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6岁女童治疗3天后死亡，责任团队被指数据存疑，官方已介入

“妈妈，我想回家。”

这是六岁女孩小A被推进重症监护室前，留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三天前，她刚刚接受了全球首例针对人脑的体内基因编辑治疗——一项被寄予厚望、有望改写罕见病患者命运的“革命性技术”。三天后，她的肾脏停止工作，血小板跌至危险水平，生命戛然而止。

这起悲剧的发生地，是上海一家顶尖三甲医院。操刀这项试验的，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在学界声誉卓著的神经科学家。而支撑这场尝试的，是一份被批准的伦理批件、一份签了字的知情同意书，以及家属筹措的超过460万元人民币。

然而，随着事件发酵，更多细节浮出水面：治疗启动前，关键的安全评估报告尚未完成；而近日，关于该研究发表的相关论文，也有学术打假博主公开指出了数据上的可疑之处。这一切，究竟是在探索未知中难以避免的个体牺牲，还是从实验室到临床的转化路径上，早已埋下了远比技术本身更危险的“地雷”。

图源：微博视频号

要理解这场悲剧的根源，或许需要先回到基因编辑这项技术本身——在医学界，一项新科技的希望与风险，从来都如影随形。

基因编辑是希望的利剑，还是风险的刀刃？

2025年3月24日，医生将携带碱基编辑工具的AAV9病毒注入6岁女孩的脊髓腔。这是全球首例针对人脑的体内基因编辑治疗。

选择AAV9，是因为它能够穿越血脑屏障，将编辑工具递送至中枢神经系统；选择碱基编辑，是因为它理论上可以在不切断DNA双链的前提下完成单碱基校正，比传统的CRISPR-Cas9风险更低。两项技术的组合，被视作攻克罕见神经发育障碍的“王牌方案”。

打个比方：我们的DNA像一本长达30亿字母的生命说明书，一个字母的拼写错误就可能让整句话变成病句。基因编辑，就是找到这个错别字，把它改回正确的字母。而碱基编辑，更是在不撕掉整页纸的情况下，只修正那一个字母。

然而，任何基因治疗都绕不开两大风险：载体引发的免疫反应和编辑工具的脱靶效应。AAV病毒载体本身并非“惰性”的运输工具，它可能激活人体的补体系统，引发级联炎症反应，其中最凶险的后果之一，是血栓性微血管病（TMA）——一种以微血管损伤、血小板骤降和多器官衰竭为特征的严重综合征。一篇综述指出，AAV基因治疗相关TMA的发生率虽然较低，但后果可能极为严重，且目前缺乏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来预测高危患者。

在已获批的AAV基因治疗药物Zolgensma的临床应用中，约1400名患者中就有9人出现TMA，其中1例死亡。

图1 TMA发病机制示意图（DOI: 10.1055/a-2413-4345.）

这并非基因治疗第一次敲响警钟。

199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8岁的Jesse Gelsinger因鸟氨酸氨甲酰基转移酶缺乏症接受腺病毒载体基因治疗，四天后因多器官衰竭死亡。事后调查发现，研究团队未在知情同意书中披露此前动物实验中已有猴子因同样治疗方案死亡的事实。这一事件直接导致FDA暂停了宾大所有基因治疗临床试验，并重塑了全球基因治疗的不良事件报告制度。

二十六年过去了，Jesse的悲剧为何又以相似的面貌重演？

本次治疗采用了鞘内注射（直接注入脊髓腔），理论上可以绕过肝脏和肾脏，降低全身性免疫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消失——脑脊液中的病毒载体仍可能激活中枢神经系统的炎症反应，而血脑屏障的存在，使得这类炎症更难被常规监测手段及时发现。小A在治疗后第3天开始发烧、随后肾功能受损、血小板骤降，正是TMA的典型病程轨迹。

当一项技术本身已经携带如此明确的历史警示和固有风险时，我们是否做好了足够充分的准备，来迎接它进入人体？

而这场悲剧，是否原本可以避免？

图2 Jesse Gelsinger：利他主义试验参与者

事件治疗经过

据《科学》杂志调查报道披露的详细时间线，这起悲剧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23年。患儿小A（化名）出生于2019年，4岁时因在幼儿园表现出画画、说话落后于同龄孩子而接受系统检查，最终被确诊为CHD3基因突变导致的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全球已知病例仅约237例，临床表现谱系较宽，从轻度语言发育迟缓到重度智力障碍、癫痫和心脏病不等。小A的症状属于较轻的一端：她能够正常参加跑酷课程，可以在普通幼儿园就读（虽然留过一级），经过语言治疗后日常表现与正常儿童差异不大，且该疾病本身并不危及生命。

小A的父母通过罕见病患者互助微信群了解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神经科学家仇子龙团队正在开展神经系统疾病的基因治疗研究。仇子龙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回国后长期致力于神经发育疾病的基因治疗研究，并在2018年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作为联署科学家之一公开谴责了违背科研伦理的行为。2023年，小A的父亲向仇子龙发送邮件说明女儿的基因检测结果，并表示愿意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13分钟后即收到回复，随后双方安排了会面。

