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长被迫下台，莫迪政府遭遇空前挑战

文/胡毓堃

编辑/漆菲

一次考试泄题丑闻，竟让印度总理莫迪遭遇罕见危机、做出少有让步。

当地时间7月28日，莫迪政府提议对泄露试题者处以更长的刑期和更高的罚款。根据提交给议会的法律修正案，泄题者的最高刑期将翻倍至10年，罚款最高可达100万美元（约合5000万卢比），诉讼程序也将加快。由于民间抗议活动不止，莫迪核心亲信、教育部长达蒙德拉·普拉丹已经辞职。

新德里街头的一处抗议现场。（图源：《纽约时报》）

此次抗议虽由“医学高考”泄题风波引发，但真正被点燃的是印度青年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对于无数年轻人而言，在就业机会有限、社会流动日益困难的背景下，这场决定命运的考试本是少数能改变人生轨迹的机会，泄题事件让他们对政府维护考试公平的能力失去信任。

社交媒体和网络运动为这种情绪提供了快速集结和扩散的平台，愤怒最终在一个多月后从线上蔓延至街头，演变成针对莫迪政府的问责式抗议。普拉丹被迫辞职的结局，不仅是印度人民党（下称“印人党”）政府12年来首次因抗议折损内阁部长，也让老辣的莫迪遭遇全新挑战。

如今，示威运动虽暂告段落，但它的未来走向和对印度政坛的影响是外界热议的话题。这场抗议也给予年轻人更多信心。在首都新德里一处抗议现场，一句涂鸦反映出当前的氛围：“我们没有工作。如果你把这些抹去，我们明天还会再来。”

青年示威者们庆祝普拉丹辞职。（图源：路透社）

考试泄题引爆青年抗议

诱发这场大规模青年抗议示威的导火索，是两个月前震惊全印的“医学高考”泄题丑闻。

2026年印度全国医学本科入学考试（NEET-UG）于5月3日举行，近228万考生报名参加，竞争12.8万个入学名额。考试刚结束，考前泄题的指控迅速传开，很快惊动了印度国家考试局（NTA）。

举报材料显示，考前48小时，泄题者通过WhatsApp等社媒群组和“分销商”明码标价，以PDF文件形式大肆卖题、牟取暴利，至少出售了3万份试题。外泄题目与真实考题高度雷同（特别是生物和化学考试），180道考试题目中提前泄露的数量高达120至140道。

今年5月举行的“医学高考”期间，考生正在答题。（图源：The Economic Times）

在印度，学医意味着就业更容易，就业待遇、社会地位、职业发展前景更好，而全国医学本科入学考试是就读医学和牙科本科的唯一升学途径，早就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著称。为此，不少考生孤注一掷、一战再战。

5月12日，印度中央调查局（CBI）正式介入调查，国家考试局、内部试卷印刷厂相关官员接受审查，部分涉案人员被捕。同时国家考试局宣布此次考试作废、改为6月21日重考，并承诺全额退还考试报名费。

与考试相关的舞弊、泄题等现象在印度屡见不鲜，2024年的考试也出现过类似丑闻。但当时印度教育部顶住压力、拒绝“因孤立事件而牺牲多数人的成绩”。但这一次，即便官方立刻做出回应，依然无法熄灭被引爆的舆情。

考生们缴纳巨额报名费，用一年乃至数年时间辛苦备考，拼命学习、认真答题、诚信考试，却因他人和系统性过错而白费力气。由于深感绝望、精神崩溃，泄题丑闻发酵后至少有20名考生自杀。这些新闻强烈冲击着公众情绪，政府作为主办方的治理能力和公信力遭受质疑。

考试泄题事件引发至少20名考生自杀，人们自发悼念这些考生。（图源：BBC）

无独有偶，12年级（高三）毕业考试同样出现阅卷乱象。考试主办方印度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CBSE）今年首次实施数字化阅卷，但5月13日成绩公布后，答卷扫描缺页、扫描模糊、打分失准、试卷错配等乱象陆续被曝光，约四分之一考生（超过40万人）申请复核。与“医学高考”类似，12年级毕业考试是印度青年报考大学的一大依据，政府糟糕的考务工作加剧了民间愤怒。

恰在此时，一个名为“蟑螂人民党”（Cockroach Janta Party）的网络政治恶搞运动迅速爆红，为愤怒的青年提供了新的情绪出口。这场运动源于5月15日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里亚·坎特将年轻人比作“蟑螂”“寄生虫”的失言，却意外成为印度“Z世代”借自嘲表达抗议、凝聚共识的象征。

