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与专：跟王虹邓煜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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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3日，中国数学家王虹和邓煜双双摘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荣誉。王虹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学界百年的三维挂谷猜想，邓煜与合作者破解了提出已有125年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从微观牛顿力学推导出介观的玻尔兹曼方程。

与数学结缘

王虹与邓煜都是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2007级的学生，曾经在北大数学学院就读。说来也巧，我在1992年被北大概率与统计系录取，当时我们系与数学系是相互独立的。

完成一年军训后，1993年我们开始第一年学业，基础数学课《微积分》、《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都是数学系的教授来讲，我们和数学系的同学不仅一起上大课，而且同住在32楼一楼。

受到南巡讲话和中国经济改革深入的吸引，我在1993年第二学期成功通过了转系考试，1994年就到了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学习。1995年数学系与概率统计系合并成立了数学学院。

虽然不再从事数学学习与研究，但是数学始终是我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2001-2008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以下简称明大）经济系读博，做的是宏观金融、市场微观结构（量化交易的基础）与行为金融的理论研究。2008-2015年我在香港大学金融系任教，也培养了两位博士毕业生。这么多年数学界每次出现重大新闻，我都非常关注。

例如，佩雷尔曼因解决庞加莱猜想获得2006年菲尔兹奖又拒绝领奖的故事，就启发我挑战金融学的“过度自信”理论，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第三章。2013年，同样毕业于北大数学系的张益唐对孪生素数问题做出突破性贡献，他的传奇经历轰动全世界，影响力远超数学界之外。这次王虹与邓煜获奖我一点也不意外，早在2025年10月我已经知道他们的突破性成果以及获奖传言。

7月26日，在菲尔兹奖颁发后三天，我趁着在北京参加财富管理50人论坛的机会，回到北大，到了静园一院这个原来的数学系所在地，才发现这里已经改成了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而数学学院早搬到了电教中心后面的智华楼。

这次王虹与邓煜获奖，虽然他们的数学成就大家都看不懂，但反而更加激发了大家对数学的向往以及对数学家的崇拜。看似晦涩难懂的公式与推演，背后是二人长年沉心钻研的坚守，也让大众意识到数学从不是枯燥的数字游戏，而是探索世界底层规律的钥匙。

然而，王虹与邓煜真正触动我并激发我的回忆的，不是他们的天赋有多高，而是他们做研究的方式——那种“慢下来”的智慧与心无旁骛的专注。我在美国读书，在香港任教，也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只不过我的能力有限，未能做出亮眼成果。当我离开大学进入到快节奏的金融市场，经常忙得停不下来的时候，就特别羡慕这份慢下来的从容。

慢能抵达深处，专能穿透纷繁

王虹的数学之路并不平坦。她曾因觉得自己在一众高手中间如同“小透明”，萌生放弃数学、转向建筑学的念头。但在麻省理工读博期间，她遇到了导师拉里·古斯。

针对王虹思维发散的特点，古斯鼓励她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法全倒出来”，慢慢梳理、逐步推导。哪怕预判研究方向走不通，古斯也不会喊停，而是放手让学生尝试，不否定、不催促。王虹第一次给古斯做报告时讲得很乱，古斯也没听明白，但他耐心听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问，让王虹慢慢理清思路。古斯不仅不催她做研究，还催她休息——只要王虹说今天去玩了，古斯就特别高兴。

正是在这种“不催不赶”的氛围中，王虹与合作者从2022年开始搭框架、磨工具，到2025年拿出127页的完整证明，整整用了三年。古斯评价她拥有“慢而深的研究特质”。

邓煜的路径看似顺畅，高中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保送北大。但数学家的真正突破，同样来自漫长的沉淀。本科最后一学期，邓煜花了一周时间，把一篇85页的论文从头到尾核对了所有细节。这种近乎苛刻的专注，贯穿了他的研究生涯。

王虹和邓煜的专注，不是短期的冲刺，而是长期的沉浸。他们没有被外界的喧嚣干扰，没有追逐热点，而是守住了自己认定的方向。邓煜说：“数学研究需要专注和深入思考。”

大家都对于王虹的导师古斯对她的关爱与照顾羡慕不已。就我个人当学生和当教授的经历来说，导师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明大，经济系的导师对待学生基本是放养式的，自己找方向定课题，老师是帮你把关的，告诉你这个课题值不值得做，有哪些前沿文献和领军人物可以跟踪，而不是让你去做他感兴趣的课题。

这样的好处是培养你自己的学术品位与研究能力，对于王虹这类勤奋的学生来说，天赋就可以慢慢被挖掘出来。但坏处是可能疏于管教，但如果学生性格懒惰，这样的方法也可能过于松弛，导致学生一事无成，长期无法毕业。

说来也有趣，王虹在北大读颇感压抑，遇到古斯就大放异彩，这个和我的经历倒是很像。我在明大经济系读书遇到的挑战颇大，但到了系对面的卡尔森商学院金融系和会计系读书就如沐春风。

