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旧事 | 范利青

我自认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唯独对红薯，多少有些“白眼狼”的意思。

家乡卡在南北地理分界线上，一道山岭，划开了我半辈子的口味版图。我是被红薯喂大的，可烙在胃里的印记，偏偏是那股挥之不去的泛酸气味。直到今天，只要在菜市场撞见红薯，心里就会“咯噔”一下，仿佛迎面撞上了昔日的冤家，那层疙疙瘩瘩的隔膜，几十年都没能顺过来。

小时候家里穷，一日三餐，红薯是绝对的主力——蒸红薯、煮红薯、红薯稀饭、红薯面窝头，还有各种“深加工”制品，黑乎乎的红薯面饸饹、硬邦邦的红薯干、韧劲十足的红薯粉条。翻来覆去，总逃不过那股甜得发腻、却又寡淡无味的纠缠。吃多了，胃里像吊着一坨铁疙瘩，沉甸甸地往下坠，稍一弯腰，酸水便直冲咽喉，烧得嗓子眼生疼。那时我瘦得像根豆芽菜，最大的念想，就是盼着能敞开肚皮，吃一顿纯粹的白面馍。

可好日子没盼来，繁重的活计倒先找上了门。三伏天里给红薯翻藤，算得上一年中最磨人的苦差事。

南阳盆地的夏天，整个儿就是个倒扣的大蒸笼。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土坷垃都被晒得滚烫，仿佛扔个鸡蛋都能煎熟。地里的玉米叶子卷成了细筒，知了在树上扯着嗓子嘶鸣，一声比一声焦躁。在这样的天气去红薯地翻藤，想一想，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农村人干这活，自有一套巧劲儿，需把木棍顺着藤蔓底下伸进去，轻轻一挑，那些细白的须根便“噼啪”断掉，整条红薯藤便服服帖帖地覆盖在田垄上，干净利落。家里那根木棍，光溜溜的、尖尖的，专门用来挑藤。

田埂上的土被晒得酥软，一脚一个深坑。那片绿油油的红薯秧子，远远看着喜人，凑近了才知道厉害。藤蔓上覆着一层细细的绒毛，沾在胳膊上，有些刺痒。叶子背面常趴着胖乎乎的青虫，有时还黏着慢腾腾的蜗牛，不小心蹭到，能让人恶心半天。有一回，我一棍子挑出一条菜花蛇，吓得魂飞魄散，好几天都不敢再踏进那块地。

来到田里，我弯着腰，用木棍挑起那纠缠一团的藤蔓。这玩意儿长得疯，节上已生出许多白白的须根，贪心地扎进土里，大人们说，这叫“偷养分”。我的任务就是把它们挑起来，再理顺藤蔓，翻个个儿，让贴着地面的阴面朝上，晒晒太阳，杀杀菌。这活计看着简单，做起来却处处是讲究。藤蔓缠得紧，力道猛了，容易扯断主茎，这一窝红薯便没了指望；力道轻了，须根断不干净，翻了也白翻。汗水顺着额角淌进眼里，杀得眼睛酸涩难忍，我抬起手臂胡乱一抹，脸上便画出一道道黑印子。

太阳越升越高，毒辣辣地悬在头顶，地里蒸腾起一缕缕蓝色的水汽。后背被晒得生疼，连握在手里的木棍都焐得发烫。我机械地重复着挑、翻、压的动作，蹲久了腿脚发麻，猛然站起来时，眼前总会一阵发黑。四下望去，满眼是无边无际的绿，只有热浪在无声地晃动。恍惚间，竟胡思乱想起来，只觉得整个人都像被泡在一汪酸水里，从内到外，腌透了。我想起冬天从地窖里掏出来的红薯：有些冻坏了，渗出淌着褐色的浆水；有些完好的，皮上带着一层薄霜。然后，被母亲切成块丢进大锅，咕嘟咕嘟地熬煮，满屋子都弥漫着那种甜腻的气味，而此刻却让我胃里泛起一阵阵抽搐。心里便无端地恨起这红薯藤来，恨它为啥长这么多须根，恨它为啥非要跟地下的果实争抢那一点可怜的养分。

