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离婚后，我用16年寻找自己的家 | 人间

如今，车票随时可以买，一个小时后就能站在通化站的月台上，可那里已经没有一个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的女人等我了。

配图 | 电视剧《三十而已》

2025年9月28日，沈白高铁正式通车。从沈阳北到通化，最快只要一个小时。可那天，我连12306都不敢打开。

沈阳是我定居的地方，通化是我出生的地方，这座吉林东南部的山城，藏在长白山腹地，向南隔着鸭绿江与朝鲜相望，向西翻过群山，便是辽宁。

过去从沈阳回通化，即便一路开得很快，也要三个多小时。坐营运客车要四个小时，坐绿皮火车则要将近八个小时。早在2020年高铁开始建设时，我就对妈妈说：“等高铁通了，咱们回家就快了，只要一个小时。”

后来，高铁真的通了，妈妈却已经离开两年。两座城市终于变得触手可及，我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回到哪里。

我生于1987年，是东北独生女，一家两代都是国有葡萄酒厂的职工。从出生起，我就住在那座四层小楼的家属院里。楼是红砖的，年头久了，砖缝里长出青苔，下雨天楼道里有一股潮湿的泥土味。楼梯扶手是铁的，冬天摸上去扎手。妈妈不让我扶，说手会粘在上面，我却总趁她不注意偷偷摸一下，想知道“粘住”究竟是什么感觉。

幼儿园是葡萄酒厂职工托儿所，就在家属院对面的厂区里。姥爷当时算一个小领导，供应科科长，妈妈从小是国企家属院里出名的“二小姐”，漂亮又聪明，她和爸爸结婚那年，婚纱照被城市电视栏目选中，婚礼也拍进宣传片，家里给组织了二十辆轿车做婚车。

在这样的家庭里，我也是被人们喜欢的漂亮孩子。别的孩子坐小板凳，我坐阿姨腿上，阿姨给我梳头，多分一块饼干，午睡时让我睡最靠里的位置，旁边就是暖气片。

下岗潮到来前，父母属于有魄力的那一批。1995年前后，他们选择停薪留职，租下酒厂服务公司的院子办挂面厂，院里总飘着面粉味。妈妈从家属院的“二小姐”变成市场里的“二姐”，红嘴唇、爆炸卷发和丝绒亮片衣服，是她在人前的样子。

后来，爸爸最信任的兄弟卷走货款和面款，挂面厂只得结业。1997年，他们又在老城区一座商场门口开熟食店，玻璃柜台擦得锃亮，里面摆着酱肘子、炸鸡、红肠，每次放学过去，新出锅的猪蹄和鸡肝总要先塞进我嘴里。

我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爸爸只要听说哪所学校更好，就想把我转过去，我先从子弟学校转到市重点小学，父母生意忙，没空照顾我，后来又去了市里第一所私立学校，从小学起，我差不多每两年转一次学。家属院里的同龄人已经成了陌生人，新学校的同学相处时间又太短，我一直没有真正的朋友。

小学的时候，父母至少还会在同一个屋檐下说话。熟食店中间停过两年，爸爸做红酒生意，喜欢招呼朋友来家里，大家便一起打麻将。有麻局时，麻将声混着烟味和茶味，从晚上七点响到后半夜，没有麻将时，生意和交际中的一点矛盾，也会让脾气暴躁的妈妈和不肯示弱的爸爸吵起来。我把房门关得紧紧的，还是挡不住各种成人世界的声音。

后来，妈妈为了少些争吵，她学会了听爸爸上楼的脚步，只要脚步声对上了，我们就关灯、关电视，假装睡觉。再后来，我不知道爸爸去哪了，很少回来，妈妈也开始在棋牌室或宾馆组局打通宵，他们都不回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守着电视机。

于是，白天我多在姥姥家，妈妈回家时我晚上才回去。这时，我就觉得，我的妈妈不像很多母亲是那种细密照料的类型，我们之间不像温柔的母女，但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保证。

父母终于在2003年离婚。那年我十六岁，对离婚唯一的印象就是算账：生意的账、共同财产的账，谁多谁少都能算，只有我被留到最后。我名义上归父亲，实际仍和母亲住在家属院，家属楼的房子名义上给了我。母亲拿钱供我读书，房子归她，她说：“你不必感谢你妈，也不必感谢你爸，是你自己卖房子供自己读书。”