随着网络热度不断发酵，这场戏谑式抗议很快走向现实。运动发起人阿比吉特·迪普克（Abhijeet Deepak）于6月6日结束在美国的学业返回新德里，开始组织线下集会。他们像以往印度社会运动一样，将活动地点选在首都最具象征意义的示威场所——简塔·曼塔天文台，以现场静坐结合社交媒体传播的方式持续扩大影响。

6月21日，“医学高考”按计划举行重考，但当天又传出考生因重考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消息，再次点燃社会愤怒。迪普克随即借势号召更多考生加入，抗议规模进一步扩大。

加入绝食抗议的旺楚克。（图源：BBC）

青年学生示威的核心诉求是罢免时任教育部长普拉丹，声浪愈演愈烈。印度知名社会活动人士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于6月28日加入示威、展开无期限绝食。旺楚克来自喜马拉雅山区，长期关注教育改革和环保问题，他的行动显著扩大了示威活动的影响力，“让普拉丹回家”的口号响彻多地。

与此同时，主要反对党也开始下场声援。7月18日，警方依据德里高等法院命令，将旺楚克强行带离示威现场并送往医院。议会反对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公开谴责警方做法，迪普克等人随即发起绝食抗议。两天后，示威者举行“走向议会”游行，警方动用警棍和催泪弹驱散人群，冲突进一步升级。当天，德里警方逮捕70余人，造成至少118人受伤、15至20辆政府公交车受损。

然而，强力镇压并未平息民众怒火，抗议从首都蔓延至西孟加拉邦、特伦甘纳邦、卡纳塔克邦、泰米尔纳德邦等地。示威者的诉求也不断扩大，除要求教育部长普拉丹辞职、赔偿自杀考生家属、释放旺楚克外，还要求警方公开道歉，并追究执法过程中涉嫌滥用暴力的责任。

一个半月的示威严重影响到首都的日常生活，新德里地铁18个车站连续四日封闭，议会两院也受到干扰、连续多日休会。事已至此，除了满足示威者的诉求，莫迪政府别无选择。

罕见妥协折射莫迪困境

大规模示威乃至骚乱，在莫迪治下的印度并不罕见。仅第二任期以来，印度先后爆发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反农业改革法案、反征兵改革，以及围绕女医生奸杀案等一系列全国性抗议。

面对民间抗议浪潮，莫迪大都顶住压力，很少做出让步，但此次青年运动却成了例外。7月25日普拉丹递交辞呈，可谓莫迪时代罕见的妥协。普拉丹的父亲是印人党资深元老、曾任国务部长，他本人更是新生代代表，甚至被视为未来党主席的潜在人选。

事实上，2018年印度“MeToo”运动也曾迫使一名国务部长辞职。但国务部长并非部门“一把手”，地位相当于副部长，因此，普拉丹成为印度首位因社会抗议而辞职的现任内阁部长，凸显此次青年运动对政府造成的空前政治压力，也揭示了莫迪执政12年后面临的全新挑战。

独立智库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拉胡尔·维尔马（Rahul Verma）指出：“这场运动聚焦（政府）行政失败。国家无法公正地举办考试，不能阻止试题外泄，这对印人党构成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挑战。”在他看来，过去的抗议是针对特定政策和意识形态，这次示威者直指印人党的治理能力，二者的区别正是印度政坛的变量。

一名示威者将催泪弹扔回给警察。（图源：路透社）

起初，莫迪政府的反应是诉诸传统路径，除了出动警力，还将示威活动“政治化”，称抗议者“获得邪恶境外势力巴基斯坦恐怖分子的资助”，指责反对党利用抗议收割政治利益。可问题在于，不少示威者并非天然反对印人党，他们的不满在于执政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因此莫迪阵营用政治叙事动员支持者反击的做法不再奏效。

美国布朗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亚米尼·艾亚尔（Yamini Aiyar）直言：“考试和教育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不同种姓、阶层、性别群体。抗议的核心支持者并不代表单一利益群体。”

当前，印度65%的人口在35岁以下，但15岁至29岁人口失业率已由一年前的13.8%上升至今年6月的16.2%。绝大多数青年寄希望于考试作为向上流动的首要途径。如此背景下，考试公正性问题早已跨越阵营、触动所有人的敏感神经。对擅于动员“同温层”的莫迪来说，“全民不满”着实是全新的课题。

英国《卫报》提到，过去12年，印度主流媒体已被莫迪阵营“收编”，成为右翼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传声筒”。抗议初期，印度主要电视频道不作任何报道，之后的报道亦采纳了印人党的宣传话术。

