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愈”到“共存”：系统医学如何重新定义治疗目标｜双体实验室

大家好，我是船长。

“治愈”这两个字，几乎构成了我们对医学的全部期待。查出病因、根除病灶、恢复健康，这是现代医学最标准的叙事。但一个尴尬的事实是：大量慢性病、自身免疫病、乃至癌症，其病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当连病因都不知道，医学还能做什么？

金观涛、凌锋、鲍遇海、金观源老师在本文中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回答：不仅能治，而且治的思路可能比“找病因”更重要。系统医学的核心洞见在于治疗的目标不一定是“消灭”，也可以是“控制”。当疾病无法根除时，医学的任务从“治愈”转向“共存”，从“消灭敌人”转向“维持平衡”。

这一转向并非妥协，而是基于对生命系统复杂性的深刻理解。文章引入系统医学的基本公式，展示为何在不知病因的情况下，通过增强机体调节功能、维护康复机制，仍能让疾病进入“免疫控制期”，虽未消失，但不构成危害。汤钊猷院士提出的“消灭与改造并举”战略，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抗癌理念，正是这一逻辑的临床映照。

当“治愈”成为一种执念，“共存”或许才是更深刻的治疗智慧。

图 ： 维森特·马南萨拉 《 社区 》

调节的艺术：与病共存

文/金观涛 凌峰 鲍遇海 金观源

怎样应对第三类复杂性？如何治疗不知道原因的疾病？根据科学因果律，我们如果不知道事件的原因，就无法去除它。换言之，这类疾病按理说是无法医治的，但是系统医学却认为其是可以治疗的。在这一点上，系统医学显示了不同于基于因果律之上的现代“科学”治疗最大的优越性。

因为现代“科学”治疗将疾病当作状态，而在系统医学看来，任何疾病都是内稳态的偏离。当处理的不是状态而是内稳态时，即使不知偏离的原因，控制者也并非束手无策，很多时候仍可制订出有效的治疗方案。这就是根据系统医学的基本公式对不同的患者采取不同的调节，使得内稳态的偏离受治疗反馈的控制。

图7.4.1 ： 稳态点及可调节范围随 b 变化而改变的模型示意（b1~b7 分别为1.5，1.2，1.1，1.0，0.9，0.7，0.5）

根据s=b/［1-（k+a）］，所谓不知道病因，一般是指不知道b，或者虽在解剖上看到b，但不知其发生的原因。即使用手术将b除去，因b本身是内稳态的偏离，它会再次出现。这时，我们虽不能有效地消除b，但有两个办法可以限制它对内稳态完全集的冲击：一个办法是减小（k+a），即增强机体调节功能，使1-（k+a）尽可能大，这样就能防止s无限制地放大，影响到内稳态完全集中其他元素的偏离。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很多原因不明的疾病也是7.3节所说的顽固性疾病。我们可以用图7.3.2来分析如何有效控制s不变大的方法。图7.4.1显示了s和b值关系。它可以简述如下：对于曲线s=b/［1-（k+a）］，我们看到b一点点变小（从b1到b7），这些曲线和直线s=（k+a）/c的收敛交点s逐渐减小。更重要的是，该直线和这些曲线两个交点的距离变大。这既是病症得到控制，亦是疾病安全程度之提高。

举一些例子。对于很多经常无法根治的疾病，如带状疱疹、慢性肝炎和癌症，应保持机体免疫力正常，避免产生过度劳累、情绪异常等抑制免疫力的因素，就有可能使这些疾病持续处于“免疫控制期”，此时疾病虽然未被根除，但也不活动，因而对人体不构成明显危害。值得一提的是，在图7.4.1中，当n=1时，那些曲线和直线没有交点。也就是说，b≠0的情况下，当机体调节能力弱到一定程度，就会没有稳定点。上述情况就好像是疾病从“免疫控制期”进入“活动期”，即病毒大量复制，癌症迅速发展。

另一个方法是强化康复机制以对抗b。正如4.6节所说，康复机制属第二类自耦合系统。令y1是使b增加的因素，y2是使b减少的因素。一旦偏离b持续存在，而且作为一种病症，y1也就会长期存在。根据系统医学的基本公式，y2和y1是共存的，它抵抗b的增长。虽然我们不知道消除b的方法，康复机制本来就存在对抗使b增大的力量。这样，只要在加强（不损害）康复机制的前提下有效地控制s，就可以等待康复机制起作用。其实，很多不知原因的疾病就是这样治愈的。

