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翻遍旧档案，只为寻找一位被历史淡忘的异乡人

一位瑞典人，扎根中国 50 年，

贯穿半部近代中外交流史

有些历史，并不会主动讲述自己。它们静静沉睡在旧书、照片与档案中，等待重新被发现。

档案馆里的旧照

一场意外旅行，

开启跨越百年的寻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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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起点，是2022年夏天作者李渝萍的一次西班牙之行。

出发前，朋友送给她一本瑞典文旧书《爱过中国的人》；旅居海外时，她在借住的屋子里看到书架上的《道德经》；短短半个月，海边小镇旧书摊又让她邂逅赛珍珠的《大地》。

三本和中国紧紧绑定的书接连出现，像一场奇妙的巧合，埋下了一段寻访的伏笔。

旅行结束后，她认真翻开了《爱过中国的人》。书页间跳出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家：斯文・赫定、高本汉、安特生…… 而一个陌生名字吸引了她的目光：

埃里克・托尔斯滕・尼斯特伦，

他还有一个地道中文名字 ——新常富。

学生时代的新常富

新常富在晚年写下回忆录《在华五十年》，记录了自己1902至1954年完整的在华岁月。整整52年，他把人生最珍贵的青壮年、暮年时光全都留在中国，亲眼见证王朝崩塌、民国建立、抗日战争、新中国诞生。

可让人唏嘘的是，如今几乎没人记得这个名字。

一位被历史淡忘的异乡友人，让作者下定决心，开启一场漫长、跨国的百年追寻。

几经波折，

终于推开 “中国小屋”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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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常富，并不容易。

为了联系到新常富的后人，李渝萍在公开地址簿中“大海捞针”。经历了一次次无人接听，一次次失望，直到电话那头传来一句简单的话："哦，他呀，就坐在我身边。"那一刻，一条几乎中断的线索，终于重新连接了起来。

几周后，李渝萍来到瑞典斯德哥尔摩。

一扇普通的木门缓缓推开，门后，是新常富后人汤姆及其夫人玛加丽塔精心布置的"中国小屋"。

“中国小屋”一角

墙上挂满黑白照片，柜子里摆放着瓷器、官服、书信、皮箱和文件。茶几旁，新常富的画像静静注视着来访者。这里保存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记忆，更像一座跨越百年的私人博物馆。

每一件物品，都连接着新常富与中国的往事。

散落百年的记忆碎片，在这里有了完整落脚的地方。

汤姆夫妇在“中国小屋”中

走遍档案馆，

打捞一段被遗忘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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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发现，才刚刚拉开序幕。

瑞典国家档案馆、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斯文・赫定基金会、国内山西地质博物馆、北大图书馆…… 作者联系中瑞两地数十家馆藏机构，一点点搜集家书、私人日记、战地报道、绝版教材、家族私藏老照片。

越整理史料，心中的疑惑就越重：一个深耕教育、踏遍华北山川、在战火中为中国发声，见证近代中国巨变的外国人，为什么几乎没有被今天的人记住？

带着这份疑问，数十万文字、上百份影像资料，最终汇聚成了《发现新常富》这本书。

新常富究竟是谁？

百年前顶级 “斜杠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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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富究竟是谁？
如果你只用一个标签定义新常富，一定会低估他传奇的一生。

他是山西大学堂任职时间最长的化学教授，在讲堂上传授科学知识；也是中国早期地质调查的参与者，跋涉山野，丈量山川；他曾深入战地采访报道，也曾远行万里，骑着摩托从北京穿越戈壁，直抵贝加尔湖。

1903年，新常富任西斋外教

1910年，关于新常富骑行贝加尔湖的报道

1911年，新常富任“陕西解救行动”志愿救援队副队长

1914年，新常富加入中国地质调查所

1932年，新常富任燕京大学地理地质学系兼课讲师

新常富著《中华民国大事记》（即《新的中国》一书）

教育、勘探、旅行、写作……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人生轨迹，却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如果放在今天，人们或许会用“斜杠青年”来形容他。

但比这些身份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是一位长期生活在中国的观察者。

从1902年到1954年，五十余年的光阴里，他走过课堂，也走过矿区；走过西北戈壁，也走过战火中的城市。他看到的不只是山河风物，更是真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

在那个西方对中国充满刻板印象的时代，他没有满足于道听途说，而是在一次次旅行、一次次相遇中，不断修正自己对中国的认识。他记录沿途的风景，也记录普通人的生活；他看见时代的变迁，也努力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而具体的中国。

也正因为如此，新常富留给今天的，不仅是一段传奇人生，更是一双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的眼睛。

炮火纷飞的年代，

他站在世界面前为中国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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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常富没有选择逃离这片土地。

他接连写下《最新的中国》（1936）《精彩的中国》（1937）《中国的女性》（1940）等多部著作，面向西方世界客观讲述中国真实处境；回到瑞典后，他主动登台演讲、登上电视，向北欧民众揭露战争之下中国百姓遭受的苦难，坚定声援饱受侵略的中国。

尽管许多次夹在诸如政权更迭、极端爱国主义和学生运动中进退维谷，我仍未失去对中国的爱和信，因为有这样的说法：爱之苗甚至能以泪浇灌成长。

——新常富，《最新的中国》(Det nyaste Kina)，第9页，1936年

1947年，新常富回到瑞典，数月后返回中国

回到瑞典后，在面对大报《每日新闻》的采访时，他谈到日本占领期间的一个经历，“日本人居然大步喧哗地闯进并开始测量我在北平的院子。当时我立即写条子给瑞典领事馆，得到一个写着日语的大牌子，吓跑了他们”，并说“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安宁，尽管周折，仍在大步前进着”。

他满心期盼战乱早日落幕，发自内心祈愿这片生活半生的土地早日迎来长久安稳与和平。

1949年2月，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天，红色军队开进北平，抵达了最终的胜利。笔者是这个世界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此之前的几日，大批插着红旗的卡车驶入城里，乘坐卡车进入的人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士兵们安排食宿。这个伟大的日子在1949年2月来到。主力部队的先头军是骑着健壮蒙古马的骑兵，每位骑手的右侧都佩戴着锋利、闪亮的长剑，这足以让老百姓心生敬意。接着出现的是穿着灰色军服、望不到边的步兵阵列，年轻气盛。最后是重型装备，清一色涂着绿漆的美式加农炮、坦克和卡车。

——新常富，《在华五十年》，第135页，1989年

读懂新常富，

读懂不一样的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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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

去了解一位百年前来华的瑞典人？

这本书从不是单纯的人物传记。

新常富以异乡人的眼睛，记录了清末科举落幕、新式学堂兴起、市井百姓日常和战火下的民生百态。透过他五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我们将看见更鲜活、更立体的近代中国，看懂不同文明跨越山海的交流故事。

那些散落在历史深处的人与事，将跟随着这场追寻，再次鲜活起来。

作者在《红星照耀中国》写作地旧址 盔甲厂胡同

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瑞典人的经历，更是一种理解近代中国的方式——

历史不仅由重大事件组成，也藏在一次旅途中的偶遇、一段关于乡村的观察，以及一个长期生活者不断更新的认知之中。

《发现新常富》收录了大量此前鲜少进入大众视野的史料与记录，也让这位在中国生活半个世纪的瑞典人，重新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叙述之中。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翻开这本书，或许也是一次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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