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紧张进行。
会场里烟雾缭绕，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博古作为当时的“一把手”，刚刚做完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承认失败了，但话里话外就一个意思：不是我的错，是国民党太强了，换谁指挥都一样。这话一出口，很多人就不乐意了。
紧接着，周总理站起来，非常坦诚地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之前指挥上有失误。张闻天的发言更直接，指着博古的报告说“不实事求是”，博古脸都绿了。
然后是毛主席发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强调红军应该打运动战、游击战，而不是跟敌人硬碰硬拼消耗。话音一落，王稼祥第一个鼓掌支持。
王稼祥这个态度非常关键——他本身就是留苏出身，跟王明、博古关系一直不错。连他都站到毛主席这边了，这信号再明显不过。
在接下来的投票中，三比三，双方僵住了。最后还是王稼祥投下关键一票，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会场一片沉默，博古坐在那里，面如死灰，支持他的人都不敢吭声了。就在这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指着毛主席就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看过几本《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你那点军事战略都是从哪儿来的，现在根本用不上了！”
全场哗然。这个人叫凯丰，原名何克全。那他为什么要当出头鸟，站出来力挺博古，质疑毛主席呢？ 说起来也不奇怪。
凯丰是江西萍乡人，早年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搞过农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组织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
正是在苏联的那三年，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中共高层。其中跟他关系最铁的，就是博古。博古不仅是他的同学，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回国后，凯丰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靠着这层关系，1934年他就当上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仕途顺得不得了。
所以你看，博古既是他的同学、战友，又是他的提携人，两个人算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眼看博古要失势了，凯丰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他站出来替博古说话，从个人感情上讲，真的不意外。只不过，他选了一个最激烈的方式，直接质疑毛主席，还带点嘲讽。
结果呢？不但没帮上忙，反而很快被撤掉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但有意思的是，凯丰这个人不是那种死犟到底的。长征路上，毛主席带着红军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左冲右突，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打得那叫一个漂亮。凯丰也不是瞎子，他慢慢看明白了：毛主席的军事才能，真不是吹的。
后来他在一次中央领导干部会议上，公开表态：“我要收回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还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只有毛主席才能领导我们党、领导红军，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
毛主席这个人也大度。你从前反对我没关系，只要你转过来了，我就用你。很快，凯丰恢复了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的职务。
长征后期，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出现北上南下之争，凯丰旗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写文章批评张国焘，立场非常坚定。
后来他担任过长江局宣传部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东北局宣传部部长，沈阳市委书记等职。1955年，凯丰病逝于北京，享年49岁。
回头看遵义会议上的那一幕，凯丰的行为确实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放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他跟博古的特殊关系，他当时的认知局限，其实也能理解。
难得的是，他能认错，能转弯，而且转过来之后，比谁都坚定。这一点，值得说一句：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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