对于某些不知原因的疾病，康复机制不能消除b。这时，根据式（2.4.3）s=b/［1-（k+a）］，只要康复机制运作良好，该疾病就不会恶化。换言之，在康复机制失效之前，使s、b不变大、维系生命系统的策略是存在的。请注意，这里治疗反馈运行的原则和处理前两种复杂性有根本区别。即治疗反馈的目的不是使s、b趋于0，而是让它们受到控制。换言之，治疗反馈的目标不再是治愈疾病，而是如何“与病共存”。有些病在保证“与病共存”的治疗反馈中会慢慢自愈，而对于那些不能自愈的疾病，治疗反馈的有效运作保持着患者内稳态完全集不会崩溃。患者虽没有被治愈，但一直保持“与病共存”，甚至病得“健康”。

请注意，这和前面两类复杂疾病的治疗负反馈有结构性不同，差别正是对治疗目标的规定已不是治愈，该目标带来完全不同的治疗原则。可以预见，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这一类治疗在医学中所占的比例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将成为主流。癌症治疗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为什么以癌症的治疗为例？因为对于其他大多数不知原因的疾病，目前医学的干预手段不多，“与病共存”并不是医生一开始就设定的治疗目标，而是出于无奈而被迫接受的，在这些疾病的处理过程中几乎不存在治疗负反馈。癌症则不同，今天消灭癌细胞的各式各样新方法不断被发明。但是我们要强调，发明消灭癌细胞的新方法并不意味着已认识癌症的原因，而只是增加了干预手段。

换言之，癌症仍属不明原因之疾病；人们掌握了干预手段，又不能治愈疾病，这时只能去争取“与病共存”。一旦治疗目标是“与病共存”，治疗负反馈的结构和治愈是不一样的。根据图6.8.1，目标差不是b趋于0，而是它受到控制。控制手段除了人为干预外，更重要的是保持患者的免疫能力和全身整体功能。这时治疗负反馈能否有效运行，直接取决于干预和不干预（这是保持患者的免疫能力和全身整体功能之前提）的微妙平衡。

图 ： 科尔内留·米哈列斯库 《 天竺葵 》

如何保持这一平衡？或许对每一个病例的方法都不同，我们几乎找不到普遍法则。但有一点十分清楚，如果不接受“与病共存”的治疗方案，结果当然是治疗失败。下面举个例子。有一位肝癌患者，被建议做肝移植。他相信只要换了肝，肝癌就能治愈。其实，肝移植主要用于治疗严重肝硬化或肝功能减退的患者，对治疗肝癌不合适。为什么？肝移植后，受者必须应用大量免疫抑制剂来抑制免疫系统，如此才能抑制身体的排斥反应，而免疫系统是对癌细胞的重要抵抗力。应用免疫抑制剂后，癌细胞可能会满身长、到处跑。

所以，当本书作者之一知晓上述治疗方案时，坚决反对。但患者一心觉得换肝以后病就能好。结果，肝移植后没到半年患者全身就多处出现转移灶，最终只活了9个月。其实，我们不能怪患者选择错误。因为今天医学界对癌症的治疗就是这样，有很多医生对局部手术非常重视（特别是当癌没有转移时），而对全身免疫状态却不太关注。

当然亦有一些同行开始意识到“与病共存”可能是治疗癌症唯一正确的方案。2014年4月上海中山医院主办了一场“抗癌战略与战术”报告会，由知名肿瘤专家汤钊猷院士与何裕民教授携手中西医对话，系统整合国内外抗癌战术，提出“抗癌应消灭与改造并举”等一系列观点。他们的结论是：“目前常见癌症从整体而言，5年生存率超过50%的寥寥无几，说明我们建立在局部、微观病理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仍然存在缺陷。”

通过40余年临床实践的反思，结合癌症防治与研究的进展，汤钊猷深切感到：以往的抗癌思路存在瓶颈，治疗癌症，光“消灭”是不够的，还要注意“消灭”和机体的改造（增强抗癌能力）。对此他提出了“消灭与改造并举”的抗癌战略，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不用消灭肿瘤的办法才是最好的办法”。这些基于《孙子兵法》的观点与我们提出的方案不谋而合。当然，《孙子兵法》不可能是医学的基础，其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符合系统医学对付复杂性的理念。

本文系摘选自《治疗、康复与面对死亡：系统医学原理》一书第七章节第4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编发：铭凯

审定：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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