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人工智能是否会成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背景下历史叙事竞争的新战场？应该说，AI本身并没有历史立场，也不会天然偏向任何一种历史观。但是，AI所学习的数据、训练的语料、提示词的设计、人工标注的方法以及最终的审核机制，都会在人为训练、“喂养”、“投放”下影响它的“生成”内容。当这些环节被人为操纵，AI就可能由知识传播工具异化为历史误导的“洗脑”工具。
与传统宣传相比，这种AI影响更加隐蔽，也更加危险。过去，历史修正主义主要依赖教材、出版物、影视作品或个别媒体，传播范围有限，辨识相对容易。而今天，借助众包平台、算法推荐、多语种生成和社交媒体传播，一条经过AI包装的虚假信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覆盖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并因为披上了“智能生成”的外衣而更容易获得信任。
这种数字化、规模化、跨国化的传播方式，使历史修正主义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扩散能力，也意味着新型军国主义历史观不惜“创新”，开始以新的形式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它已经不再满足于修改几页教材、出版几本书，而是试图借助人工智能塑造全球年轻一代对历史的认知。这种利用资本、平台和算法共同构建历史叙事体系的做法，本质上是新型军国主义在AI时代的一次升级。
更重要的是，这已经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历史争议。日本如果今天可以借助AI否认南京大屠杀，明天就可能否认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天甚至可能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挑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成果，挑战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历史一旦可以被技术批量重写，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共同记忆都可能成为被篡改的对象。
因此，对日本AI治理不能停留在版权保护、隐私安全和数据合规层面，更应当把历史真实性、事实可溯源性和国际公认史料的真实性纳入治理框架，提高算法透明度和内容溯源能力，防止人工智能成为虚假历史信息的“放大器”和“加速器”。
与此同时，日本是否真正追求和平，也绝不能仅仅依据其宣传口号和外交辞令来判断。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走上和平道路，从来不是看它说了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不是看它制作了多少“和平宣传片”，而是看它怎样对待自己的战争历史。国际社会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检验：第一，日本是否真正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第二，日本是否尊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等战后国际司法机构已经作出的历史结论；第三，日本是否维护包括《波茨坦公告》在内的战后国际秩序；第四，日本是否以积极、负责的态度推动尚未完成历史和解的问题，并对历史遗留责任作出应有承担。
这四个标准，并非任何国家单方面提出，而是战后国际社会长期形成的共同认知，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历史可以研究，可以不断深化认识，但不能随意改写；科技可以创新，可以不断突破边界，但不能成为制造谎言的工具。当人工智能被用于传播真实，它能够推动文明进步；当人工智能被用于粉饰侵略，它损害的不仅是真相，更是科技本身的公信力。
今天，人类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是谁掌握了更先进的AI技术，更是谁能够守住历史真实性这一文明底线。只有坚持以国际公认史实为基础，坚持以事实抵御谎言，坚持以共同记忆维护共同秩序，才能避免人工智能成为历史失真的工具，也才能让世界真正相信，一个国家追求和平，不是靠算法塑造出来的形象，而是靠尊重历史、承担责任赢得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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