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件事环环相扣，倒逼政府下场解决

“大树乡谈”有一个小小的改动，从7月22日一文开始，头条文章摘要在原本“新技术、新经济、新文化”三大主题基础上，新增“新治理”，从此本账号分享主题由三变四。

为什么如此变化？

因为这四件事环环相扣，技术、经济、文化的变化，不代表一定是正向的，也很可能是破坏性的，关键在于短期还是长期，一些负面变化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未来会非常麻烦，最典型的就是当前网络上特别激烈的男女性别对立。

前三者的变化更多是社会自发形成的，要想引导变化向善，在中国关键在于政府强有力的干预，这就是“新治理”。

为方便理解四者关系，小镇就从男女性别对立、单身、婚恋、家庭等等特别关注的话题入手，阐述一个理解当前矛盾和问题的视角。

注意人类社会极为复杂，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梳理出一个相对通用的定理或推论，这就决定了人文社科领域从不同视角切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视角带来不同启示，还请大家理解小镇讲的不是完美无缺的真理，仅仅是一个逻辑上大体自洽的推导。

进入21世纪，对经济、社会、文化冲击最大的技术就是信息革命，最具代表性的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变革。但这场革命对不同群体的经济和就业冲击影响差异很大，具体到性别上，女性受冲击要早于男性。

互联网革命最大的变化就是极大压缩线下经济、中间环节，比如电商崛起后，线下服装店的生意就不好做了，而服装店销售员普遍是女性，这是过去类似当前“失业三宝”的就业托底，而相比餐馆服务员，卖衣服相对更加轻松、体面一些。

还有大量中间环节企业，本来也会配备一定的行政、财务等工作岗位，这些岗位收入不高，一般来说女性就业明显高于男性。

随着互联网应用普遍化，女性就业首先受到冲击，表现为从2001年以来，中国15到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骤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排名从2000年的世界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的第51位，而在2022年全球GDP排名前15的国家中，位列第8，但注意是15个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

女性比男性更多退出就业市场，也反映在2020年复工后。2020年这一轮冲击，女性劳动力失业率更高、复工进度更慢，到2020年底，女性从业者相比男性从业者退出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了6.1个百分点，女性失业时长超过半年的占比高达28%，而同时期男性为16.4%。

道理很简单，当企业面临经营压力时，会优先保留劳动效率相对更高、抗压力更强的男性，优先裁掉女性。这一点大家就别争了，女性别质疑小镇说男性劳动效率更高，男性也别质疑先裁女性，客观数据摆在这里，大家但凡工作几年也应该清楚公司操作。

2008年国家推出4万亿，地方各级配套合计超过20万亿，也主要投入了基建，提供的就业主要流向男性。

还有其他一些影响，总之叠加金融危机、互联网革命、公司调整等等新变化，2012年前后女性就业压力达到相对顶点，注意这个相对顶点主要体现在就业机会与公平性上，而非绝对的就业机会多寡。

21世纪前10年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下降最快的时期，到2012年前后参与率跌破70%，虽然还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得对比中国过去啊。

此后女性虽然从就业总量下降放缓，但结构性承压变大，体现在就业质量显著下降，越来越多遭遇就业困境，职场对女性的歧视显著增加。2012年中国也发生了“中国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2012年7月11日，山西籍女应届大学生将招聘单位巨人教育投诉至海淀区人社局，同时以“平等就业权被侵害”为由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

这是2008年就业促进法生效以来，全国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也是矛盾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2010年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的调查报告》显示，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用人单位性别限制已成为女大学生求职的主要门槛之一。

从这起案件开始，招聘单位开始规避“只限男性”这类招聘要求，开始从暗地卡女性，导致就业歧视隐性化，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女性隐藏自身婚育真实情况，入职后矛盾爆发等，进一步加剧了职场性别歧视。

