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文献： 百度百科《李铭（银行家、江浙财阀代表人物）》词条；百度百科《浙江实业银行》词条；澎湃新闻·私家历史《1949：民国金融界"四大名旦"的抉择》；新浪财经《1949年前后赴港台地区的大陆银行家》（2013年12月）； 爱思想·范泓《1948年："金圆券风潮"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民国银行家的生活样态与人际网络——以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为例》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的上海，已经是春天，却没有半点暖意。
外滩的风照旧吹，黄浦江的水照旧流，可码头边那片嘈杂的人声，和平时完全不同。
有人扛着箱子拼命往船上挤，有人把孩子死死搂在怀里，有人攥着一叠早已贬得一文不值的钞票，眼神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茫然。
上海滩从来不缺人来人往，但这一次的"离开"，和以前每一次都不一样。
就在这片混乱之中，有一个六十二岁的老人，步子不急，神情沉着，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旁人大概认不出他——但若是上海滩金融圈里的人，见着这张脸，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谁。
他叫李铭，字馥孙，浙江绍兴人，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主席前后将近十二年，整整一代人公认的中国民营金融业的标志性人物。
他随身携带的，是两百根金条。
他留在身后的，是价值八百多亿的庞大家业——那是他用大半辈子，一砖一瓦垒起来的金融版图，是他从一个绍兴商人之子，到执掌整个上海金融圈话语权的全部积累。
这一走，长达几十年，再也没有回来……
[一]【从绍兴走出的"银行天才"】
要读懂李铭这一生，得先从他出发的地方说起。
李铭，字馥孙，浙江绍兴人，日本山口高等商业学校银行学专业毕业，并曾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实习，积累了丰富的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经验。
绍兴这地方历来出能人。文的，出了鲁迅；武的，出了蔡元培；做买卖的，也出了一批精明能干的商贾。
李铭家里是做银钱业的，从小在账本和算盘声里长大，对数字的敏感，就像读书人对文字的敏感，是刻进骨子里的那种。
先是私塾，后来15岁转入杭州教会中学，眼界一打开，他就觉着旧式路子走不长远了。
1905年，他东渡日本，进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攻银行学，还在横滨正金银行扎扎实实实习了一段时间。
那年头，能出国留学的本来就少，专门钻研银行学的更是凤毛麟角。
1910年学成回国，李铭进入浙江银行做稽核，脚一迈进这个圈子，就再也没有离开过。
1912年浙江银行改组为拥有发行钞权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李铭任总协理。
1915年浙江银行改组为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李铭任上海分行经理。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琢磨。
1915年那次改组，总行在杭州，按理说总行的位置才是肥差，可李铭偏偏选了上海分行经理。
很多人当时不理解，觉得这是在往下走。但李铭看的不是眼前这一亩三分地——他看的是整个上海市场，那才是真正的战场。
1923年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一分为二，分成浙江地方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
浙江实业银行资本额为180万元，全部为商股，总行设上海，其经营方针着重于外汇业务及投资实业，同时也办理押放及信托业务。
李铭任浙江实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行总经理，次年又被推荐为董事长。
至此，他正式手握浙江实业银行的全部大权。
这家银行，在他的手上越做越大。
浙江实业银行，这家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经过李铭短短数年的苦心经营，很快成为别具特色的银行，其经营特征可以简单概括成几点，即"一种形式，两类股份，三权分立，四家分行，五项管理，六大经营"。
这套体系，搁在当年是相当超前的经营思路。
李铭懂日本银行那一套，又在上海金融市场摸爬滚打多年，把现代银行的管理逻辑和中国实际情况揉在一起，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打法。
外汇业务是李铭最拿手的一块。
浙江实业银行也发展国外汇兑业务。最初由李馥荪亲自主持，很早就与欧美各国的银行建立了通汇关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行以与德商交往为主，德商西门子、美最时、礼和、谦信洋行等提供外汇以作进口押汇，所获利润极为丰厚，积累了可观的外汇资金。
这笔外汇资金，日后在最关键的时刻，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
1936年，这笔外汇基金从银行划出，在美国成立联合贸易公司，专门从事美国股票债券交易，这也是浙江实业银行最集中的一笔海外投资。
眼光之长远，布局之精准，放在今天，也是教科书级别的操作。
李铭注重开拓与外商的业务关系。他邀请一些洋行大班及买办商人担任银行董事，以兜揽外商存款。并且由于李铭办事果断，善于周旋，深受外商赞赏。
一个中国银行家，能把外商圈子打通到这种程度，在那个年代，放眼整个上海也没有几个。
[二]【"江浙财阀"的核心人物】
李铭这个人，做银行不只盯着自家一亩三分地。他更在意的，是整个金融圈的格局。
