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诊坐牢制

本文是圆方的第1595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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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医学圈有一个新闻讨论得非常激烈。

2024年2月17日凌晨，江西抚州一名2岁幼儿因呕吐、腹胀前往当地健强第五医院急诊，由医生韩杰接诊。

韩杰仅判断为肠梗阻，未按规范做腹股沟查体、未邀请外科会诊，漏诊致命的嵌顿性腹股沟斜疝，仅安排补液保守治疗。

清晨8时韩杰交班下班，接班医护延续原有方案，患儿病情持续恶化。

当日下午家属自行驾车转院，途中患儿心脏骤停，送至省儿童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抚州市医学会出具鉴定，认定该案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民事层面法院判决医院承担85%过错，赔付家属146万余元；卫健部门对韩杰作出警告、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

家属仍坚持刑事追责，2025年6月警方以医疗事故罪立案并刑拘韩杰。

一审法院认定韩杰诊疗中严重不负责任，违规操作延误救治，其过错与患儿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以医疗事故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首诊坐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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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情上，医生韩杰有没有做错？

想来是有错的

从最后的结果看，“诊疗疏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要不然也不会被判处，民事跟行政的处罚。

但是这样一个“漏诊”案件，是不是一定要上升到刑事处罚，可能才是现在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先听听小伙伴们对于这个事情的判断

关于这件事情后续争议比较大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犯错是否等于犯罪？”

《刑法》第335条明确，医疗事故罪的核心要件是 “严重不负责任” ，擅离职守、拒绝救治、无视明确诊疗规范等主观漠视行为。

这从整个事件的报道中来看，整个流程韩杰医生没有擅离职守、拒绝救治。

他建议拍片、安排住院、制定方案、完成交接，没有无视明确诊疗规范。

如果说失误，那么可能是能力与经验的不足，可能是设备与条件的限制，也有可能是凌晨值班时的疲惫。

那医生这个岗位是否被允许犯错呢？ 如果这个岗位不允许犯错，那么谁又敢去做医生呢？

然后就是争议最大的一点

“首诊负责制”

韩杰医生在凌晨接到的这个病人，早上8:00他就下班了，从情况上来看，他进行了交接，查房，也写了记录符合整个流程。

而后面患儿病情发生变化，诊疗的也不是他，但判决，最后归因是，认定他未落实首诊负责制。

他仅是患儿这次就诊环节其中一名首诊医师，患儿此前就诊过抚州市市立医院，后续又转入江西省儿童医院接受救治；

为何全部诊疗责任只集中归咎于韩杰医生自己？

更重要的是，已经交班下班的医生，还要对后续病情承担全部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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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方感觉，如果这个案件的判罚如果不对全社会说清楚，那么可能很容易陷入当年“彭宇案”“扶不扶”的法律窘境。

2006年11月，南京公交站台，彭宇从83路公交下车时，与赶车的徐寿兰老太相撞致其股骨骨折。

彭宇扶起老人，陪同就医并垫付200元医药费。

事后老人认定彭宇撞人，索赔13.6万元，协商无果后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官以“常理推论”，提出“没撞为何扶人”的争议观点，判定彭宇承担四成损失，赔付四万余元。

判罚和这个解释一出，引发全民“摔倒老人不敢扶”的道德焦虑。

回韩杰医生这个案子上，家属的悲愤不需要论证。

一个孩子没了，任何语言在那种痛苦面前都是苍白的。

他们要求有人承担代价，这种诉求出自人之常情，任何旁观者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这份追问。

家属向医院，向法院施加的压力，从社会情感的角度讲，完全可以被理解。

但法律的存在，恰恰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一方的情感需求。

法律的底层功能是维持一个社会得以运转的基本共识。这个共识不是让某一方满意，而是让所有人在行为之前，能够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一个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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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这样的判决以及这样的解释，会对全社会的预期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直接的后果是急诊和儿科医生群体的防御性退缩。

当一个医生意识到，自己凌晨接诊所做的全部判断，即便完成了交班、写完了记录、安排了住院，依然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被认定为对全程后果承担首要刑事责任，那么最理性的自保方案就只剩下一条：

不再独立做出任何判断。

能推掉的病人推掉，能转走的病人转走，所有检查全部开满，所有会诊全部申请，哪怕明知其中大部分对于诊疗并无实质帮助。

这种行为的驱动力不是追求疗效，而是留痕。

留痕的终极目的，是确保将来追责时，自己能拿出一份看似完整的档案。

但是，我们全社会的医疗资源承受得住这样的冗余么？

大多数患者承受不了这样的辗转么？

最终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被消耗在无意义的文书流转和重复检查中；

而真正急需救治的患者，恰恰会被这种漫长的流程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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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对医学教育和人才流向的冲击会更加持久。

年轻医学生在选择专业方向时，会越来越频繁地听到前辈们谈论“职业生涯风险”这个词。

外科、急诊科、儿科、妇产科这些原本就高强度、高冲突、高风险的领域，将叠加一层刑事风险预期。

家长劝阻子女学医的理由，会从“太辛苦”直接升级为“可能要坐牢”。

当最优秀的头脑集体绕开这些挽救生命的紧要关口，当所有优秀的年轻人开始选择用脚投票，那么未来留给全社会的的将是一个由疲惫、恐惧和过度谨慎填充的急救体系。

这种困局一旦形成，留给整个医疗系统的震荡，会远比个案本身深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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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案件的讨论，很容易陷入“同情患儿”和“同情医生”的两极拉扯。

但这从来不是一个必须选边站的题目。

真正的痛点在于，当一个行业的过失边界被刑事手段急剧收窄，所有人都会变成潜在的代价。

彭宇案之后，社会支付了十余年的道德成本，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新闻反复刺痛人心。

而医疗领域一旦形成“首诊就可能坐牢”的集体认知，这个成本还要高昂得多。

法律需要给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划定红线，这一点没有争议。

但当这条红线的具体坐标变得模糊，当医学这个以容错为前提的实践学科，就会系统性地关闭容错空间。

而一个不允许医生犯错的系统，最终惩罚的从来不是医生，是所有需要走进那扇急诊大门的人。

家属的愤怒需要安放，这是民事赔偿和行政追责所承担的功能。

一百四十余万的赔付、暂停执业的处罚，这些本身就是法律对过错行为的否定评价。

但刑事惩罚的逻辑截然不同，它不服务于个案中的情绪纾解，它服务于整个社会对罪与非罪的长期共识。

当一个社会开始用刑事手段去回应每一个不幸结局背后的家属压力，法律就不再是一把尺子，而成了一种工具。

而工具化的法律，最终会让所有人都失去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