类似西方人民不清楚自己生活状况下行的问题根源在哪，不清楚这并非中国人民抢走了工作、关键在于西方资本拿走了太多利润，国内也是一样的，部分女性将自己面临的就业歧视、职场压力归结为男权压迫，并借助新型社交平台聚集在一起。

在这一背景下，2010年后，“田园女权”随微博等社交平台兴起而萌芽，2016年后随自媒体流量经济爆发迅猛壮大，大概到2020年基本定型，随着一个个性别极端事件，以及咪蒙等自媒体煽动性别对立进入主流舆论视野。

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复杂原因，关键之一是互联网新技术推动经济变革，由此冲击到女性就业，继而导致部分女性认知发生变化，影响到社会文化，催生了性别对立这个“新文化”。

再次强调，新不代表进步性，更不代表正向，仅仅是客观描述新出现。

2020年之后，随着新技术推动变革加剧，土地财政扛不下去了，女性就业已经降到很难继续下降的水平，开始承压的主体变成了男性。由此对应“女拳”出现了“男拳”，把被歧视、被冲击归结为女性压迫。

此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网络最积极发声的群体大致在20到25岁，2020年开始，00后正式成为中国网络世界的主要活跃人群，疫情期间的冲击也加速了这一变化。

而00后从小成长受到新技术、新经济的高度冲击。小镇之前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强调孩子在儿童时期缺少了跨年龄、跨性别、跨群体的混龄混性别玩伴，导致00后这一代在进入大学之前，社会关系极为单调，基本是父母、老师、同学。

又因为学校承担巨大家长压力，在校期间自由活动大幅减少，课间休息也更多待在教室，被形容为“课间圈养”，叠加竞争加剧和过度信息渗透，导致同学与其说是玩伴，不如说是竞争对手。

对比小镇小时候在乡镇上幼儿园，课间10分钟几十位大小朋友在一起奔跑打闹，做各种互动游戏，放学也是十几个人凑在一起步行回家，反正镇上就两条主街，从最东头的幼儿园沿大街一路走回去，中间还可以凑在一起去别人家玩玩。

到了小学，跨年级的互动也非常多，小镇小学二年级时作为副班长，还替班里同学出头，找欺负同学的五年级大孩子单挑，虽然打输了，但威望上去了。

回到家里，当时普遍是熟人间的集体生活，各种单位院子、一个村的孩子都会在一起玩，这就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化训练。在混龄玩伴的互动中，慢慢从一个原始的丛林社会，构建了一套不需要裁判、小孩子之间通过妥协化解冲突的模拟社会环境，当时谁要是告老师、告家长，会被所有孩子瞧不起。

现在呢？学校变成了竞争环境，回到家要接受各种兴趣班学习，缺少混龄玩伴，导致孩子之间的冲突刚刚发生，还没来得及让孩子尝试自行化解，成年人就介入调停了，这就导致18岁以前的孩子处于一个强人为干预的过度净化环境中。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小缺乏丰富的人与人的互动、合作、对抗、冲突、妥协和非正式领导等等磨合的经历，又如何能建立对他人、对异性正确的认知？

而00后，还生活在网络大爆发时代，现实生活的萎缩、网络世界的爆发，导致00后线上、虚拟生命占比远高于此前代际，而网络是什么样的，就不用赘述了，这也导致偏见加深。

00后还面临一大挑战，那就是离异单亲和重组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比例大增。这一社会变化很大程度也受到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影响。

互联网大爆发后，过去特别依赖家庭合作的可以大量外包给社会化服务供给。比如老一辈，按照传统性别合作关系，女性相对更多承担做饭等家务，而男性则负责修水管灯泡家具并提供安全保护等职责，一个例子是有些独身女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会有意识在阳台挂几件男性衣服、把穿过的男性鞋子放在门口，这就是男性提供的安全震慑。

