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纳闷,为什么西方国家好像都不太喜欢中国?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深层的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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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四十多年,中国走出了一条在全球经济学界超乎预期的增长道路。没有任何一套经典经济理论,可以完整预判中国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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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一段时间,各类看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便会不断出现。有专家推出新作《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提出一个核心观点: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快速增长,和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国家历史渊源、制度结构深度绑定。
依托大一统国家这一独特视角,很多困扰学界的经济现象能够得到全新解释。大一统格局如何塑造中国经济崛起的底层逻辑?
中国依靠超大规模市场走出的反向创新路径具备哪些独特优势?大一统国家形态,又赋予中国经济极强韧性的根源是什么?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罕见的增长奇迹,众多经济学家一直试图搭建理论框架解释这一现象。现有的各类解读都存在一个共同短板:所有分析默认相关经济现象只是发生在中国,却很少深入探讨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想要真正理解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必须回归历史底色,中国拥有延续两千多年的大一统传统。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诞生于五百年前的欧洲,很多理论被默认为具备普适性。
一代代经济学者接受西方知识体系训练,很容易直接套用这套理论解读各国发展。但这套理论体系存在明显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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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放开计划管控,走向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却绝对不是充分条件。全球范围内,不少经济体推行市场化改革,最终没能实现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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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本身极为复杂。主流理论常常强调产权需要法律保护,但产权保障能否落地,和一国历史传统、国家治理能力密不可分。
当今世界,部分国家政权稳定性薄弱,随时面临动荡,知识产权、物质产权很难长期稳定得到保障。福山曾经提出,国家建设应当置于市场经济建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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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去一百多年,中国持续推进转型,大一统国家形态带来的优势不断释放。这套体系拥有强大风险管控能力,统一市场催生巨大规模效应,同时在人才培育、资本积累等层面持续释放动能,为长期发展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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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拥有体量庞大的统一市场,常常被拿来和中国参照。但拥有大规模人口,不代表一定能够顺利实现经济腾飞。
市场规模不能简单依靠人口数量衡量,市场整合能力才是关键。以印度为例,当地拥有数百种语言,各个邦拥有独立法律与监管规则,区域之间形成无形壁垒,相当于国内存在高额关税,劳动力、商品、各类要素跨区域流通阻力巨大,难以形成真正统一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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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整体发电负荷规模,已经超过欧盟、美国、日本三者总和。能源属于战略性产业,依托统一大市场可以跨区域优化资源配置。
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用电需求旺盛,但能源资源稀缺;西部拥有丰富水电、风电、太阳能资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古代的大运河工程,本质上都是依托统一国家意志与强大执行能力,落地跨区域重大工程。
反观欧盟,想要整合二十七个成员国电力市场,推进能源一体化改革,却很难达成共识,这也成为欧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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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大一统国家发展经济学框架下,韧性的形成拥有清晰逻辑。大一统国家拥有规模巨大的统一市场,经济体系中长期存在一些被主流经济学家诟病的现象,部分领域产能过剩、供给超前,短期看上去属于资源浪费。
拉长时间周期观察,短期的冗余往往能在后续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经济运行存在周期性波动,部分基础设施、产业产能短期效率不突出,站在长期发展视角,相当于经济体预留战略缓冲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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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观点质疑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但大一统国家能够容忍这类超前投入,接纳一定程度的资源冗余,甚至包容发展过程中的试错。小型经济体、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的国家,很难承受试错带来的短期代价,容错空间十分有限。
当逐渐丧失对外探索意愿、走向封闭时,就会陷入发展停滞,这也是近代一两百年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主动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助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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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体量带来稳定环境,推动人口持续增长,但也带来资源约束。中国人均耕地、矿产资源并不充裕。
拉美、非洲、俄罗斯等地区天然资源禀赋优越,丰富的资源反而削弱持续进取的动力。近代之前,中国长期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边缘,黄宗智提出的农业过密化、内卷化现象,正是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工业革命带来全新技术体系,中国抓住机遇结合自身优势突破增长瓶颈。历史经验提醒世人,持续对外开放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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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工业体系门类相对完整,但技术水平落后、迭代速度缓慢。当时面临两条发展路径,一条是全面开放市场,直接接纳海外产品与跨国企业,本土产业会在激烈竞争中快速消亡,俄罗斯、东欧部分国家曾经经历这样的局面。
最终中国选择了市场换技术模式,适度保护本土市场,外资想要进入国内市场,需要和本土企业组建合资公司。汽车行业就是典型案例,依靠这套模式,计划经济时期积累下来的完整工业体系得以存续,企业逐步掌握技术研发能力,奠定如今国内完整的科技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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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西方传统创新理论,创新路径是从零到一,再由一拓展到N。以此标准评判,外界长期对中国科技创新保持悲观态度。
过去数十年超前布局的基础设施,如今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底座。完善的通讯、电力、交通网络覆盖全国各个区域,哪怕偏远地区,也能够开展直播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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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力彻底释放,海量应用数据、多元化场景持续涌现,工程端不断产生应用反馈。原有技术架构不再只是简单优化,甚至会迎来颠覆性改造。
电商模式并非诞生在中国,抖音、直播电商、拼多多等新业态,核心逻辑不是完成从零到一的原始发明,而是成功实现从一到N的规模化落地。国内物流行业效率领先全球,正是规模化应用催生持续迭代。
大规模应用带来持续反馈,反向推动底层技术重构,这就是典型的反向技术创新。创新驱动力来源于应用端、用户端,和西方思想驱动的创新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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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径能够成型,离不开大一统国家、超大规模市场、强大国家治理能力。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市场可以容纳适度冗余,都是反向创新能够落地的基础。
完成从一到N的规模化普及之后,能够进一步走向N+1,最终实现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华为芯片领域的探索就是典型案例,在缺少高端光刻机的条件下,依靠全新堆叠方案突破技术限制,正是这条创新路径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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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古代王朝普遍难以摆脱周期律,经历崛起、鼎盛、衰落,最终走向更迭。当人们把国家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需要思考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国家能力,跳出历史周期循环,实现长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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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曾经拜访哈佛大学经济增长中心经济学家戈斯尼斯,这位学者长期深耕东亚经济研究。他提出一个观点,东亚经济体经济成功的核心秘诀,就是政策具备动态调整能力。
历史上历经战乱、分裂、各类外部挑战,大一统格局即便短暂瓦解,也能够快速重新整合,这并不是偶然现象。经济学两大核心价值,一是总结发展规律,二是预判未来趋势,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家提供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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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大一统国家发展经济学这一新研究方向,能够更好理解中国经济运行内在逻辑。后续沿着这条研究脉络持续深挖,也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考。
理清这些国家治理与大一统的脉络,就能彻底看懂西方世界那种复杂而纠结的心态了。归根结底,西方国家为什么都不喜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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