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孩子们还算过得去

The Kids Are Kind of All Right

最近，人们纷纷担忧那些收入下滑的年轻一代，他们二十多岁甚至三十多岁了还和父母同住。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作者： Jay Caspian Kang

2026年7月28日

插图：George Wylesol

今年早些时候，我撰写了一系列专栏文章，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当我的九岁女儿最终高中毕业时，美国的高等教育会是什么模样？接下来的几周，我将继续探讨这一话题，展望她大学毕业后可能面临的境况——届时，一批刚刚踏入职场、很可能背负着沉重债务的新一代年轻人将加入劳动力大军。如果说前一系列文章的核心问题是“我的女儿到底能不能上大学呢？”，那么这一系列的关注点则转向：“当她从Sam Altman University拿到证书——在那里她已在一位友善的人工智能导师指导下学习——毕业之际，她能否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她是否会像我当年那样，把拥有自己的住房视作成年生活的标杆？她会开心地和室友一起住在充满无限可能的大城市里，还是会继续跟我住在一起，同时申请那些能让她在自五岁起便睡过的卧室里完成的远程工作？”

本周，我想深入探讨那个最后的问题，试着弄清楚：我是否应该每天早晨都为女儿准备早餐，直到她二十二岁或三十五岁时找到一份好工作为止。近来，不少文章都在热议那些固执地不愿离开父母羽翼的孩子们。今年5月，《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毕业生父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你的钱包还开着吗？”的文章，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焦虑情绪。而本月初，《财富》杂志则警告称：“49%的年轻成年人仍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较2019年上升了12个百分点。一位经济学家指出，这种现象带来的连锁反应将重塑婚姻、生育以及购房模式。”

近期“迟迟不独立”话题热度飙升，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美联储5月发布的《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SHED）年度报告。该报告的一项惊人发现令人震惊：“2025年，30岁以下成年人中，有49%仍与父母同住。这一比例较2022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较疫情前的2019年更是大幅攀升了12个百分点。”过去七年间的这一显著增长无疑令人深感担忧。而媒体的关注，我想，也正被我们最喜爱的一种现象——一种小趋势——所吸引。几个月前，美国人口普查局同样发现，2025年，18至24岁年轻人中，有58%仍与父母同住。然而，所有这些数据都需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之下解读。过去四十年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这一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仅在疫情高峰期出现过短暂的小幅波动。更为关键的是，人口普查将学年期间住在宿舍的学生也计入“与父母同住”的范畴。

我的意思是，从这些不同的报告中很难得出任何确凿的结论。SHED研究显示，疫情过后，“30岁以下成年人”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显著上升；然而，人口普查数据却并未显示出同样的飙升趋势，尤其是在25至34岁这一群体中——坦白说，这本该是我们最关心、最希望他们早日独立的年轻人。（2019年，25至34岁年龄段的男性中，有20.4%与父母同住；女性则为13.1%。到了2025年，这一比例分别降至19.2%和13.6%。）尽管我们或许能稍微眯起眼睛，把上述数字解读成一种“发育停滞”的叙事，但事实上，我们唯一能得出的结论是：过去25年来，年轻人居家生活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不过，这种上升幅度恐怕并没有大到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开始为“成人子女”储备养老住房的地步——毕竟，不是因为房租高得离谱，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学历毫无价值，更不是因为人工智能已经抢走了所有人的工作。

那么，经济状况又如何呢？这种转变难道不正是高租金、低工资以及大城市生活成本居高不下所致吗——而这些城市正是年轻有为的群体纷纷涌入、开启职业生涯的地方？然而，相关数据同样难以解读。一些昂贵的大都市地区，比如洛杉矶和迈阿密，年轻人居家生活的比例相对较高；但另一些城市，如圣何塞、西雅图、奥斯汀和丹佛，则并非如此。实际上，更长期的居家趋势很大程度上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与人口结构变化。皮尤研究中心对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表明，房租价格与年轻人居家生活比例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联系。此外，城市研究所和美国财政部的一些研究也显示，房租上涨与更多年轻人选择居家生活之间存在一定关联，但与种族和族裔构成相比，这种影响总体而言仍较为温和。根据皮尤报告，全美25至34岁年龄段人群中居家生活比例最高的四个大都市区均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分别为瓦列霍、奥克斯纳德—千橡树—文图拉以及埃尔森特罗），而第四名则是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布朗斯维尔—哈灵顿。这四个地方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具有高度多元化的特征。那些拉丁裔、亚裔和非裔人口占比较高的地区，代际同住的比例明显高于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在过去六十年间，美国逐渐变得不再那么“白人化”，同时移民群体往往比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拥有更多的子女和孙辈，他们偏好的居住模式似乎对所谓“全国闲散指数”产生了一定影响。

