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我，顶替父亲的班，进了供销社，下岗后工作没了，回村种地，地没了，成了村里的笑话
我十七岁那年，爹到了退休年纪，按政策可以让一个子女顶替接班。家里哥姐三个，我最小，爹最疼我，就把这个名额给了我。
记得去办手续那天，爹特意给我买了一身新的的确良中山装，还剪了个头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三儿，进了供销社，好好干，这可是铁饭碗，一辈子不愁吃穿。"我使劲点头，心里美滋滋的。那时候全村人都来道喜，说我命好，生下来就带着"公家人"的命。
刚进供销社那几年，真是风光。我分在乡供销社的百货柜台，管着暖水瓶这些日用百货。每个月工资二十二块五，虽然不多，但在农村已经是顶好的收入了。更重要的是身份——售货员，那是吃"商品粮"的。
谁能想到，天说变就变了。 九十年代中后期，市场经济搞起来了。街上的个体户越来越多，卖的东西比供销社便宜，花样也多。一开始我们还不当回事，觉得供销社是国家的，黄不了。可渐渐地，柜台前的人越来越少，货架上的货越积越多。
1998年冬天，我记得特别清楚，腊月里，主任把我们几个叫到办公室，脸色很难看。他说，供销社要改革，要减员增效，我们这批人，都要下岗。
"下岗"——这个词我以前只在电视上听过，觉得离自己远得很。那天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站在供销社门口，北风刮得脸疼，可我感觉不到冷。脑子里嗡嗡的，就一句话铁饭碗，碎了。
下岗之后，我在镇上晃荡了半年。打过零工，摆过地摊，都没挣到什么钱。媳妇天天跟我吵，说我没本事，当初还不如嫁个种地的，至少有几亩地饿不死。
后来我一想，也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大不了回去种地。虽然我没怎么种过地，但庄稼活不就是出力吗？我有的是力气。 2000年开春，我带着媳妇孩子回了村。 可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地也没了。
我爹当年出去，户口转成了商品粮，家里的地早就收回去了。我和媳妇孩子的户口也都在镇上，不在村里。村支书说，按政策，你们不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分地。
我当时就急了："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怎么就不是村里人了？"村支书两手一摊："政策就是这么定的，我也没办法。" 那时候我才明白，我成了一个两头不靠的人——城里没工作，村里没地。像一根草，风一吹，不知道飘哪儿去。
没有地，我只能打零工。今天帮这家盖房子，明天帮那家收庄稼，挣点辛苦钱。媳妇在村口开了个小卖部，卖些油盐酱醋，勉强糊口。
日子过得紧巴，更难受的是村里人看我的眼光。 以前我在供销社的时候，村里人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一口一个"王师傅""王售货员"。现在呢？有人当面就叫我"下岗工人"，话里话外带着刺。
还有更难听的。有人说我是"败家子"，说我爹好不容易挣下的铁饭碗，到我手里给砸了。有人说我好吃懒做，在供销社待惯了，吃不了苦。最过分的是有人跟我儿子说："你爸以前是卖货的，现在啥也不是。" 儿子回家哭着问我："爸，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我摸着儿子的头，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些年，我最怕的就是逢年过节走亲戚。亲戚们坐在一起，聊工作聊收入，我就坐在角落里不说话。有人问我现在干啥呢，我就含糊其辞，说"打零工呢，混口饭吃"。
我媳妇也受了不少委屈。以前她嫁给我的时候，娘家人都觉得她高攀了，现在倒好，娘家人都说她当初瞎了眼。她跟我吵过闹过，可吵完闹完，日子还得过。
半辈子的滋味， 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头发白了大半。儿子大学毕业在城里找了工作，不用再受我这份罪。我和媳妇还在村里住着，小卖部还开着，挣不了大钱，够我们老两口吃饭。
可话说回来，比我惨的人也有的是。跟我一起下岗的同事，有的去南方打工了，有的做点小生意，也都过来了。我好歹还有个小卖部，有个家，儿子也出息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
人这一辈子啊，谁也说不准。今天你风光，明天你落魄，后天又不知道怎么样。铁饭碗？这世上哪有什么铁饭碗。真正的铁饭碗，是你自己的一双手，是不管遇到啥事儿都能扛过去的那股劲儿。
我这半辈子，值不值的，也就这样了。只希望孩子们能比我们这代人强，不用再经历这些风风雨雨，安安稳稳过一辈子， 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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