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大渡河边走投无路，90岁老秀才指了条明路，红军绝处逢生！

一九三五年的五月，大渡河的水比往年更急。

这条河从青海下来，一路翻着白浪砸向四川盆地，到了安顺场这个地方，河面豁然拉开三百多米，水速每秒四米，浪头拍在岩石上像放炮。就在这个地方，七十二年前的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带着三万多人马走到这儿，被清军和彝兵前后一夹，河水一涨，几天之内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落了个凌迟处死。当地老百姓私下里管安顺场叫"翼王悲剧地"，那股子晦气，七十多年都没散干净。

一九三五年五月，这支叫红军的队伍，几乎是踩着石达开的脚印走到这里的。

说实话，红军的处境比石达开还惨。石达开当年到的时候是四月，水还没涨起来；红军到的时候是五月下旬，河水已经翻了脸。更要命的是蒋介石亲自飞到成都督战，撂下狠话："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他沿着大渡河布下重兵，把沿线的船、粮、能用的木料统统搜走，摆出一副"你插翅也飞不过去"的架势。身后是薛岳的十万中央军咬着不放，前面是天险，头顶上是"石达开第二"的咒语——这局面，换谁都得冒冷汗。

五月二十四号晚上，红军先遣队冒雨奔袭七十多公里，抢在川军点火烧镇之前拿下了安顺场，缴获了一只渡船。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十七名勇士在船工帅仕高的帮助下，分乘两只小船往对岸冲。大渡河的水不是流过来的，是砸过来的，小船一会儿被甩进浪谷，一会儿被抛上浪尖，敌人的子弹打得船边水花乱溅。第一船冲过去的时候差点撞上礁石，四个船工跳进激流，用脊背顶着船帮靠了岸。接着是第二船、第三船……北岸渡口拿下来了。

可是，问题来了——也仅仅是一只渡船而已。

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如今摆着那只渡船的仿制品，短而窄，一次装不下十个人。当地老船工后来回忆，在这样的水势下，船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多钟头。红军当时有几万人马要走，全指望这几只小船摆渡，少说也得一个月。一个月？薛岳的追兵眨眼就到。当年石达开就是这么被耗死的——渡河未决，贻误战机，最后困在河边活活饿死、被杀。

这节骨眼上，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带来个消息：安顺场当地有个九十多岁的老秀才，叫宋大顺，晚清时候中的秀才，当年石达开兵败他就在现场，亲眼看着几万太平军被困在河边出不去。这老头对大渡河一带的脾气摸得门儿清。

毛泽东一听，立刻派人去请。

宋大顺那年已经九十高龄，头发全白，耳朵也背了，可脑子清醒得很。他告诉毛泽东，自己十八岁那年亲眼看见石达开怎么栽在这条河上——骑兵过了河，又为了护着妇孺撤了回来，平白丢了先机；遇事迟疑，不懂兵贵神速；更糟的是纵容士兵抢彝人的村寨，把当地的彝民得罪光了，后路全断。三天的功夫，大渡河突然涨水，对岸清兵的营寨连成片，山上彝兵的弓箭手在路口蹲着，就等着收网。几万人困在河边，最后死的死伤的伤，河水都被血染透了。

老头颤巍巍地给毛泽东撂下一句："将军不是石达开，红军也不是太平军，但困在安顺场，迟早要重蹈覆辙。"

毛泽东俯身请教生路。宋大顺把灯芯挑亮，枯瘦的手指顺着地图往上游一划，停在三百多里外的一个黑点上："大渡河上游，有座康熙年间修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横在两崖之间。木板能毁，铁链却难断。只要拿下泸定桥，大军就能过河。"

老头还补了一句关键的话：泸定县城是川军刘文辉的重要税源，刘文辉绝不会舍得炸掉泸定桥，顶多抽掉木板。也就是说，桥还在，机会就在。

毛泽东听完，心里那盏灯亮了。

当天夜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兵分两路，夹江而上夺泸定桥。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从东岸北上；红二师主力为左纵队，从西岸北上。安顺场离泸定桥一百六十公里，军委给红四团下的死命令是：两天半赶到，夺桥。

这是个近乎疯狂的命令。

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领了任务，二十七号拂晓从安顺场出发。通往泸定的山路是什么样？杨成武后来在回忆录里写：所谓的路，有时是绝壁上硬凿出来的栈道，有时只是蜿蜒缠绕的羊肠小道，左边是刀劈一样高入云端的峭壁，右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官兵们提出一句口号："要桥不要命。"

第一天走下来，只走了八十里。照这个速度，两天半根本到不了。二十八号早上，军委急电：二十九号必须拿下泸定桥。也就是说，红四团必须在剩下的一天多时间里，走完剩下的一百八十里山路。

一昼夜，二百四十里，山路，还要打仗。

傍晚，天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更是走不快。忽然，战士们发现对岸山坳上出现几点火光，刹那间变成了一条长串的火龙——这是敌人也在赶往泸定桥。两岸都在奔袭，都在和对方抢时间。

团首长立即传令：全体点起火把。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在暴雨中赛跑。红军战士双脚生风，硬是跑赢了河对岸的敌人，于五月二十九号清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可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敌人已经把桥面上的木板全部抽掉了，只剩十三根寒光闪闪的铁索，在狂风里摇晃。对岸的敌人筑好了工事，机枪口正对着铁索。桥下，大渡河的浪头翻着白沫，摔下去连个影儿都留不住。

下午四点，夺桥战斗打响。

二十二名突击队员，在二连连长廖大珠的带领下，手持冲锋枪或短枪，背挂马刀，腰缠十二颗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敌人的轻机枪、重机枪吐出的子弹风暴，向对岸冲去。三连长王友才带着三连跟在后面，边铺桥板、边冲锋。眼看就要到达桥头，敌人又燃起了熊熊大火，企图用大火将突击队阻挡在桥上。

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廖大珠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如利刃般直插城里，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紧接着，红军后续部队也迅速过桥，守军瞬间土崩瓦解。黄昏时分，红四团完全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

随后，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了天险大渡河。

蒋介石在成都听说泸定桥失守，半晌没说话。他精心布置的大渡河会战，他念念不忘的"石达开第二"，就这么被一支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队伍，用一双脚板、二十二个勇士和十三根铁索，彻底粉碎了。

很多年以后，人们在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里，还能听到讲解员讲起那个九十多岁的老秀才。他叫宋大顺，一九四三年在家中去世，活了九十八岁。他的曾孙宋福刚，如今就在安顺场的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当副馆长，每天给南来北往的人讲那个认死理的老秀才，和他用一辈子看明白的那个道理——谁把百姓装在心里，谁就能从绝地里，走出一条活路来。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它不像教科书上写的那么干巴巴。它在某个深夜，是一盏被挑亮的油灯；是一个九十岁老人枯瘦的手指，在地图上往上游划了三百里；是毛泽东俯下身子，听一个乡下秀才说话的那一刻。正是这一连串看似不起眼的瞬间，垒成了后来那座被叫作"胜利场"的安顺场，垒成了十三根铁索上踩过去的二十二个身影，也垒成了这支队伍后来走到陕北、走到天安门的那条漫漫长路。

大渡河的水，到今天还在咆哮。可它再也淹不死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