也有热得熬不住的时候，我扔了木棍就想往树荫下逃。父亲看见了，并不骂我，只是黑着脸，一言不发，弯腰捡起木棍，默默地替我翻下去。他的脊背被汗水浸透了，白色的盐渍在深色布衫上洇开，像一幅地图。我站在田埂上，看了一会儿，便觉脸上发烫，只好乖乖回去，学着他的样子，一垄一垄地翻。父亲偶尔直起腰，用棍尖拨开浮土，察看底下红薯的长势。他不说话，只是用拇指捻了捻土粒，又轻轻覆回去。半晌，才说：“藤不翻，就光长叶子；翻几遍，根才扎得深。翻藤是想把养分都逼到根上去，让红薯长得大些，壮些。” 说这话时，他眼神望向那片青绿，眼里有一种我读不懂的、沉甸甸的东西。

傍晚时分，我终于翻完了最边上那一垄红薯藤。直起腰的刹那，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晚风吹过来，裹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驱散了少许燥热。我回过头，看着身后那片被我扫荡过的藤蔓，纷乱地趴在田垄上，像刚经历了一场洗礼。我想，这下养分该好好供着红薯长了吧。可心里对红薯的那股子怨气，却没能一同被翻过去，只盼着秋天快点来，收了红薯，换上别的细粮，好摆脱这黏腻的纠缠。

后来我参军，离开了家乡。在部队，不管训练再累，夜岗再冷，脑子里总会莫名地掠过那片红薯地，掠过父亲弯腰翻藤的背影。时间久了，我才琢磨过味儿来，父亲翻的又岂止是红薯藤，那是日子。他是在跟贫瘠的土地较劲，跟无常的天气较劲，硬要从那片黄土里抠出一家老小的口粮。

转业后，我留在了南方一座滨海小城。超市里红薯的品种繁多，黄心的、红心的、紫心的，琳琅满目。家人知我忌讳，极少买。有一回，孩子闹着要吃烤红薯，便买了几只回来，放进烤箱。不多时，满屋飘香。孩子吃得满嘴红薯泥，嚷着好甜。盯着那金黄软糯的红薯瓤，熟悉的气味钻进鼻腔，我胃里又开始隐隐抽动。犹豫了许久，才小心拿一小块红薯，剥了皮，闭上眼送进嘴里，很甜，很糯，绵软得几乎不用咀嚼，全然尝不出当年翻藤时那份苦涩与焦灼。

前些年回老家，路过那片红薯地。地里早已变了模样，先是改种果树，后来又换成种粮食，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茬，如今竟荒着，长满了野草。父亲过世后，家里的田地便少了打理。二哥守着几亩地，也只种些省力的庄稼。那天见他坐在门口晒太阳，我随口问：“还种红薯不？”他摇摇头，笑说：“现在日子好了，谁还吃那玩意儿。”可我转头看见，院子角落里，晾着一笸箩红薯干。是他自己切的，薄薄的，半透明，在阳光下泛着白光。

我拈起一片放进嘴里，硬硬的，甜味极淡，舌尖上泛起一缕涩涩的味道。那味道，和记忆里一模一样。我慢慢嚼着，那涩味在舌尖上久久不散，而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那三伏天的烈日，那沉在胃底的酸水，早已和血脉长在了一起。我恨过它，躲过它，可到头来，它却成了我回望故乡时，最清晰、也最敏感的那根触须。

临走时，我望了一眼那道土岗。田野里的风，还在那里不紧不慢地吹着，而关于红薯的记忆，就像地里的根须，在我心里悄悄蔓延，今生怕是再也拔不出去了。

作者简介

范利青，男，河南淅川人，人力资源管理师、工程师，曾在《中国作家网》《中国诗歌网》《西安日报》《三角洲》《企业文化》《大众投资指南》《人民作家》《大河文学》《深圳文学》《顶端新闻》《环境生态学》等不同媒体期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