在会面中，仇子龙向家属表示，该团队一年前尚不敢声称能够开展此类治疗，但目前已到达技术临界点；同时他也明确指出，由于小A的病情并不危及生命，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门槛会很高，而且疗法需要在小鼠和猴子身上进行长达两年的动物实验，疗效无法保证。据家属提供的录音资料，仇子龙还表示，将病毒直接注入脊髓液而非血液中，可以绕过肾脏和肝脏，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全身免疫反应风险，且像新华医院这样的一流医疗机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安全事故。家属基于对专业权威和医疗机构声誉的信任，最终筹措了约8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460万元），用于支付病毒生产、非人灵长类动物实验以及后续治疗的相关费用。

2025年1月2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临床试验的申请。然而，2025年2月17日，由家属付款委托四川一家合同研发机构（CRO）完成的灵长类动物毒理学研究最终报告才正式出具。该报告显示，所有4只接受治疗的猴子，无论剂量高低，均出现了中度至重度的肝损伤；其中1只接受高剂量病毒的猴子还出现了肾脏损伤，以及可能导致死亡的TMA。这意味着，当伦理委员会在1月初批准临床试验时，最终的安全性评估报告尚未完成，委员会并未审查到这份包含严重安全信号的数据。

2025年2月19日，小A一家来到新华医院签署知情同意书。2025年3月23日，6岁的小A入住新华医院儿科病房，行李箱里装着毛绒玩具和存满动画片的平板电脑。次日，医生将两种携带碱基编辑工具的AAV9病毒注入她的脊髓腔。从医学史的角度，这是全球第一例针对人体大脑的基因编辑治疗。

治疗后第3天，小A开始发烧。之后，小A的状况并未如预期般好转：输液后她一直没有排尿，提示肾脏受到严重损伤；医生因此限制液体摄入量，导致她极度口渴；血液检查显示血小板下降到危险水平。肾功能受损和血小板骤降，正是知情同意书中曾警示过的潜在严重不良事件。在被送往重症监护室的那一刻，小A对母亲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妈妈，我想回家。”次日清晨，医生告知父母，小A已经去世。医院伦理委员会随后认定死亡“肯定与治疗相关”。

学术打假与制度拷问：比技术风险更可怕的，是什么？

2026年7月27日，知名学术打假博主“耿同学”发布视频，公开质疑仇子龙团队发表在《自然》杂志的论文存在学术造假行为。

耿同学指出，论文中的两组数据“前半部分高度相似，后半部分不一样”。他公布的对比数据显示，在“Total dendritic length”这一核心指标上，多个数据点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数值模式。耿同学评论道：“这与各位杰青院长的造假技巧如出一辙！”

来源：耿同学自媒体账号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也表示正在跟进处理。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关于学术造假的指控，目前仍处于质疑阶段，最终结论有待权威部门的调查结果。

关于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批、知情同意、资金安排等细节，同样有待调查组的全面核查。

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固然存在一定的固有风险，这是任何前沿医学探索都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然而，不规范、不透明、不完整的操作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比技术本身的风险更为深远。尤其是在医学领域，每一个决策都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任何环节的疏漏、任何数据的隐瞒、任何程序的不完整，都可能将一个家庭推向不可逆转的深渊。

结语

基因编辑承载着治愈罕见病的巨大希望，但希望从来不能替代规范，梦想永远不能绕开程序。这起事件暴露的，远不只是一次技术应用的失败，更是前沿探索中的深层矛盾：创新的速度与安全的底线、个体的迫切求治与制度的审慎守护、科研成果的呈现与临床实践的真实之间，存在着远比想象中更为复杂而脆弱的关系。在追求治愈的道路上，我们是否真正建立起了足以匹配这份野心的审慎与敬畏？

参考文献

[1]YANG K, LI W K, GENG Y X. et al. In vivo base editing of Chd3 rescues behavioural abnormalities in mice[J]. Nature 651, 785–795 (2026). DOI: 10.1038/s41586-026-10113-6.

[2]SIBBALD B. Death but on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gene-therapy trial[J]. CMAJ, 2001; 164(11): 1612.

[3]BENEMEI S, GATTO F, MARCUCCI R, et al. Emerging thrombotic disorders associated with virus-based innovative therapies: from VITT to AAV Gene therapy-related 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J]. Thromb Haemost, 2025; 125(6): 513-522. DOI: 10.1055/a-2413-4345.

[4]PRASAD S, DIMMOCK DP, GREENBERG B, et al. Immune Responses and Immunosuppressive Strategies for Adeno-Associated Virus-Based Gene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orders: Current Knowledge and Approaches[J]. Human Gene Therapy, 2022;33(23-24):1228-1245.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薄荷

审核：梨九

排版：蓝桉

封面图源：由AI生成

（文章中部分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