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想争取冯治安起义，可他却说：我过去后，谁管谁啊

1948年11月8日上午10时，徐州东北贾汪防区，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率领59军两个师、77军一个半师，共计两万三千余名官兵，在贾汪、台儿庄防地宣布起义。

起义部队打开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敞开了徐州东北大门，解放军得以直捣徐州，拦腰斩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毛主席后来对此高度评价——“59军和77军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起义的两位主角都成了功臣，可在这两万三千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被留在了历史的反面——第三绥靖区总司令冯治安。

淮海战役之前，华东野战军对冯治安的争取，是认真做过的。

1948年10月中旬，华野派13纵联络部长杨斯德秘密潜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杨斯德的任务是以陈毅司令员代表的身份，向与中共久有关系的三绥区副司令何基沣和张克侠传达陈毅的指示，了解该部高级将领的态度，“争取其一部或大部起义”，陈毅还特别要求——“力争三绥区司令冯治安能和部队一同起义，以扩大政治影响”。

陈毅给出的条件很优厚：只要冯治安愿意率部起义，全员将士既往不咎、妥善安置，保留部队编制，保障他的地位待遇，当时淮海战役尚未正式打响，国民党第三绥靖区辖第59、77两个军共4个师，扼守徐州东北门户，冯治安手里握着的这张牌，分量极重。

陈毅主动给活路，多次派人秘密联络冯治安，在陈毅看来，能争取就争取、能和平就和平，少流点血比什么都强。

冯治安的两个副手，张克侠和何基沣，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1900年生于河北献县，1929年7月在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如愿成为中共党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埋伏在西北军内部，何基沣1898年生于河北藁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正是他向驻守卢沟桥的二一九团三营下达回击日军挑衅的命令，1937年他来到延安，先后与毛主席、刘少奇等人会面。

这两个人，一个是冯玉祥的连襟，一个是抗战名将，两人在第三绥靖区内的威望很高，影响力远在两名军长之上，连冯治安也要顾忌三分。

何、张二人曾多次试探性地劝说冯治安参加起义，张克侠还亲笔写过一封信劝降冯治安，但效果适得其反，反而加深了冯治安的怀疑，他派了一支2000人的“警备部队”盯在何基沣身边，同时还以各种理由将张克侠留在徐州，暗中监控。

冯治安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副手在干什么，他只是不想跟他们一起干。

冯治安的犹豫，在史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根据当时的情况，策反难度确实不小，一是国共双方战况未明，还未到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二是许多军官家属已被蒋介石“转移”到南方，此时起义不免心存顾虑，59军军长刘镇三托故去了上海，77军军长王长海坚决反对起义。

但冯治安自己心里的那本账，比这些外部因素更复杂，有人描述他当时的纠结：他在国民党这边是独掌一方的司令，手握兵权、说一不二，可一旦跟着陈毅起义投诚，就进入了解放军的体系，他打心底认为，到了新阵营，自己再也不能独断专行，手里的特权、地位、话语权都会消失。

他最终说了一句话——“我过去之后，谁管谁啊？”

七个字，有人把这七个字解读为“格局小”，有人说这是“私心太重”，但放在冯治安的角度看，这句话未必只是自私，他这辈子从基层士兵一步步爬到集团军司令，靠的是在西北军系统里摸爬滚打，他信的不是主义，是圈子，共产党的队伍到了那边，他一个旧军阀出身的将领，还能不能说了算？他心里没底。

1948年11月7日，起义前夜，冯治安把高级将领都召到他的住处开会，与其说是开会，不如说是想软禁高级将领，避免他们起义，会议一直开到8日凌晨1时许。

可冯治安的警觉来得太晚了。

就在他开会的那个晚上，59军副军长孟绍濂已经召开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促使杨干三、崔振伦等高级军官决心起义，何基沣已经在贾汪做好了起义的一切准备。

凌晨4时许，被困在徐州开会的张克侠让随从找了一辆吉普车，避开监视的层层耳目，终于出了城门向贾汪飞驰而去，8时，张克侠赶到贾汪指挥所，与何基沣短暂商议后决定提前2小时起义。

第三绥靖区主力起义之后，冯治安打起了铺盖，到了徐州“剿总”总部，痛哭流涕，向总司令刘峙请罪。

一时之间，徐州上空布满阴云，对于如何处置冯治安，各种声音都有——有人建议先把冯治安给扣留了，有人建议押送南京法办，有人建议就地枪决，冯治安后来逃到了台湾，1954年在台北病逝。

而当年那两个被他派兵盯防的副司令，一个成了解放军33军军长，一个成了34军军长，两万三千名起义官兵，都获得了“淮海战役纪念章”，毛主席说这次起义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大胜利”。

陈毅给冯治安留了活路，冯治安没走，他不想过去之后“不知道谁管谁”，所以他选择继续留在那个他知道谁管谁的地方——结果连那个地方也待不住了。

何基沣和张克侠带着两万三千人走了另一条路，冯治安一个人抱着铺盖卷去徐州请罪的时候，大概还在想那个问题——“我过去之后，谁管谁啊？”可他已经没有机会知道答案了。

有时候，一个人被历史抛弃，不是因为他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算得太精，算来算去，把活路算成了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