但技术进步推动社会服务供给和治理变革。

“雪亮工程”等带动社会治安大幅改善，短短几十年中国社会治安就像换了一个国家，尤其2010年以来进一步深入，2010年前后广州等地还有飞车党，现在基本绝迹；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小偷和入室盗窃也大幅减少，带动抢劫等暴力犯罪大幅下降，毕竟违法犯罪也是有成本的，如果不能高效变现，那就没必要犯罪，就像墨西哥毒贩在特定时期，也会考虑向美国走私鸡蛋。

通过各种互联网用工平台，家庭维修等工作也不再需要成年男性提供，完全可以社会化满足，同理，想吃饭最简单的当然是叫外卖，家里脏了约保洁阿姨干两个小时也就几十元，功能丰富的家电设备普及，也极大降低了家务劳动强度，等等。

所以，传统认知的家庭互帮互助的客观需求被极大压缩，导致恋爱、同居、婚姻更多考虑精神满足。都是从小被父母好好照顾的，又缺乏混龄玩伴的社会化训练和性别理解，导致彼此容忍度大幅下降，轻微摩擦就很容易分手、离婚。

这也促使国家自2021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离婚冷静期制度，这个制度当然问题很大，但没办法，因为按照传统观念，现在年轻人离婚变得非常儿戏化，甚至比老一代谈恋爱分手还简单。

新技术、新应用大大提高了单身的生活品质，两个人走到一起，就必须回答到底图什么的拷问，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结婚率崩了、离婚率大增，而中国新生儿基本来自婚生子，于是生育也崩了。

而从小缺乏混龄混性别玩伴，男女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单一，要么就是泛社交比如同事、同学，要么就是基于性的男女朋友、夫妻关系，导致中间地带本来特别关键的基于友谊的男女朋友关系被极大压缩，“男闺蜜”“女汉子”几乎成了网络上的“小三”“感情破坏者”的代名词，当然这也跟一些想要短择的人群确实顶着这个名头有关。

由此就带来了当前围绕性别特别激烈的文化、思想、认知冲突，这就是由新技术驱动新经济，进而塑造新文化的简化链条。

那么挑战就来了，有很多，在此简单列举一些，有的小镇已经谈过，有的还没有。

第一个：中国历史上将首次出现高度集中的城市“女光棍”问题。如果觉得“女光棍”难听，也可以说“女性长期单身者”，或者“女性非自愿单身”等等，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几千年，由于男性在绝大多数时刻一定多于女性，而女性由于自身生理和社会角色特点，特别需要以家庭为单位生活，中国古代“自梳女”是非常悲惨的，女性只要降低要求，基本不存在嫁不出去的，哪怕有残疾或者智力有问题，所以中国不存在女光棍问题。

反过来，男光棍那就是司空见惯了，也有很多成熟的社会出路和自我排解办法，而且男性独自生存能力和对单身的承受力，也确实显著大于女性。

而目前看，城市普遍的“女光棍”可能不会长期存在，更多是社会转型带来的短期现象，小镇姑且做一个初步判断，主要集中在80、90这两代独生子女占比异常高的群体，这又要说到“舅舅”“兄弟姐妹”这两个角色的大幅减少带来的冲击了，本篇就不多展开了。

现在80、90群体普遍还在45岁以下，还没有面临真正的挑战，再过些年就很不一样了，这是需要国家提前应对的。

第二个：年轻一代健康成长问题，主要集中在2000年以后的新生代。上面已经谈了很多了，主要是混龄混性别玩伴缺少带来的社会化训练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校园时代的过于纯净，与现实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压力更大，这二者之间产生了更加剧烈的碰撞，也导致00后等新一代更容易出现负面情绪，进入社会后面临巨大的失控更容易导致崩溃。

一个关键点在于从小到大“只要成绩好、守规矩，世界就会对我友好”的惯性认知被打破了，追求异性没有标准答案、职场没有无微不至包容错误的班主任，缺乏正确引导，自然会去网络上寻找答案，而网络是什么样子呢？充斥着对立和信息茧房，如果从问题和困境出发搜索，会导致越来越负面，最简单粗暴的就是性别战争。

