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千年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以浙西南地区龙泉市为例（上）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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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聚落时空演化格局反映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演变与土地开垦进程。在地形复杂、生态敏感的山区，开展乡村聚落定量重建研究，对于深化山地人居环境演变规律认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然而，前期长时间序列的乡村聚落时空格局重建研究存在数据源单一、空间精度不足等问题，制约了重建成果的可靠性与应用价值。本研究以浙西南地区龙泉市为例，综合利用地方志、地名志、历史地图和地名网站等多源数据，重建宋代以前至1980年间龙泉市乡村聚落时空分布格局，并采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土地适宜性评价方法揭示其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千年龙泉市乡村聚落点新增数量增长受阶段性外来人口迁入影响显著;（2）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由聚集型逐步向随机型演变，格局形态由沿河干流单核集中发展转变为全流域多核轴带发展，反映了长时间尺度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特征；（3）在人多地少的背景下，乡村聚落在自然条件优越地区持续提高密度的同时，也在逐步向自然条件不利地区扩展，体现了山区乡村聚落由自然约束主导向自然和人文综合调控转变的趋势。本研究运用的多源数据融合方法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迁移性，可以为山地乡村聚落长时间尺度演变研究提供方法参考。

关键词：乡村聚落；时空演变；影响因素；近千年；龙泉市

聚落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基本空间载体，是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产物。依据其空间形态与功能特征，聚落可分为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两类。自然环境因素为乡村聚落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为其空间分布奠定基础格局；人口迁移和交通变迁等社会经济过程，则持续驱动聚落形态演替与空间重组。揭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规律，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人地关系演变的认识，而且可以为优化乡村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及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关键科学支撑。

随着GIS、遥感等空间分析技术的广泛运用，聚落研究范式逐渐由定性描述转向空间定量解析。既有研究多关注现代时段，探讨聚落的空间规模结构、形态特征与空间分布格局等问题；一些学者则通过百年至千年尺度视角，审视聚落格局的历史嬗变，探讨城市发展模式、乡村聚落体系类型及其演变，揭示自然环境变迁、社会经济转型以及土地开垦对聚落空间重构的复合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对长时段连续演变过程的系统刻画仍显不足，尤其缺乏对聚落动态迁移机制及其驱动力的定量解析。

近年来，长时段历史乡村聚落时空格局重建成为研究热点。得益于明清时期方志文献的丰富性，以地方志、地名志为主要数据源的重建工作多集中于该时期，已初步揭示中国东北、中部、西南等地区乡村聚落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然而，受制于历史文献的区域保存状况差异及资料时空连续性的局限，长时间尺度聚落时空分布重建仍存在较大难度，相关成果相对有限。已有成果多依赖单一数据源（如地名志或文物遗址等），普遍面临时间断面单一、空间精度低等问题，难以全面刻画聚落的长期演化规律。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前期研究多从定性角度指出聚落倾向分布于自然条件适宜的区域，并随人地关系变化逐步向自然条件较差地区扩展，但这一动态迁移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的定量解析仍较薄弱。

低中山丘陵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自然景观对乡村聚落格局变化响应敏感，人地关系演变特征具有显著区域差异性。浙西南龙泉市地处浙闽丘陵地带，属典型的低中山丘陵山区，地势起伏大，域内既有浙江省最高峰黄茅尖，也分布着低缓河谷与山间盆地。“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自然格局制约了耕地规模和人口承载力，人口数量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来人口迁移。龙泉市又是龙泉青瓷的原产地，青瓷外贸曾推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区域交通网络的发展，交通因素对聚落分布与迁移的影响尤为突出。据《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浙江省传统村落数量以丽水市为最且保存较好。龙泉市作为丽水市下辖市，既具有浙西南山区的普遍性，又兼具青瓷文化与传统村落保护的特殊性，为开展长时间尺度乡村聚落研究提供了良好基础。