不料，“Z世代”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尤其是Instagram等平台）予以回击，大量曝光传统媒体的“谎言”，放大输出政府无能、警察施暴的各类消息，令政府的反驳显得无力。如此一来，莫迪损失的不仅是一位内阁部长，更是12年来对政治叙事的主导权。

印度学者普拉塔普·巴努·梅赫塔（Pratap Bhanu Mehta）这样提到普拉丹辞职带来的潜在影响：一旦总理开始罢免最忠诚的部长，其他内阁成员也会考虑自身处境——尤其是遭政府“背刺”的可能性，而这往往是“叛变潮的先兆”。

这场示威不仅鼓舞了青年群体，也给反对党打了一针“兴奋剂”。2024年大选看似打破了“莫迪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此后印人党和反对党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在邦级地方选举中，印人党陆续扩张版图，包括历史性赢得西孟加拉邦；反对党则失去数个传统阵地，只能无济于事地指责选举舞弊。

直至抗议运动转入线下，及时跟风的主要反对党印度国民大会党（下称“国大党”）迎来“几年来最美好的一周”。该党积极动员示威、迫使议会停摆，7月21日，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和妹妹普里扬卡·甘地在总理府外被警察强行拖拽、驱离，相关画面迅速扩散，极大提升了反对党阵营的形象和士气。

拉胡尔·甘地被警察拽走的画面在社交平台风传。（图源：X平台）

不是结束，但去向何处？

随着普拉丹辞职，示威者实现了最主要的诉求。

7月25日，发起抗议运动的青年代表和两名政府内阁官员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布结束示威活动。政府承诺将尽全力赔偿自杀考生的家属，还将对抗议者提起刑事诉讼，但并未正面回应要求警方道歉的诉求。

7月25日，两名印度政府官员与抗议运动代表出席新闻发布会，宣布示威活动结束。（图源：路透社）

7月28日，主管总理府等事务的印度联邦国务部长吉坦德拉·辛格（Jitendra Singh）宣布，拟议的修正案重申了“本届政府致力于维护学生和青年福祉的坚定承诺”。辛格说，这旨在使立法“更加严格，确保司法公正、迅速”，从而“提升并恢复考试的公信力”。印度最高法院亦下令释放所有在本轮运动中被拘留的18岁以下且无犯罪记录的抗议者。

尽管街头抗议告一段落，但抗议青年代表强调不会到此为止。他们明确提出将提高年轻人政治参与度作为长期目标，并表示：“现在是叔叔阿姨们控制着政治，可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理解我们这代人的需求。”

在不少年轻人看来，这场抗议让他们头一次发现自己可以质疑政府、表达不满，且能让政府感到压力、做出改变。这重新燃起他们参加公共事务的希望。普拉丹辞职的消息传出后，多地抗议青年打出新的海报：“普拉丹只是一个例子。下次轮到莫迪了。”

新德里的静坐现场。（图源：路透社）

的确，抗议活动的结果超出不少分析人士的预期，有力回答了“线上恶搞能否转化为线下抗议”的质疑，还起到了传统街头示威未能达到的效果。

但也有人对此保持谨慎。印度政治学者苏哈斯·帕尔希卡尔（Suhas Palshikar）提醒说：“这一运动会走向何方？也许没有任何结果——它可以发泄沮丧，然后慢慢消散。”换言之，这与2020年反对农业改革法案的示威没有本质区别。

帕尔希卡尔承认，印度年轻人展现了直面国家机器的意愿和勇气，但示威展现出的能量能否持续下去取决于诸多因素，尤其是能否组建广泛的社会联盟。“由于这场青年运动没有稳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特征，加上不同政治力量都试图对其施加影响，距离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仍缺乏关键一环。”

抛开“Z世代运动”的浪漫主义叙事，抗议运动的效应不容忽视。它指向的不仅是一次考试泄题丑闻，而是印度教育系统乃至国家事务整体的结构性问题。

印度阿齐姆·普莱姆基大学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即便是通过激烈竞争、考上大学的印度年轻人，毕业后的就业情况依然不容乐观：只有不到7%的毕业生能在求职后一年内找到稳定的全职工作，能获得白领工作的人更是不到4%。产业结构不能匹配高等教育普及的进度，意味着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神话正在破灭。

“这不是结束。我们很快会再见。”这是迪普克在7月25日发出的最后一条消息。无论是打开政治新局面，还是周期性地“昨日重现”，这场轰轰烈烈的青年运动以最朴素、最直接的方式揭露了印度本应重视的问题。相比于一次运动的走向，引发运动的根源更值得莫迪政府反思。（作者系国际政治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