由上述两点，衍生出很多亟待解决的复杂社会问题，放在西方几乎没什么办法，甚至资本会有意识制造对立和割裂，推动社会进一步原子化，这是资本最喜欢的环境。

可中国毕竟不一样，政府有能力也应该站出来引导社会尽快由乱转治，要解决特别突出的问题。

比如离婚变得儿戏化，催动离婚冷静期制度；新生代孩子缺少正常有爱家庭的正确引导，催动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出台；缺乏户外活动、体育锻炼，加上饮食过于丰富带来普遍超重肥胖以及慢性病低龄化趋势，驱动国家制定“健康中国”战略，直接插手管理中国人的体重；而针对网络煽动性别对立，也是历年网络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

当然，上述举措有不足也有问题，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组合拳，但还是要看到国家确实在着手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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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在此也想提些新治理建议。

2026年4月，小镇建议《》，提出推动家庭合并计税改革和建立国家主导相亲平台的两个建议。后者的基本逻辑是，基于中国新生儿98.8%来自婚生，而结婚前提是谈恋爱，那么想要促进生育当然要从促进正常谈恋爱开始。

今天小镇要更进一步，谈恋爱的前提是男女之间脱离性、基于友谊的正常互动。

不要动不动提到男女关系就是性关系、家庭关系，为什么不能建立超越性别的朋友关系？现在网上老说男女之间没有正常朋友关系，这纯属混账话，从1921年开始，男女之间革命友谊少吗？看到一男一女在一块就往性的方向联想，这是社会发展和公众认知开倒车。

反正小镇小时候，男女之间正常的朋友往来很寻常。

这方面靠社会自然调节已经没用了，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的干预。

小镇的建议是在中学、大学普遍开设社会情感教育课程和应用实践。一定要把教材编好，要像建国初集合全国顶尖科学家编制教材一样，列为国家重点任务，一定要警惕某些思想肮脏、立场不正、利欲熏心人员的污染，这种情感教育一旦走偏，带来的危害远大于课程教材。

关键还是应用实践，其实并不难，比如可以普遍开设戏剧课，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艺术生，完全可以在全国中学和大学全面推广。

目的是打破传统封闭的行政班导致的男女生天然形成小圈子，随机形成混龄、混班、混性别的项目制戏曲小组，推动戏剧项目内部男女比例、年级构成的合理化。国家要找政治可靠、三观正常、专业素质过硬的顶级艺术人才和教育专家、儿童心理专家等，编制大量可供排练、种类丰富、价值观正确、积极向上、符合青少年身心发育阶段的样板剧目。

借助排练和角色扮演，补上混龄玩伴缺失带来的成长问题，推动男女之间彼此正确认知，更以公共演出建立荣誉共同体。不用担心缺少价值观正确的辅导老师，广大参与过“三支一扶”等基层实践教育的青年学生，就是现成的社会情感教育的好老师，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起，也很适合辅导戏剧排练，顺带也缓解年轻就业问题。

相比足球等体育竞技，戏剧排练更加可控，以省、市、区、街道为单位组织文艺汇演和比赛，也，丰富中国人的活法。

戏剧内容丰富多彩，如果排练革命、战争戏剧，这不就是在磨炼战友情？从战友、合作伙伴到正常的朋友，在此基础上形成对异性的正确认知，避免被网络污染把异性当成异类，然后才有健康的恋爱关系，由此形成更加稳固的婚姻关系也变得容易，从而避免直接从相亲对比条件开始。

让一个从小没有跟异性正常互动的人，猛地就要进入相亲谈婚论嫁，这不是胡闹吗？

国家也可以调动工青妇、基层社区、社会力量等等，为青年男女提供更丰富多彩、低成本的线下活动，没有必要奔着相亲谈恋爱去，就是淡化性别的正常交朋友，不要太功利。

这类活动，何尝不是“投资于人”？这要比直接发钱，作用大得多，毕竟很多复杂社会问题，不是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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