本文利用地方志、地名志等历史文献资料，并引入地名网站及历史地图等多源数据，重建龙泉市近千年乡村聚落时间断面的空间序列。在此基础上，结合GIS空间分析和土地适宜性评价等方法，从数量与空间两个维度揭示山地乡村聚落的长期演化模式，刻画不同历史阶段乡村聚落分布特征及演化路径，定量解析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识别其主导驱动因子。研究旨在深化对浙西南低中山丘陵区人地关系长期演变规律的认识，并为聚落为保护与发展、乡村空间优化及生态建设提供历史参照和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隶属于丽水市，整体地貌以低中山丘陵和河谷盆地为主。市域西北、东南山脉纵横，中部为相对低平的河谷盆地及低山丘陵，东南凤阳山主峰黄茅尖为浙江省最高峰（图1）。境内河流分别属瓯江、钱塘江和闽江三大水系，其中龙泉溪为瓯江重要支流，自西南向东北贯穿市境，经温州入东海。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二者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87.56%和5.57%，反映出典型的山地占优、耕地资源有限的山区特征。

龙泉市原属越地，唐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置县，宋代以后隶属处州府。受区位相对偏僻等因素影响，其整体开发进程较晚，是省内开发最晚的地区之一。宋代以来，随着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及青瓷产业的发展，龙泉地区土地开发进程明显加快。明清时期，来自福建、江西等地的移民持续迁入，适宜开垦的土地逐渐趋于饱和。清初畲族陆续迁入西部山区，成为当地主要少数民族，1949年以后设立竹垟畲族乡。作为浙西南重要的山地生态屏障和传统聚落集中分布区之一，龙泉市在生态保护约束与历史文化传承需求交织的背景下，乡村聚落格局演变及过程具有典型的山区县域代表性。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包括龙泉市乡村聚落点数据、历史交通数据、基础地理数据以及处州府历史区划和人口数据。乡村聚落点名称及建置时间主要依据地名志、地方志、地名网站和历史地图等多源资料获取，并通过相关文献和佐证资料加以校核与补充（表1）。历史交通数据主要来源于《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和《明代驿站考》，1949年后的公路网信息参考1994年《龙泉县志》(1990年龙泉县更名为龙泉市）。基础地理数据包括DEM和河流水系数据：DEM高程数据来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 /www.gscloud.cn /)，空间分辨率为30m；河流数据来自Open Street Map(https://www.openstreetmap.org /)网站。处州历史人口数据主要依据《中国人口史》和《中国移民史》，历史行政区划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历史地图集》。

2.2聚落地理位置和建立时间的确定

2.2.1聚落地名和地理位置信息获取

1984年《浙江省龙泉县地名志》共记录2013条乡村聚落相关地名条目。以此为基础，本文使用Google Earth对聚落点名称进行检索与定位，获得龙泉市1984个乡村聚落点的经纬度信息，占总聚落点数量的98.56%。

2.2.2聚落建立时间的获取

为尽可能完整地获取龙泉市乡村聚落建立时间信息，本文以地名志和地方志为主要数据源，并利用历史地图、地名信息网站及其他佐证资料进行综合判定（图2）。

1984年《浙江省龙泉县地名志》和《浙江省标准地名志·第一卷》中明确记载了部分村庄的具体建村年代，可直接提取作为精确时间。地方志资料提供了清光绪年间至民国时期的村落名称以及部分氏族迁移情况，可用于界定部分聚落的最晚建立年代。1932年浙江省五万分之一比例尺地形图共12幅覆盖龙泉市，详细标绘了1930年前后村庄名称和位置，可为民国时期新增聚落提供时间点参照。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对传统村落的建立时间、建筑年代、建筑风格以及风土人情等信息有较详细记载，在缺失明确建村时间的情况下，可根据传统建筑建成年代推断聚落建立时间。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网站记录了聚落名称及基本地理位置，可从村落沿革与历史记述中提取部分聚落的建立时间。

此外，乡村聚落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空间单元，其名人事迹、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遗留的生产活动产物（图3）亦可为聚落存在的时间提供线索，为建立时间的判定提供辅助佐证。

2.2.3聚落建立时间的判定

根据获取信息的精确程度，聚落建立时间可分为精确建立时间和推测建立时间两类:前者指有明确记载的建村时间，后者指通过多源资料间接推断的建村时间。在此基础上，聚落建立时间判定遵循以下原则：