自从出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之后，李铭就凭借其早期的银行经历，重视和努力构建起一个自身的社会人力资本网络。
1915年，李铭积极响应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所创议的同业聚餐会，抓住本国银行在上海的高层每天中午一次聚餐的机会，加深了彼此的理解和信息共通。
这个"同业聚餐会"，听起来只是吃顿饭，实际上是整个江浙金融圈最重要的信息枢纽。
那个年头，没有微信，没有电话会议，金融圈里最核心的信息，就在这一顿顿饭桌上流通。
李铭还以此为契机，逐渐与志同道合、具有现代金融知识的高层管理者，如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景葵、常务董事蒋抑扼、总经理徐新六，大陆银行董事长钱永铭等一起，形成一个以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塔尖"关系网。
之后，更是借助同仁中的学缘、友缘等关系扩展到全国银行界，以此产生了一个以李铭等江浙籍银行家为核心的"江浙财阀"。
"江浙财阀"这四个字，在民国史上有着极重的分量。
这不是一个有正式章程的组织，却是那个年代中国金融圈里实际运作的最核心网络。
江浙财团的六大核心人物之中，有四人属于新式银行家，他们是虞洽卿、张嘉璈、钱永铭和李铭。
李铭先后被选为第一、第三和第四届董事，出席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会议，担任上海资本家喉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主席前后共计十二年，成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金融界最耀眼的人物之一。
十二年的公会主席，这背后是多少人的信任，是多少次在风口浪尖上替整个行业挡住压力。
凭借"宝塔"中的人脉关系和影响力，李铭曾多次当选为银行公会主席。
这张关系网带来的不只是资源，有时候也是保护。
1940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上海"孤岛"局势极度紧张，汪精卫政府开始四处通缉拒不合作的金融人士。
1940年被汪精卫政府通缉。1941年3月，被美国驻沪领事馆秘密转移到美国。
这一次出走，是被通缉逼的，不得不走。
而在此之前，李铭还经历了另一场几乎让他身陷囹圄的风波——那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的一次巨大冲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使得经济大受影响，上海市场一时债券价格低落，银行周转不灵，政府公债的按时还本付息也出现了困难。
宋子文不得不召集上海的银行家们，商讨"维持财政保全债期"办法。
经过其软硬兼施，银行家们被迫作出让步，同意从2月份起将政府公债每月还本付息数额削减一半，偿还期限相应延长。
这种事，在当时的政商格局下是常态。政府缺钱，就来找银行；银行不配合，就有更大的压力来。
李铭夹在中间，要周旋，要应付，还要保住银行自身的运转，每一步都走得极为不易。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2月8日由李铭主持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成立，专门负责办理同业拆款和贴现。
李铭出任联合委员会主席。把会员银行提供的不动产和有价证券证券化，担负起"银行的银行"的职能。
危机里，他做的不是趁乱捞一把，而是撑起整个同业的互救机制。这一手，奠定了他在整个金融圈里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口碑。
[三]【孤岛岁月与留美五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上海这座城市，从此进入了最动荡、最撕裂的阶段。
战火烧来，浙江实业银行的总行被迫迁往浙江丽水。
但上海的分行，依然在租界里坚持运营。
那段时间，上海被叫做"孤岛"——日占区把租界围在中间，租界里的华商银行既不能和内地正常往来，又要日夜提防日伪势力的渗透和胁迫。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新六和李铭（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与周作民等受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指派，负责维持当时上海租界内的金融事业。
这是一个极度高压的处境。维持租界金融秩序，意味着要和各方打交道——重庆政府的指令、日伪的压力、上海本地商界的诉求，同时还要照顾银行自身的运营。
以上海为基地，在经营上互相声援，互相支持，互兼董事、监事，虽无联营或集团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收到联合经营之效果。
李铭当时在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的位置上，一边协调各家银行的步调，一边尽力压制日伪对华商金融机构的蚕食。但这个处境越来越难维持。
1940年，随着"孤岛"局势急剧恶化，汪精卫政府开始大规模清洗拒绝合作的银行家。
李铭因为一直拒绝出任日伪政权的金融职位，被列上了通缉名单。
1941年3月，被美国驻沪领事馆秘密转移到美国纽约。
"秘密转移"——这四个字背后是多大的险。
一个六十岁出头的老人，不是主动出走，而是被人秘密护送着走的。
走的那一刻，上海滩那片他经营了几十年的天地，在他背后缓缓合上。
在美国的这段日子，他没有停下来。留美期间仍为浙江实业银行投资事宜有所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李铭从美国回到上海。1946年，李铭回到上海，仍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业公会理事长。
回来了，重新坐回那个位置，好像什么都没变。