2003年中考结束，等待成绩的阶段，我在通化老站的广场上无聊闲逛，那个广场我太熟了，上学放学都要路过。广场横跨街道两侧，一侧是火车站的进站出站广场，另一侧广场上永远有很多人，等车的、拉活的、摆摊的。最让我好奇的是那些算命的老头，坐着小马扎，面前放着一张画着大手的图，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掌纹的名称，五元一次。

以前上学路过时我就好奇无比，想凑过去看看又怕被同学笑话。其实我似乎也没什么想问的，一个初中生能有什么需要算的呢。但中考刚结束，成绩还没出来，我有很多想问的，多到不知道该先问哪个。

我找了一个看着还算和蔼的老头面前坐了下来。他的马扎是军绿色的，边缘磨得发白，面前的“大手图”用透明胶带粘在一块硬纸板上，纸板的角都卷起来了。我从兜里掏出五元钱，纸币皱巴巴地递给他，然后伸出手给他看。

他捏着我的手指头看了半天，又看我的手掌心，叨叨咕咕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什么生命线长，什么感情线断，什么事业线分岔。最后他抬头看我一脸茫然，尴尬地笑了一声问：“你想看什么？”我说：“我升学能不能顺利？”他捋了一把花白的胡子说：“你啊，与父母隔山又隔水。”

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白了我一眼，说：“打个比方，你就是去梅河读书，也不会留在通化。”梅河口是通化代管的县级市，离通化约一百二十公里。我的目标是区重点，怎么也没想过要去外地。我听完就乐了，心想这老头一听就是骗子：市重点考不上，我还考不上区重点吗？就算区重点考不上，我大爷当过钢厂高中的校长，难道还没有我一个读书的位置？我没再问第二个问题，起身走了。

很快就到了出成绩的日子，503分。市重点分数线568分，区重点545分，钢厂高中540分。那几个数字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不过好在那年代只要过了最低分数线500分，剩下的可以用钱补齐，1分100块。家人商量去大爷的钢厂高中。那时的大爷已经退居二线了，但我们和他自己都以为给侄女要一个学额是不费力的事。可直到学校开始军训，我还没有接到入学通知。

那段等待的日子，是我记忆里最难熬的夏天，通化的夏天是干热的，让人烦躁。我每天窝在家里等电话，越来越焦虑，因为我还没想好不读书我能干什么。

钢厂高中军训一周后，我爸在离婚后第一次出现了，他说带我去看学校。我坐上他的车，一路没说话，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到了一个从没去过的地方，梅河口。他先带我去看了一所私立高中，学校挺新的，但我不喜欢。从小学四年级一直到初一我都在私立学校读的，我知道那里根本不是学习的地方。

他又带我去了另一所临河而建的学校，河风里有水草味，这是梅河口的重点高中梅河五中。我几乎没犹豫，就选了这里。我的分数够到了缴费入学的门槛，费用四千元起，差一分再加一百元，爸爸最后一共交了八千八百元。我喜欢学校的那条河，黄昏时，河面铺着碎金一样的光。

入学报到那天，我坐在车上，车开出通化市区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老头说的话，你啊与父母隔山又隔水。

高中住校后，我每周坐一次大客回通化，单程一小时四十分钟，车票二十元。父母已经离婚，爸爸常年见不到，妈妈有了男朋友，两人住在老家属院的房子里。每次回去，她还是会做一桌我爱吃的菜，除此之外，我们几乎不知道怎样相处。那趟往返更像一种仪式，我想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也让妈妈觉得，我们仍像一个正常家庭。

那趟客车是我这辈子坐过最多的车。中巴车，蓝色车身上印着“通化——梅河”四个大字，车里有一股永远散不掉的汽油味和皮革味，混在一起闻久了有点恶心。座椅套是深蓝色的，上面有洗不掉的污渍，我每次都坐在靠窗的位置，把头靠在玻璃上，看外面的山一座一座往后退。

三年，我大概坐了150多趟往返。最后一年，我只要上车就头晕，必须睡觉，不睡觉就会想吐。不是转圈的那种晕，是后脑勺发沉，胃里翻江倒海。后来我养成习惯，上车前不吃东西，带一件外套叠起来当枕头垫在脖子后面。

高中毕业后，我考到了省会长春读书。长春回通化是将近四个小时的车程，而且会经过梅河口到通化这段路。每次走到这个路段，我的身体就像被按了什么开关，还是会不自觉睡着。眼睛一闭上就开始做梦，梦很短，乱七八糟的，有时候梦见家属院的楼道，有时候梦见姥姥家的饺子，醒来时脖子僵硬，嘴角有口水印。