比如经济系博弈论这门课的教授是数学博士，他的课几乎全是数学推导，没有应用的案例，他的教学提纲里有一段话：这门课对数学的要求是零基础，你只需要具备对数学的直觉。这就好比说，要想学好这门课，你得是一个数学天才，只是你之前都没意识到而已。

相反，我在金融系和会计系才真正体会到研究之美。教授们研究的问题不仅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而且应用的数学理论都非常精美。

最难能可贵的是，商学院的教授会把经典论文掰开切碎了教给学生，甚至满黑板一步一步推导，把论文里为了简洁省略的步骤全部补上。

在他们眼里，我们博士生都不过是普通人（就好比他们教的MBA学生基本不懂数学也不懂理论），如果没有教会，那是他们的责任。而在经济系，教授们们通常只讲解学术发展脉络和突破性的思路，极少讲清细节，如果听不懂那都是学生自己的问题，老师们只关心能够跟得上节奏的天才。

我自己的导师杨·维尔纳教的金融经济学也全部是数学，他不仅完全不关心应用，而且对卡尔森商学院金融系教授的投资研究深表怀疑（尽管金融投资研究至尊尤金·法玛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经济系大部分教授对于他的发现，因为缺乏理论依据而仅仅只是数据挖掘，都不太感兴趣）。

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他，在二年级有一天上课前，我们得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以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获得了诺奖。上课时，维尔纳说我们系是最顽固的理性学派，没有教授会开设行为经济学的课程，你们只有在我的在这门金融经济学课上，接触这些概念（实际上，理性学派希望建立新的效用函数把行为经济学的观念纳入进来）。我后来做的行为金融研究基本上都是自学的，但维尔纳一直是包容的。

金融系博士毕业任教的收入，比经济系高出很多。但大家可能想不到，会计系博士毕业最好找教职工作而且收入最高。而且，与大家对会计学刻板印象不同的是，会计系研究的都是每天股票市场最热门的话题。与我同级的一位经济系白俄罗斯博士就转系过去。

我也曾经考虑转系，当时明大金融系的张春教授（后任职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就劝我还是留在经济系，毕竟我们系的学术地位更高。我读书期间就有两位教授获得诺贝尔奖。

慢与专的投资原则

“慢下来”和“专注”其实是一回事——慢，是专注的前提；专注，是慢的体现。没有慢下来的定力，就无法做到真正的专注；没有专注的深度，慢就变成了拖延。

王虹的导师古斯深谙此道。他从不直接告知对错、灌输思路，而是顺着王虹的思考轨迹慢慢推演。这种“慢”的背后，是对学生思维过程的尊重，是对创造力的信任。认知心理学研究证实，过大压力和过度内卷会遏制创造性思维。

邓煜在研究遇到障碍时，也曾经考虑过到华尔街工作，但后来却选择继续研究数学，钱虽然不多，但至少乐得清闲。

看到这些故事，我本能地想起卡尼曼在其行为经济学集大成著作《思考，快与慢》中的洞见：人类的思维有快慢两套系统，快思考依赖直觉和本能，慢思考则需要深度分析与耐心推敲。

在资本市场，每天有无数信息轰炸——宏观数据、政策变化、股价波动、分析师评级。投资中，多数人恰恰败给了“快”——追涨杀跌、频繁交易，被市场的短期噪音牵着鼻子走。

而真正的价值发现，需要的恰恰是“慢思考”：花时间去理解一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去判断它的长期竞争力，去等待价格回归价值。学会“慢下来”——减少交易频率、拉长持有周期、给判断更多时间发酵——恰恰是提高投资胜率的关键。

我必须承认，写下《跟王虹邓煜学投资》这个标题就是蹭蹭热点，但蹭得还算有章法，因为我套用了豆瓣评分极高的书《我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的台湾版译名《跟达尔文学投资》（两本书都是彭相珍翻译，内容完全一样）。

这本书的作者普拉克·普拉萨德是新加坡那烂陀资本的创始人，专注于投资印度上市公司。目前管理资金规模约50亿美元，基金从2007年成立以来，实现了近20%的年化回报率。

普拉萨德取得这份杰出的投资成绩，是基于三个简单的投资原则：第一、避免重大风险。二、以合理价格买进优质企业。三、不要只是懒惰，而是要非常懒惰。

非常特别的是，基金在过去这么多年，只集中在2008年和2020年市场大跌时分别集中买入十只左右的股票，然后持有至今。而为了解释这三大投资原则和买入决定，普拉萨德写出了这本461页厚的书（简体中文版）。这本书把金融学发展至今的大部分与投资相关的学术成果都收录其中，极具价值。

明眼人很快看到，“以合理价格买进优质企业”正是巴菲特的投资原则，虽然过去几十年巴菲特一直通过给股东的信来解释这个投资原则，但绝大部分投资人还是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个原则。而普拉萨德这本书之所以这么厚，就是清清楚楚地解释了这一原则。

