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陈毅谈南昌起义（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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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

关于“八一”南昌起义

（原题）

来源：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作者：陈毅

原文注：这是陈毅同志1952年6月14日在南京鸡鸣寺所作的一次报告的记录稿

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于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地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右倾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是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他在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以后,采取了放弃革命斗争的道路。

蒋介石叛变以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性质,实际上和蒋介石已没有区别,一样的杀共产党,一样的捣毁农民协会,一样的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进讨蒋的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发表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保持一定的欺骗。事实上,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党中央尚未清算,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一重大决定关头不能不是软弱的无力的。对八一起义,既无部署,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继续合作下去,显然不可能,人家已经动刀杀战士们的头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又没有这种勇气。而陈独秀却正大放其取消革命的言论,什么资产阶级的革命已经巩固了,今后只有议会斗争了,只有办杂志宣传革命了,等等。八一起义粉碎了陈独秀的谰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彻底清算了。

东进部队中,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为首主张起义。中央对起义不反对,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于是就在南昌暴动起来了。起义以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贺龙的二十军人数虽多,但因党的领导不强,基本还是旧式军队,所以战斗力也比较弱。

在三十日起义开始,到八一就全部占领了南昌,顺利解决了城内敌人。

起义以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张部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在周士第起义时已拉过来一些,又加上俘虏和逃难到南昌的革命同志、工人和农民群众等扩充起来的。当时能跟上就跟上的。

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所以能够胜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导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已人。部署之乱,可以想见了。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强,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至广州,却已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会昌、瑞金至汕头。当时主要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由于没有经验,对革命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没有懂得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主的革命斗争形式。方志敏同志以极少数的武装,创造了赣东北的根据地,能够坚持十年,主要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托。贺龙同志在潮汕失败后,单人匹马,回到洪湖地区,能够搞出那样大的局面,建立了湘鄂西的根据地,也主要是放手发动群众的结果。人民的武装必须以广大群众为依托。

人民对贺、叶部队的起义是支持的,对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是欢迎的,对国民党的叛变是愤怒的。广大的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是非常英勇的。

我当时在武汉中央军校负党的责任。军校学生有七八千人,有七百多个党团员,很多同情分子。我们八月二日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八月四日到九江。七八千学生坐了几十条船,一个火轮拖三、四条木船,每条船上坐几十个人,浩浩荡荡,蜂涌直下。军委的命令是叫我们东进讨蒋,归张发奎指挥。军委并没有告诉我们八一起义的事,所以准备很不够,几乎是没有准备的。学生们大都是徒手,小部有枪,船坐得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满江都是船,哪个人坐在哪条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能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到了。八月四日船到九江,船不准靠岸,事情严重起来了。张发奎的兵立刻到船上来说:“同志们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他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喊那边这边。但那边当然没有人敢去站,一喊都站在一边了。

当晚我在党内就布置了一下,指出了几条路。一条可以回家,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一条连夜出发到南昌去和叶、贺会合;一条要是没有暴露的,可以留下。大约有二百多人愿意留下,这二百多人组织了个支部。我们估计,叶、贺可能到广州方面去,张部也一定向广州,到广州后再跟自已的部队会合。以后这二百多人果然成了广州暴动的基干。缴械在学生中间引起很大不满,学生对汪、张的反动,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了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的到了井冈山。

我们著名的红色分子,埋伏在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连长肖劲同志是党员,一、二、三排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说:“你是C P分子,我们今后还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情。对于汪、张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是普遍愤慨的。但我和肖劲同志因为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走,去找叶贺。

我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老百姓很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烂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当兵的;问我们哪儿去,我们说回家,不干了。快天亮了,既没东西吃,也没法子睡,住家不要说,旅店伙铺都大门关得紧紧的,打门不开,说是当兵的更不敢收留,只好到山上树林里休息一下。天亮以后,又走,走出了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没有了,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我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去的路,卖面的说:“到南昌可以在姑塘赶船,姑唐有船开南昌。”

就我看,一路上可疑的人很多,都埋头个人赶个人的路,谁也不招呼谁。我有意和一个攀谈了一下,那个人是安徽人,他说:

“你老百姓不懂,现在汪张也杀自己的人了。背叛革命,背叛工农,骂苏联,苏联有什么不好?”他说汪、张是假革命,我们青年人受了他的骗,决定不干了。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说:“我不够资格,我这样的,共产党不收。我现在回家去,反正不干革命。”这是当时一般人的普遍情绪。