（1）对多条精确建立时间的处理。当同一聚落存在多条精确建立时间记录时，参考已有研究，优先级顺序由大到小为地名志和地方志、地名信息网站、其他佐证资料。例如，供村在1984年《浙江省龙泉县地名志》中记载为“宋末元初龚姓始居，原名龚村”，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记录其元朝初期成村。综合资料可信度，确定供村建立时间为宋代。

（2）精确时间与推测时间并存时的处理。当同一聚落同时有精确建立时间和推测建立时间时，以精确建立时间为准。例如，梅垟寮下村在中国·国家地名信息库中记录为南宋建村，而清乾隆《龙泉县志》仅表明该村在清代已存在但未说明建村年代，故确定其建立时间为南宋。

（3）仅有推测时间的处理。当同一聚落仅能从不同数据源获得若干推测建立时间时，取其中最早年代作为该聚落的建立时间。如高山草鞋岭村缺乏明确建村年份，1994年《龙泉县志》烈士名录中记载有籍贯为该村、出生于清代的烈士，同时1932年历史地图中已标绘该村。综合推断其在清代已存在，故将清代作为该村的建立时间。

通过上述信息获取与判定，本文共确定龙泉市1491个乡村聚落的建立时间，占聚落总数的74.07%，并据此选取宋代以前、宋代、元代、明代、清代、1930年和1980年七个时间断面开展时空演变分析。

2.3乡村聚落时空演变格局分析

本研究以乡村聚落点为基本分析单元，分别从整体空间分布类型和局部空间聚集特征两个方面刻画近千年龙泉市乡村聚落时空演变格局。其中，采用平均最近邻分析识别不同时段聚落点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采用核密度估计提取聚集中心及其演化路径。

2.3.1平均最近邻分析

平均最近邻分析(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ANN)是定量判别点要素空间分布类型的常用方法。该方法以研究区内点随机分布时的平均最近邻距离为预期距离，将实际观测的平均最近邻距离与预期距离之比定义为最近邻指数SANN，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为实际观测平均最近邻距离；为预期最近邻距离；n为乡村聚落点数量；为第i个聚落点与其最近邻点之间的距离；A为研究区面积。

空间点分布类型一般可分为聚集、随机和均匀分布三种：当SANN＜1时表现为聚集分布，SANN≈1时接近随机分布，SANN＞1时趋于均匀或离散分布。分布类型的显著性由Z值和P值判断，当|Z|＞1.96且P＜0.05时结果在95%置信度水平上显著；当|Z|＞2.58且P值＜0.01时在99%置信度水平上显著。本文计算各历史时期乡村聚落点的SANN值、Z值和P值，用以识别龙泉市不同时段乡村聚落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

2.3.2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是一种对未知概率密度函数进行非参数估计的方法，可用于刻画点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程度及热点区分布。其基本思路是在每个点周围构建核函数，以带宽h为影响范围，生成随距离衰减的平滑密度曲面，从而反映研究区内点密度的连续变化。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为位置x处的核密度估计值；K为核函数；h为带宽；xi－x为估计位置与第i个聚落点之间的距离。

综合考虑龙泉市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尺度和山地地形特征，结合多次试算结果，本文将带宽设定为6km，以兼顾聚集区识别精度与密度表面平滑性。本研究将各时期乡村聚落点进行核密度计算，得到不同时段的聚落密度空间分布，从而识别聚落高密度区及其随时间扩展、收缩与迁移特征，并提取近千年聚落聚集区域的演变轨迹。

2.4土地适宜性评价

地形的稳定性是传统山地村落选址的关键约束条件，人们通常倾向在坡度较缓、地形相对稳定的部位营建聚落。龙泉市位于低中山丘陵区，本研究从自然地形可达性出发，选取坡度和高程两个因子，对聚落用地的自然适宜性进行评价，评价思路借鉴现有建设用地适宜性研究，构建聚落土地适宜性模型。