不过好在并不用每周回家了，有时候一学期我只回去两次。父母离婚后，通化成了一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妈妈和男朋友住进老房子后，我每次回去，陪我最久的仍是电视，那座家属院的小楼不再是“我家”，只是妈妈和另一个人生活的住所。我自己的“家”在哪呢，我还不知道。

大学期间，我遇到了我喜欢的人。他有他的家乡，但他也不喜欢那个家乡。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喜欢苏州，还说过他喜欢的家人在那生活，我不记得他说没说过以后我们要去那生活了。但我当时想，他以后的家乡应该就是我的家乡吧。那时我确信，通化这个家乡对我来说唯一的念想只有妈妈，而我会有属于自己的新的家乡。

大学毕业前，我们分手了。具体因为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没有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就是一些小事堆积起来，像那个家属院楼道里的杂物，越堆越多，直到有一天发现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了。好像是我怕了，怕两个人一起工作生活，然后像我父母那样因为磨合而走散，我宁愿就停在最好的时候。

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公司提供住房。但这座城市太大了，地铁里全是人，挤在人堆里谁也不认识谁，可越是这样越觉得孤单。后来因为疲于领导斗争，我离开了这个公司，也离开了这个城市。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又仔细看了一遍这个城市，这里很好，可是我太孤单了，我确定我没什么留恋的。

离开上海后，2011年，我来到北京。这座城市比上海更让我觉得接地气，我在中关村上班，住在牡丹园一个月租一千二百元的小次卧里，和同学合租，每天坐地铁通勤。

离转正只剩三天时，上午十点，我站在写字楼楼梯间透气，手机上显示的是母亲的号码，接起来却是姥爷沙哑而过分平稳的声音：“你妈生了点小毛病，住院了。”妈妈一直表现出她的身体很好，有不舒服也很少告诉任何人。我意识到，其实盔甲下面的妈妈究竟怎样，我一直没有真正了解。

我的声音很稳，稳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我说：“什么病？”他说：“脑出血。”这三个字像一锤子砸在我胸口上。我忽然觉得胸口闷得不得了，后背靠着墙才站得住。但我还是很稳地说：“现在人怎么样了？”他说：“在住院观察呢。”我说：“我知道了，我明天回家。”

下班前我跟领导提出了离职。领导看了看我的转正申请，又看了看我，问：“你确定？”我说：“我确定。”他没再多问，在离职单上签了字。

回到住处我就开始订票、收拾东西。我对合租的朋友道歉，说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没办法和她分摊房租了，她说没事，你赶紧回去吧，帮我一起往行李箱里塞衣服。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在北京站候车。北京直达通化的列车只有一趟夜车，要坐一整晚，去沈阳的高铁车次多，可以再转城际客车去通化，时间更灵活。我买了当天最早一班到沈阳的高铁站票，四个小时。靠在车厢连接处，华北平原的麦田、山海关的群山和辽沈大地的厂房从窗外一闪而过。

那时我觉得高铁真好，四个小时像我从通化到长春的距离。

从知道妈妈病了到见到她，我没有掉一滴眼泪。站在高铁车厢连接处，我对自己说：“如果妈妈这次挺不过来，我以后就再也不回通化了。”

姥爷和其他亲人当然还在，但他们与我只有血缘上的连接。妈妈不同，她是那个能在世界上定义我，让我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人。没有她，我和通化之间最深的羁绊也会断掉，想到这里，我甚至感到一丝可怕的解脱：我自由了，也彻底没有家了。

回到通化，我直奔医院。医院一楼大厅里一股浓重的消毒水味，我穿过走廊时，听见自己的脚步声嗒嗒嗒地响。推开病房门，我看到了那个曾经高跟鞋、红嘴唇、爆炸头的，永远不倒的妈妈，浑身插满了管子，身上的衣服被撕得全是洞。我猜是抢救过程太匆忙了。

这个画面像一把刀子扎进我眼睛里。我忽然觉得一口气憋得我要炸了，从胸口往上顶，顶到喉咙，顶到眼睛，但我硬是把它咽回去了。我走过去，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凉凉的，手背上有输液的针头。我低下头跟她贴了贴头，她的额头也是凉的。

身边的大姨小姨都在抹眼泪。我看着她们说：“这不没事么，别哭。”

我去找了大夫，大夫说了一堆医学术语，最后说“不能保证，病人的情况要等她醒了再说”。我记住了这句话。

离开医院后，我去了妈妈发病前居住的地方。她跟之前那个男方分手了，又谈了一段恋爱，这一次不是男方住进老房子，而是她搬去对方家里。大姨说她发病前吐了很多，大姨把地上收拾干净了，我还是跪下来又擦了一遍，瓷砖缝、沙发底、茶几腿周围，一寸一寸地擦。眼泪掉在刚擦过的地板上，我再把它擦掉，我只想着，这不是我们的家，我得替她把这里收拾干净。