但上海已经不是1941年前的那个上海了，整个局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四]【金圆券风暴与最后的决裂】
1946年之后的上海，表面上是"光复"的欢腾，骨子里藏着难以遏制的危机。
法币大规模滥发带来的通货膨胀，像一把慢火，把市场上的信心一点一点烧尽。
老百姓早上还能买到一袋米的钱，到了下午可能只够买半袋，整个社会的货币信用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至1948年8月19日金圆券发行前，法币发行额增至660万亿元，比抗战前夕增加了40余万倍，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3492万倍。
这是什么概念——物价涨了三千四百九十二万倍。
一个普通人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在那几年里，可能连一顿饭都买不回来。整个社会的愤怒和绝望，已经积累到了顶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国民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推行金圆券改革。
1948年8月19日，正式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四种法规。
按照这套新法规，民间持有的金银外币，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全部换成金圆券，否则就是违法。
这套政策落下来，正好打在李铭和他的浙江实业银行身上——因为浙江实业银行恰恰是当时华商银行中外汇资产最雄厚的一家。
李铭以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兼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金圆券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
处分令颁布的第二天，李铭等数十名上海银钱两业的头面人物被请到南京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亲自接见李铭等人，重申各大银行应立即将全部所存外汇及黄金上缴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
这场接见，不像是商量，更像是下令。
李铭与陈光甫、钱新之、周作民等人紧急磋商，最终决定由各大银行、钱庄凑足1000万美元上缴中央银行。
但这个数字，远远没有满足上面的要求。于是更大的压力来了。
8月20日，行政院召集上海各银行、钱庄负责人到南京开会，蒋介石亲自要求上海各银行、钱庄在9月8日前缴存所有金银外汇，如不遵令，即予停业。
财政部次长徐柏园则坐镇上海，胁迫各银行、钱庄申报金银外汇资产。
胁迫。不是商量，是胁迫。
仅李铭的浙江实业银行就申报了130万美元。
蒋介石还委派儿子蒋经国为经济管制协助督导员，通过约谈李铭等金融界人士勒交外汇，李铭为此和蒋经国不欢而散，并写信向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表达不满情绪。
不欢而散——这四个字背后是李铭真实的态度。
他在这场谈话里，已经彻底失去了对这套体制的信任。
更危险的事情还在后面。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李铭就在此时突然被逮捕，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据说他隐藏了约3000万美元的外汇。
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到南京亲自向蒋介石替李铭澄清，吴告诉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000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到了警告"。
这一次，是吴国桢去南京替他说了话，才算躲过去。但李铭心里清楚，这道坎算是险险过了，下一道坎，不一定还有人替他挡。
蒋介石等高层主政者以币制改革的名义大肆搜刮民间财富的行径令李铭感到怨愤和失望，也促使他下定了和国民政府分道扬镳的决心。
1948年10月下旬，他在一份私下评议金圆券改革的手稿中写道，"遵照法令出兑金﹝银外﹞钞者，多系大都市中普通工商业及工商人士与一般小市民。豪门所有，是否照兑，不得而知……"
这段手稿，是他罕见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下来。字里行间，那个一向沉稳低调的李铭，藏不住心里的寒意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独家经营瑞士法郎，从1944年以后的一年半后，瑞士法郎汇款几乎集中于该行，每月吐纳几十万至上百万瑞士法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利益，积累了大量外汇，是私营金融业中拥有外汇资产较多的一家银行。其外汇资金，大部分投放在美国。
这笔存在美国的外汇，成了李铭能在乱局中从容应对的最后底气。
而到了1949年4月，上海城内的风向已经彻底变了。那时候局势已经不是"危机"二字能形容的，而是大限将至、山河易色。
1949年4月底，心灰意冷的李铭以血压增高、医嘱须"易地休养"为托辞向上海银行公会请假，并函请徐寄庼等常务理事代为主持公会事务。然后一走了之，避居香港。
"血压增高，医嘱须易地休养"——这是他离开时给出的理由。
然而那两百根随身携带的金条，却比任何一纸医嘱，都更能说明他心里真正的决断。
就在他转身之后，那八百多亿的庞大家业，连同他在上海滩经营了几十年的一切，都留在了他的身后。而香港，还有他此后的命运，究竟走向了何处？
当他攥着那两百根金条踏上离港的船，没有人会想到，他在异乡留下的那个决定，最终会让整个金融圈在几十年后看着看着，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