基于30m分辨率DEM计算坡度与高程，并按照表2对各因子进行分级:坡度分级阈值为3°、8°、15°、25°;高程分级阈值为200、500、800、1000、1300m，其中200、500、1000m分别是平原、丘陵、低山区的高程分界，800m为龙泉市高山水田与一般水田的分界，1300m为耕地分布的上限。考虑到研究区地势起伏显著，坡度对聚落建设条件的影响大于高程，故以坡度为主导因子，高程为辅助因子。首先依据坡度分级划分适宜性等级，再结合实际情况，对低海拔但地势较陡的区域进行适宜性降级处理，最后通过叠加分析提取不同坡度—高程组合的空间分布，将研究区划分为四级土地适宜性区。高程高于1300m或坡度大于25°的区域视为基本不适宜聚落建设而予以剔除。得到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用于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乡村聚落对地形条件的选址偏好及不同历史时期聚落点的主导因素。

3 龙泉市乡村聚落时空格局演变

3.1各时段聚落数量变化

根据各历史时期新增聚落点数量变化，龙泉市近千年乡村聚落增长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图4）：（1）宋代以前到明代的缓慢增长；（2）清代到1930年的快速增长；（3）1930到1980年的稳定增长阶段。清代新增聚落点数量最多，占聚落点总量的42.79%。各时段乡村累积聚落点数量增长速度不同，明代到1930年增长速度最快，由293个增长至1416个。

3.2空间格局演变

3.2.1空间分布类型

最近邻指数分析结果（表3）表明，龙泉市乡村聚落整体空间分布由显著聚集型逐步向近似随机型演变。宋代以前至清代SANN值均小于1，且Z值显著，说明聚落集中自然条件有利区域。随着聚落数量的增多，空间分布范围扩大，聚集程度降低。民国以后SANN值趋近1，聚落逐步填充中、高适宜地形，向自然条件较差区域扩展，整体聚集程度下降。

3.2.2核密度特征与空间发展模式

核密度估计结果（图5）显示，近千年龙泉市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大致经历了“单核集中—多核扩张—多核轴带”三种发展模式，核密度值由宋代以前的0.20个/k㎡增长至1980年的1.60个/k㎡，聚落密度显著提高。

宋代以前至元代为单核集中阶段，聚落主要沿龙泉溪干流和中游河谷集中分布，高密度区紧邻古城区及均溪河谷，元代聚落密度增长至0.47个/k㎡，聚落整体呈依河成带、向中游集聚的格局。

明清时期进入多核扩张阶段，在原有龙泉溪中游核心的基础上，八都溪、锦溪、安仁溪等大型支流流域逐渐形成多个聚集中心，聚落由单一主干流河谷向多条支流河谷同步扩展，聚落密度增长至1.22个/k㎡，西北、东南山区开始出现较为连续的聚落片区。

1930—1980年为多核轴带阶段，八都溪流域成为最主要的高密度核心，龙泉溪中游和古城区一带其次，高密度区沿主要河流与交通廊道呈轴向连片分布，全市主要干支流流域基本被纳入聚落密集区，东北、西南山区聚落密度同步上升。

3.2.3新增聚落空间扩展特征

新增聚落空间分布（图6）进一步揭示了聚落拓展路径的阶段性特征。宋代以前至元代，新增聚落点主要沿龙泉溪干流中游段集中分布，其余区域零星分布。明清时期，新增聚落点沿龙泉溪大型支流（八都溪、桑溪、均溪、安仁溪等）显著聚集，聚集中心由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偏移，山区新增聚落明显增多，龙泉市主要河流沿岸基本形成连续的聚落带。清代至1930年，新增聚落进一步向白雁溪、横溪、锦溪、住溪等支流流域扩展，在聚落空白区形成新的小型聚集片区，同时原有核心区密度继续增加。1930—1980年新增聚落数量相对较少，主要在八都溪和豫章溪流域，聚落空间格局总体区域稳定。

作者：张丽娜,魏学琼,蒲阳,李蓓蓓

来源：《山地学报》2026年第44期（1）

选稿：耿 曈

编辑：董进康

校对：杨 琪
审订：江 桐

责编：杨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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