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事业养老代际差距持续拉大，根源在于2016年调待机制切换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出现的代际差距问题，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很多人观察到，同样级别、差不多工龄的同事，就因为退休年份差了几年，现在每月到手的养老金数额差别越来越大。

这个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得从2016年那次养老金调整机制的变动说起。
回顾2014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当时确立的基本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制度、中人逐步过渡”。这套规则的设计初衷很明确，就是要照顾到不同时期退休人员的实际情况，让制度转换过程尽量平稳，避免因为改革造成待遇上的剧烈波动。但改革推进了十多年之后，一些当初没预料到的问题逐步浮出水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退休时间相差不长的两代人，养老待遇差距在持续扩大。

不少人把这种差距归结为晚退休的人缴费年限更长、个人账户积累更多，也有人认为制度本身存在不公平。但这些说法都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真正导致代际差距逐年拉大的关键节点，是2016年养老金调整方式的一次全面切换。从那一年开始，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统一纳入了企业退休人员所用的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倾斜调整模式。表面上看，这是实现了规则上的并轨和统一，但在实际操作中，两套不同制度背景下形成的群体，在同样的调整规则下反而出现了越来越深的待遇分层。
很多人对2014年之前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待遇调整方式不太熟悉。简单来说，那时候的“老人老办法”并不是退休时按比例算出一个固定数额然后就简单跟着涨。实际上，老办法是一套能够跟在职人员工资变化保持联动调整的完整体系。当时退休人员的待遇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根据工龄、职级和工资比例计算的基础退休金，这部分是个固定的基数；另一部分则跟在职人员工资的上调同步增加。几十年里一直沿用的是这个路子，社会平均工资在涨、在职工资在调，退休人员的待遇也跟着相应调整。正因为这套机制的存在，很多八九十年代退休时每月只拿几十块钱的老同志，到了2014年改革之前，待遇水平已经和后来退休的人差不太多了。可以说，老制度本身有一种弥补时代差异的调节功能。
这个局面在2016年被彻底改变。2014年改革落地之后，2015年还执行了最后一次传统模式的待遇调整。但从2016年开始，所有机关事业退休人员全部进入全国统一的普调框架，也就是现在大家熟悉的定额、挂钩、倾斜这套办法。从制度统一的角度看，这个方向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调整规则统一之后，新旧制度之间原本存在的平衡机制被切断了。
2014年以前退休的“老人”，没有个人账户积累，没有职业年金，也没有过渡性养老金，他们的养老保障完全依赖于退休时核定的基础待遇加上每年的统一上调。而改革以后退休的“中人”和“新人”，待遇构成要丰富得多——计发基数随社会平均工资逐年走高，个人账户有持续的本息积累，职业年金也在长期增值，再加上“中人”还有过渡性补偿养老金。一边是收入来源单一、基数偏低、每年涨幅有限；另一边是多重渠道叠加、基数不断抬高、长期来看还有增值空间。两套完全不对等的待遇构成，放到同一个调整规则下面运行，时间拉得越长，差距自然就越明显。
网上经常有人用“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来解释这种现象，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站得住脚。晚退休的人缴费时间更长、个人积累更多、拿得更高，这是制度本身的正常激励机制，大家都能够理解。但眼下表现出来的代际差距，已经超出了缴费差异能够解释的范围。同样岗位、同样贡献的两个人，只是因为退休时间不同，老一辈在制度切换中失去了旧机制里最重要的平衡红利，而新一代则完整享受到了新制度带来的多重福利。旧制度的调节功能失效了，新制度的增收效应又全部覆盖到后退休群体，两代人实际上处于两套不对等的待遇体系之中，这才是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
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定改革的大方向。并轨统一是必然趋势，这一点没有疑问。但要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代际差距，完全可以在现有框架内做更精细的安排。

首先应当正视这是一个制度转换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不能简单归为历史遗留或者个人缴费因素。

其次，在每年待遇调整时，可以对早期退休群体给予适当倾斜，特别是对没有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积累的老同志，加大定额调整的力度，通过逐年微调来缩小差距。

另外，也可以考虑针对这部分人群设立专项工龄补贴，用来对冲职业年金带来的长期待遇分层，弥补制度切换造成的缺失。

今后凡是涉及养老待遇调整的政策，都应当事先评估对代际公平的影响，不能只盯着规则统一这一个目标，而忽视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平衡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