离家现象的减少，也常被归因于结婚和同居率的降低。这一论点准确地指出，过去年轻人之所以离开父母家，是因为他们坠入爱河、步入婚姻并组建自己的家庭。而如今，人们开始这一系列人生阶段的时间越来越晚，甚至有些人根本不会迈出这一步。因此，可以理解的是，其中一些人索性就一直待在父母家中，直到找到合适的伴侣为止。

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危机，即年轻人始终不离家。没错，如今人们结婚的年龄推迟了，这确实导致更多年轻人继续与父母同住。没错，美国的亚裔和拉美裔家庭数量也比1980年多了。但这些我们其实早就知道了，不是吗？

我之所以提到这些，是因为许多关于年轻人的评论似乎都陷入了同样的戏剧化解读。说到大学毕业后仍与父母同住的现象，至少从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来看，专家们似乎注意到这一现象日益增多，便断定其背后必然隐藏着某种社会衰退。然而，实际上，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状况或许还算不错——即便其中一些人仍在家里住。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未必能如自己当初所期望的那样顺遂，尤其是在实现经济独立和积累资产这类文化象征方面——而在美国，这些象征往往与购房紧密相连。又或者，对于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而言，他们或许挣到了一份体面的薪水，可从事的工作却并非他们毕业时所设想的那种理想职业，比如当咖啡师或SAT辅导老师之类的岗位。

那种关于年轻人生活每况愈下的叙事，已在全国各地的选举中频频出现，尤其是在纽约市，它助推佐兰·曼达尼成功当选市长。这种叙事背后，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期望与现实经济状况之间的错位，从而在政治话语中催生了一个既混乱又颇具影响力的舆论泡沫。这些讨论逐渐呈现出一种熟悉的节奏：年轻人纷纷抱怨自己收入不足，付不起房租，更别提买房了。而经济学家和评论界人士则扮演着恼怒家长的角色，指出总体就业形势其实已持续向好一段时间。只要年轻人愿意，就业机会并不缺乏。（如果这些分析人士足够坦诚或心存善意，他们也会承认，如今的住房成本和育儿开销早已远超从前。）然而，这场对话的双方几乎从未能找到共同点，甚至连一组可供争辩的数字都难以达成一致。

这种难以弥合的鸿沟，与其说关乎精算表上的微小差异，不如说更多地与观念有关。美国梦建立在一种永无止境增长的神话之上，它以铁一般的承诺向中产阶级兜售：接受大学教育就能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找到一份“做着自己热爱的事”的工作。我属于2008年那一代人。我二十多岁末失业，熬了一年失业金，又搬回父母家住了好几个月。拥有自己的住房简直遥不可及。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经济处境甚至比今天的大多数年轻人还要糟糕。然而，我始终抱有一种持久的信念：事情总会好起来的，经济终将找到我，让我走上那些光鲜学历所要求的人生道路。而如今的年轻人却从未经历过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巨大财务创伤。我今天接触到的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实际上比我在大衰退后的境遇要好得多——可他们当中却没人相信，生活会自动变好，或是等运气一转，梦想中的工作就会不期而至。因此，毫不奇怪，如今那些异军突起、主张民粹主义的左翼阵营中，竟有如此多拥有大学和研究生学历却收入相对较低的人士。或许确实如此：他们当个星巴克店长，收入可能比在好莱坞当个制片助理，或者从事儿时梦想的任何创意职业都要高；但这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我们这些X世代和婴儿潮一代，也许会忍不住指出，年轻人居家生活的数据或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峻，又或者我们当年经历的要比2008年后更糟——我们或许能回应他们关于经济状况的抱怨，但我们真的还能坚守那些塑造人生、指引我们走向成功的传统承诺吗？我们究竟还信不信，一切终将回归正轨，沿着传统的路径——求学、就业、组建家庭、拥有房产——稳步前行？

当再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何情况会好转时，就必须提供一种替代方案。尽管说本国正掀起一场针对资本主义的群众性反抗似乎仍显得有些言过其实，但确实有迹象表明，尤其是年轻人，开始质疑资本主义是否能为他们带来什么真正的未来。♦

作者：《纽约客》的特约撰稿人杰伊·卡斯皮安·康是《最孤独的美国人》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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