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盟两制”：自主人工智能的解药

作者：汪扬

现任香港大学（HKU）副校长（大学拓展）及数学、计算与数据科学讲座教授

黄裕舜（Brian Wong）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德学者

人工智能正演变为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为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或许只有对相互竞争的模型实施彻底的统一规制，才能防止灾难发生。

一个幽灵，一个不受约束的自主智能的幽灵，正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游荡。

最近，美国政府叫停Anthropic公司超强模型Claude Mythos 5的发布，该模型能够自主发现所有主流操作系统中的零日漏洞。同时，美国将OpenAI GPT-5.6 Sol的推广范围仅限定于20家经政府审查的合作伙伴。这些举措源于对这类模型可能沦为数字“核弹级武器”的恐惧，凸显了一种深层的恐慌。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指出的，美国和中国已经迎来现代的“尼克松-毛泽东时刻”：两国如今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非人类的敌人，即失控的人工智能。然而，双方并未联手对抗这一共同威胁，反而各自退回到孤立主义之中。

▲6月12日，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越狱风险为由，下令对Anthropic的Fable 5和Mythos 5模型实施出口管制，禁止外籍人士访问。

华盛顿及其众多长期民主盟友的政策制定者正试图囤积人工智能资源。他们依赖“地缘政治围栏”和严格的出口管制，旨在构筑一座堡垒，以垄断最先进的模型，并在意识形态安全圈层内遏制这些模型可能引发的生存风险。

中国同样追求人工智能主权，但采取的是一种截然不同且非对称的战略：通过开源普及实现技术独立。通过积极向全球免费发布功能强大、权重开放的模型，中国旨在挑战西方的软件垄断，鼓励自力更生，并证明在无需过度管控的情况下，存在另一条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行路径。

然而，无论是美国的“围栏”策略还是中国的开源路线，两个超级大国似乎都基于同一个前提：即便智能正急剧走向自主化，主权国家仍能单方面控制其发展轨迹或遏制其衍生风险。这纯属幻想。在去中心化扩散、开源架构和超大规模计算的时代，认为前沿人工智能可以被精准圈禁，不过是一种狂妄自大的想法。这是用意识形态堡垒去抵御无国界的威胁。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悬崖的边缘，而我们的政治制度从未被设计来应对这个时代。全球治理架构仍然固守“威斯特伐利亚幻觉”，即17世纪关于绝对主权和物理边界能够保障安全的假设。四个世纪以来，我们认为威胁可以被海关人员、海军和检查站过滤或击退。但是，一个国家如何巡逻神经网络的边界？政府又如何封锁一个开源代码库，或一群去中心化的自主智能体？

Web3的技术专家已经证明，资本和数据可以与民族国家脱钩。如今，人工智能正在对认知和自主性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其赌注关乎人类存亡。如果一个越狱模型释放出合成数字病原体，它不会在检查站停下，而是会瞬间感染全球神经系统。如果一个未对齐的通用人工智能在全球金融算法中引发不可控的连锁反应，太平洋的宽度也无法保护中国，全球经济亦不能幸免。我们将不再仅仅是竞争的国家，我们是同一项技术的共同人质。

这并非仅是一个世俗的、技术官僚层面的担忧。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其最近的通谕《伟大的人性》中警告称，自主武器系统的发展“实际上已超出人类所能掌控的范围”。他呼吁世界解除“武装化”人工智能竞争的逻辑。当梵蒂冈和硅谷发出完全相同的警报时，这种威胁的生存性质已不容否认。

剥去外交辞令，审视2026年算力运算的客观现实，一个严峻的真相便会浮现。人工智能前沿并非一场拥挤的多极化竞赛，尽管笔者之一坚信，在远离前沿的人工智能应用、适配和扩散层面，多极化仍是可能的。前沿人工智能是一个工业巨兽，它需要千兆瓦级的专用能源、对亚纳米级半导体的垄断，以及超过许多国家GDP的资本支出。

截至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具备所需的宏观经济和技术体量，能够获得某种近似于智能的能力，替代绝大多数人类生产任务，并在所有生产性认知劳动形式中与人类匹敌——这些被认为是通用人工智能（AGI）固有的特征。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虽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杰出的学术研究人员，但目前仍处于追赶状态。这种双寡头格局并非政治选择，而是客观事实。

▲6月24日，在ISC.AI 2026(第十四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宣布发起“磐石之盾”安全协作计划，把AI安全“倚天屠龙”能力率先开放给中国的重点信创企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单位。

为了生存，这一双寡头格局必须从相互挟持的状态转变为相互生存的契约。今天，人类的存续要求我们构建一个全新的超国家架构：“一个联盟，两个制度”。

至关重要的是，这个联盟不能成为另一个联合国，即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威，实则缺乏真正的权力。仅凭议事委员会的非约束性决议，根本无法管控毫秒级自主迭代源代码的人工智能技术。“一盟两制”不是外交论坛，它是一个纯粹的治理机制，对前沿技术的狭窄顶端拥有绝对权威。

若想行之有效，它必须摒弃困扰传统外交的主观、政治驱动的决策过程。政治过于缓慢，而人类领导者又太容易作出情绪化误判。该联盟将作为算力顶端的结构性约束联盟运作，依托客观、理性的逻辑强制执行。它需要一个联合的“算力互锁机制”，即一个对所有顶级算力进行加密验证的登记系统。通过设定硬性边界和内置的数学触发器，我们可以消除人类犹豫不决这一致命缺陷：如果任何一方试图单方面突破商定的安全上限，系统将自动启动预设的经济和算力制衡机制。我们必须用刚性的、自动化的均衡来取代动荡的军备竞赛。

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对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传统治国之道的局限性。虽然他们的讨论凸显了两国之间深厚的经济互联性，但其政策工具箱仍局限于传统的贸易外交。面对一种威胁到两国经济基础架构的技术，这种应对方式显得极其不足。只有数学强制执行的互锁才能提供单纯外交“沟通”所不具备的确定性。

我们不能心存侥幸，人类正接近一个永久性的分岔点。那种“第三条道路”的幻觉——依靠脆弱的企业自律和19世纪的治国术勉强维持——已经破灭，人们对OpenAI和Anthropic最新模型的恐惧已经清楚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不再是中美霸权之争，而是人类延续与算法淘汰的赛跑。

中美两国的战略现实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共建算力互锁并不会削弱主权，因为它已成为生存的先决条件。出于20世纪的民族自尊心而拒绝这一架构，实际上是在捍卫制造相互毁灭装置的权利。孤立的主权堡垒已走到尽头，理性的要求十分明确：美国和中国必须构建一个共同生存的架构，如果各自为战，我们将一同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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