？你愿不愿意做出改变呢？

“人们天天都在做一些会改变大脑神经电活动的事情，比如抽烟、喝酒、喝咖啡，却对此不以为意。而与此同时，中国大约有9500万抑郁症患者、5000万焦虑症患者、3.5亿慢性痛患者——他们的痛苦都是自由意志的一部分。显然我们看到，很多人是愿意接受治疗，放弃这种‘自由’的。”

新锐领域、创新前沿——罗敏敏看起来是个足够“潮”的时代弄潮儿。但他说，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很多痛苦，正是古老的大脑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时的“适应不良”。

社交媒体把人们圈在各自的信息茧房中，每天推送铺天盖地的信息，其中大多是负面信息。一场悲惨事件发生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全球几亿人都会陷入悲伤和无助。这带给人类大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很难评估。

“我们应该为自己和后代创造什么样的精神环境？”罗敏敏说，“这对全世界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课题。”

03

什么才是最好的时光

从江西小山村的寒门少年，到北京新型研发机构的掌门人，一路率性而行的罗敏敏，竟然活出了世俗意义上如此成功的模样——这或许是他身上最矛盾，也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在我的一生中，见识过太多比我聪明能干的人，所以我知道，我能坐在今天这个位置上，不是因为我多么聪明和努力，更多是机遇和运气让我走到了这一步；同样的，我一生中认识过很多非常非常成功的人，但我不觉得他们一定拥有与事业高度同等的开心。”罗敏敏说，“总体而言，我觉得开心可能更重要。”

无论对自己的孩子、课题组的学生，还是所里的青年职工，罗敏敏有一条个人守则：不要给年轻人灌输太多成功学。

在他看来，很多人心心念念想要达到的目标，几年之后再看，就会觉得很微小。很少有人的目标能在几十年后仍然有意义。

他说：“如果你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就是活得开心就好。做一个开心的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关心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就很好。”

但一坐到所长办公室的椅子上，人生信条轻盈如罗敏敏，也需要思考一些沉甸甸的问题，比如科技评价体系。

他还是习惯性地“从整个历史来看”：人们总结一个时代的科学贡献时，只会记录偶然出现的一两个天才；在评价一所科研机构是否成功时，看的也不是50篇、100篇CNS论文，而是那一两项不一定发在哪里，却真正改变了世界的研究。

“对研究所来说，要建立一种体制，确保真正重要的工作能在其中生长出来，不会被打击掉；同时要保证这个体制本身可以持续，而不是把所有资源押注在一个不确定的天才上——这是很难的平衡。”罗敏敏认为，在管理中，比起没有做什么，更需要警惕的是恰恰因为做了什么，而阻碍了真正的人才和杰作涌现。

“归根到底，做创新的工作，最重要的是给人尊重、给人自由。”这是他最终给出的答案。

罗敏敏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如果重来一次，他还想这样活。但如果人生能定格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最幸福的时刻，他会怎么选呢？

他说，最想回到自己孩子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很年轻，经济上捉襟见肘，“如果今天不出门打工，下周冰箱里可能就没有食物”，一度险些放弃科研去找别的工作。多亏妻子的坚定支持，还有那位操碎心的研究生导师Peter借给他5000美元，才让他在科学这条路上走下去。

现实的空间如此逼仄，但当他做完一天的实验回到家时，看着孩子懵懂的眼睛和清澈的笑容，又觉得浑身充满活力——既感到世界充满了不确定，又感到无处不在的可能和尚未兑现的潜力。

“总觉得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如果说幸福只是一种幻觉，那真是最好的时光了。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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