我们到姑塘赶上船,漂鄱阳湖赴南昌。船上有几个广东人,我一看,一定是部队里的。船上的人纷纷议论,有的说张发奎的兵开到九江了,有的说贺龙在南昌暴动了。一个有点流氓的老头子怪论最多,他说:蒋介石是乌龟下凡,他妈偷和尚,他是和尚的儿子。

又说:“孙中山这个人还不错,就是老婆坏了,不该跟乌龟做连襟。”原来大伙顺着他的怪论,很高兴,他一糟塌孙夫人,那个广东佬忍不住了,忽然生气要揍他,喊了一声:“蒋介石是坏蛋,孙夫人有什么关系,孙夫人是革命的,再胡说,揍你!”那个老家伙没有想到会有这一着,立刻哑口无声了。这以后,大伙讲话就有了顾忌,却开口不谈国事了。找到了贺、叶部队后,这广东人也到了,恰巧他派在我这个连里,我说:“你在船上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

我们六号晚上到南昌。一到南昌,才知道张发奎已进了南昌,贺叶已经退走了,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叫骂共产党,杀共产党了。从九江动身的时候,本来规定了几个接头的地方,但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根本不敢去问。贺叶究竟到哪去了,也不敢探听。好容易听人说往临川、福州去了。我们当时很奇怪,没估计到走僻路往潮汕,以为这消息一定不确实。这时城里很紧张,我们又没有住处,不敢投店,也没熟人,非常危险,还是决定出城去追部队。

出南昌十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衫衣,一条西装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哪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

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

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

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二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原来八一起义时,叶挺扣留了蔡廷锴,想争取他的十二师一齐起义,蔡被扣以后,队伍也就过来了。十二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二师领导,但叶挺因为和蔡是老朋友,很犹疑,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靳县去了。到了靳县,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清出去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靳县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他们赶出来了。”这个十二师后来要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二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

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广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广,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什么邓司令,连傅大广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汝营的兵进了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

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广,这位先生也正慌慌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么你们自已到山上去找。”

我们没有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一家不知是他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没有办法,只得再赶队伍,连夜赶了五十里,赶到宣黄,赶上了队伍,这次到了队伍,就把我分配在七十三团做党代表。

七十三团是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武装,从1923年就建立了。这个团的前身,就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独立团,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最出色最有功绩的部队。1929年,叶挺同志从苏联回来后,就是这个团的团长,我党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像××（原文如此，下同）、陈赓、周士第等,都在这个团工作过。党对这个团的领导是坚强的,从1924年成立以后,这个团从没有打过败仗,第一仗在衡县以南的攸县,就把北洋军阀打得落花流水,打垮了北洋军阀的六个团。蒋介石当时以叶挺为前锋,命令这个团抓紧深入,本来是阴谋把这个团覆灭在北洋军阀手里的。只是因为这个团英勇善战,蒋的借刀杀人的阴谋才没有成功。第二仗是打汀泗桥的胜利。第三仗是攻克武昌的胜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决定的作用,以后在河南打郑州,克开封,威名远著。这个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扩编为师,××曾当过师长。抗日战争时,改编为115师的教导一旅,,皖南事变后,开入苏北地区,成为新四军的七旅,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也是最有战斗传统的部队之一。

我到这个团工作后,下到连队看看,觉得战士情绪很高,很有信心。战士们对蒋、汪很不满意,都知道他们是反革命,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了。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族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他们对共产党很信任,都说共产党好,并且也很自豪,夸称他们是共产党的党军。因为有为民族谋利益的朴素观念,所以纪律很好,那时候虽然没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不扰民的观念是有的。普遍的作战决心很高,对国民党的追兵是瞧不起的。

我们到宁都后,国民党已有准备。桂系军阀集中了很大力量,广东军阀也以钱大钧所率的十八师新编第一师,和另两个团到瑞金、会昌一线来堵,而朱培德就紧紧的跟在屁股后面。我们的力量是贺龙部廿军八个团,叶挺部第十一军六个团,朱德第九军只有一个教导团,朱德同志当时是先遣司令,但却是个没有部队的司令。

部队推进至壬田市,贺龙就和钱大钧遭遇了,在壬田市一个遭遇战,把钱大钧打垮了,钱大钧退至会昌。我们当即决定叶、贺分兵两路会击会昌。在会昌城外的南山岭,战斗打响了。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解决战斗,获得辉煌的胜利。计全歼钱大钧四个团,钱大钧溃不成军,退到广东梅县一带去了。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桂系的黄绍竑部队就从我们的侧面赶到了。他从赣州赶到会昌,恰巧跟我们翻了一个,即从我们攻击的原路攻击已在我手的南山岭,打了一天,我们消灭了他约两个营,他才晓得钱大钧已垮,便狼狈逃跑了。