最特别的是，他解释巴菲特投资原则的理论，全部来自于达尔文开创的生物进化学极其最新研究成果。每章开篇摘录达尔文日记与巴菲特语录，背后的道理惊人地一致。

普拉萨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抗当今市场浮躁风气的有力框架。他将投资定义为一场“资本丛林的生存游戏”，而非预测未来的赌博。他鼓励我们借鉴经过亿万年验证的生物进化原理，学会慢下来，等待最佳时机才入手；而买入后，则要保持“懒惰”，几乎不卖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只海胆从受精卵发育为成体，其形态变化翻天覆地。然而，驱动这一发育过程的核心基因却极度保守——历经数亿年几乎未曾改变。因为这些基因编码的是生命最基础、最核心的功能，任何对它们的"篡改"都是致命的。

普拉萨德由此悟出：一家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牢不可破的"内在基因"——健康的资产负债表（零债务或极低负债）、难以逾越的护城河、稳定的资本回报率，以及穿越周期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基因"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突变"。

但光有稳健基因还不够，一家卓越的企业，必须像生物体适应环境一样，具备"表型可塑性"：在守护内核不变的前提下，外在的业务模式、组织形态、服务方式必须随商业生态的进化而灵活调整。

书里以普拉萨德曾经工作过的麦肯锡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家全球顶级咨询公司的业务外表相比过去已经面目全非，服务的行业领域天翻地覆。 然而，驱动麦肯锡持续成功的"核心代码"始终未变：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最顶尖、最客观的战略建议。

同时满足这两条的企业，在普拉萨德看来，就值得买入并永久持有。因为拥有"稳健基因"和"进化能力"的企业，在变化的生态中不仅有最高的生存概率，更能享受复利时间带来的惊人回报。

经济学理论如何解释因子投资？

如果大家想知道普拉萨德是如何用财务指标来捕捉“稳健基因”和“进化能力”这两个投资因子，就一定要买来这本书仔细阅读。

说来也巧，当年我们在明大金融系读书，最前沿的研究就是如何解释已经发现的有效的投资因子（例如企业规模、估值、质量、动量等等）。前面说过，法玛通过数据挖掘成为因子的集大成者，后来拿了诺贝尔奖。后来有学者用六个因子解释了巴菲特的投资秘密。

但这些研究都没有理论基础，也就是说，这些因子都无法从主流的理性宏观金融模型里推导出来。按照经典金融理论，投资收益来源于对投资风险的补偿，巴菲特投资收益高是因为承担了高风险，但没人说得清楚为什么规模、估值、质量和动量代表着不同的风险。

更加让人意外的是，我的两位大学同学张晓燕，邢宇航与合作者还发现，低风险的股票投资回报更高，而高风险的股票回报更低。谁能率先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就会成为明星教授。

在主流理论缺乏的时候，行为金融学提出了一套以心理和认知偏差为基础的解释，认为投资收益不是来自于承担风险，而是因为不理性的投资者错误交易导致了错误的定价。巴菲特之所以投资收益高，是因为他抓住了其他人的错误。

2005年，张橹石破天惊地在主流宏观金融模型里加入了一个合理的资本调整非对称成本的假设，在合理参数下获得了与股市表现多个维度几乎完全匹配，近乎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价值投资有效。理性学派为之欢呼，论文获得金融学领域的Smith-Breeden奖，就好比王虹与邓煜攻克各自领域的难题而获奖。

但奇怪地是，金融危机之后，价值投资就完全失灵了，成长股成为最大的赢家，而且股票的收益更是远远高出债券（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诞生了好几个诺奖，但他们的解释都不完美）。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以及如何解释“低风险高回报”现象就成为学术界新的挑战。

值得庆幸的是，理性学派和行为学派都各自发展出新的解释。我当年在明大经济系和金融系的同学林晓骥和艾恒杰与合作者就针对这些谜题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成为明星教授。我个人更加偏爱理性学派的模型构造与漂亮结果，将来再撰文详细解释。

最近我在检索这些新成果时，第一反应就是，成就很大，但来得也很慢。但我也知道，这就是学术的常态。王虹解决的三维挂谷猜想和邓煜解决的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都已经悬空了超过100年，慢慢完成证明很正常。

结语

王虹和邓煜用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突破，从不来自急功近利，而是源于长时间的专注与沉淀。无论是做数学还是做投资，最好的策略往往不是“更快”，而是“更慢”；不是“更泛”，而是“更专”。就像数学家用数年甚至数十年磨一篇论文，优秀的投资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持有才能结出果实。

在这个崇尚速度的时代，“慢下来”或许是最难得的品质。而它，恰恰是通往深处唯一的道路。

跟王虹邓煜学投资的理念，与我们每天被7x24小时信息轰炸、不断高频交易的主流方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倡导的是一种回归本质、强调耐心和深度思考的长期主义，而这正是许多投资者在动荡市场中真正需要的智慧。

（作者是智汇集团创始人，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全球价值投资协会首席经济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