这时候,我们如果乘胜退击钱大钧,是很好的机会,因为钱大钧垮了以后,广东仅仅剩下陈济棠,只有很少部队。桂系虽似实力雄厚,但又不能不防张发奎,因张发奎和桂系有矛盾,他也正扬言要下广东。假若当时采用这个决定,虽未必准能拿下广州,但把钱大钧全部歼灭,是极有可能的,而且会是不同的。

但是,当时我们的经验很少,追钱,又怕黄追我之后。且南山岭一仗,有大约上千的伤员,这些伤员也没法处理。客观环境是艰苦的,这个地区没有革命基础,几十里路群众都跑得精光。军中缺粮,饭吃不上,找不到人抬担架,困难是很多的。于是,便两天走到瑞金,至长汀,在长汀下船至汕头。以为到了汕头,有了海口,国际就可接济,一切就会好转,可以下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了。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决定。因为这个路很偏僻,山多林密,群众基础很差,走了一个多月,才到了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军阀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于是得以从容地在潮汕一带集结了重兵。而我们到了大埔,又做出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因叶挺是全军的主力,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十五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十七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的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原文如此，下同）,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没了。

××战败以后,贺部剩余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没有党的坚强的领导,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除少数在饶平和我们会合外,大部由一姓董的团长率领会合了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队伍,和广州暴动撤出来的武装,约三千多人,就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但因政策和军事的错误,死打硬拚,后来在东江也被打垮了,但播下了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东江游击队的革命种子。

我们和反动派打了一仗后,也有些损失,由朱德同志率领,由三河坝退至饶平。为什么退至饶平呢?是还想接应贺、叶,算是个大营,共九个连,以七十四团编为第二营,以朱德同志的教导团编为第三营,号称工农革命第一师。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人民军队虽然有了自己的领袖,但处境却是非常困难的。人心焕散,士无斗志,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的考验,不辞而别了。象七十三团这样坚强、这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都无力进行战斗,连土豪劣绅的乡团都可以缴我们的枪,谁都没有心思打仗。到了大余,两千多人只剩了九百多人,但这九百多人却是最纯洁的、最坚强的战士。到大余以后,就没有人逃了。

朱总司令不论是行军,不论是在三河坝,不论是打仗,见人就谈,谈革命前途,谈继续革命的方法。朱总司令说,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大革命失败了,不勉强。跟我走,只要有两百条枪,我就有办法。1927年中国革命等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到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同样遮不住光明,只要能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够成功。对于中国今后的革命战争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农民的游击战争是主要形式。”对于反革命整天跟在后面怎么办的问题,朱总司令回答说:“他总有一天不追的,因为中国军阀的军阀性、买办性、封建性,他们之间不能协调,他们自已打起来,就不会追我们了,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果然,我们到了大余,反革命不追了,蒋桂混战打起来了。人们听了朱总司令的话,也逐渐坚定,看到光明前途了,当时如果没有朱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全垮光的。个别的同志,也许会上井冈山,但部队是很难保持的。这八百多同志,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现在还在的××、粟裕同志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了。但这些同志都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奠基者,他们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

到大余以后,反革命自己打起来了,屁股后面没有追兵了,部队可以休整了。我们于是便开会,讲道理,传达朱总司令的道理。部队看到了光明,情绪稳定了。正是这时候,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便更增强了勇气和信心。毛泽东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共产党员,农民运动的领袖,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很有影响。部队的湖南人最多,毛泽东的影响很大,于是到井冈山找毛泽东去,便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希望。

八一起义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回答了中国工人阶级独立自主的继续领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于在广大地区内宣传了革命的道理,特别是朴素的土地革命的道理;在于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党和人民军队积累了军事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运动战的经验,这是很可宝贵的。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质、历史现实出发,不从依靠群众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旧瓶是不能装新酒的。

八一起义的结果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必须依靠人民,由人民自己来建立。反动的军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因为他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亲手建立的武装才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因为他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一定反动。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人民力量的泉源,党是保证。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也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弱者必败。海陆丰的力量本来比朱德的力量大,但海陆丰失败了,就是因为那里党的领导弱。

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是不可能的。总司令当时的道理,在和毛主席会合后,由毛主席深化、提高、扩大,提到马列主义的科学水准了。总司令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军队的领袖,是自然的但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

八一起义回答了人民要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但却没有解决怎样进行武装斗争的问题。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是毛主席解决的。知道搞武装斗争并不容易,知道怎样搞法更不容易。有种种搞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造。有依靠,有革命根据地,有革命政策,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政治路线,有军事路线。八一起义提出了问题,是毛主席在井冈山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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