之后我就和她在医院住下了。开始我睡在一张简易折叠床上，后来姥姥姥爷都办理了住院，只为了把病房其他床都占满，这样这个病房就是我妈妈的独立病房了。妈妈从昏迷到清醒，整整一个月，所幸的是，没什么后遗症，至少外人看不出来。出院后，我们搬离了她和男朋友的那个房子，从那天起她也没有再和那个人联系。

尽管外人看妈妈根本不像生过大病的人，但我知道，她的病不在身上，出院以后，妈妈不再擦口红，梳妆台上的口红落了灰。她的一只脚留下后遗症，再也穿不了高跟鞋，我把那些鞋收起来，她说：“都扔了吧。”我照做了，却偷偷留下一双她最喜欢的，塞在房子里的鞋柜最底层，总觉得有一天她也许还想试试。

不过妈妈从来都是坚强的，只把自己最强悍的一面展示出来。两年后她恢复了正常生活，取消停薪留职，重新回到葡萄酒厂上班。下班后她去打麻将，风雨无阻。有一次下大雪，路上结了冰，她摔了一跤，膝盖青了一大块，但第二天晚上又去了。我说你也不注意点，她说：“摔一跤就不打麻将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在通化照顾妈妈整整一年后，我到2013年才敢再次离开，但不愿离她太远，便去了长春。亲属家的姐姐也在那里，我们一起做短租公寓的小生意。与此同时，我托朋友找关系，想办一份有编制的工作，交了一笔不小的钱，事情却从春天拖到秋天，又从冬天拖到春天，最后工作没办成，钱也没要回来。

2013年8月，我前往沈阳，探望我许久不联系的亲人——爸爸。我们从小相处太少，也许如今我长大后，能有一次弥补亲情的机会。可我想错了。离婚后，爸爸开过酒厂、橡胶厂，都赔了钱，做什么都不顺。我成了他东山再起的筹码，他联系老朋友，他想给我找个体面的对象，我猜测其中藏着一层盘算：他想找个有实力帮助他的亲家。每次见人，他都介绍：“我家闺女，大学毕业，在上海、北京都工作过。”我看得很清楚，他有个小本子，记着为我花过的每一分钱。

我想与其被待价而沽，不如我自己给自己找个同伴。我在众多相亲对象中选择了我现在的老公，他的家是沈阳周边农村的，父母给他在沈阳买好了房子。他学历好，上进，而且和其他那些相亲的人不一样，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家庭情况，让我觉得很舒服。

我曾和他说，我们可以谈一辈子的恋爱，不必要结婚。我认为婚姻像一只本来好看的杯子，用着用着不是裂就是碎，不如把它放在那里远远地看着。

但我还是决定结婚了。那天，他把车开到了河边，从车里翻出一个牛皮纸的小信封递给我。我打开，里面有一把钥匙、一张银行卡、一卷工资条。他说：“这是我所有的东西，现在都给你。”

我算账，但怕不跟我算账，我没法说一个反驳的词，仿佛只要我拒绝了，我就变成了我最讨厌的那种算账的人。在我大学时想象那个“苏州的家乡”之后，我第二次有了“家乡”的感觉。

我们一起装修了他爸妈买的房子，窗帘是我挑的米白色，沙发是他挑的深灰色布艺。我们一点点把这个空房子填满，像燕子衔泥做窝。搬进去那天，我站在客厅中间转了一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方形光斑。我想，这大概就是我的家了。

2014年末，领证前，我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要结婚。她问了男方家的情况，沉默几秒后说不同意。半个月后，我带他回通化。妈妈黑着脸转身进厨房，做出满满一桌菜。饭桌上，她又挂起标准的笑，一边夹菜一边说：“多吃点。”

2016年末，我们才举办婚宴，在他家乡的农村小镇上，那个小镇只有一条主街，两边的杨树在冬天掉光了叶子。

婚礼前，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不来行不行？”语气像是在请假。我也接到了我妈的微信，她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分别问的，用不同的语气，但核心意思一模一样。我觉得他们在这一点上还真是有默契的，这种默契大概是他们婚姻唯一的遗产。

最后，他们都没有邀请朋友来。我只记得他们像被摆在主宾席上一样，表情礼貌眼神空洞，其他婚礼上的所有细节我都忘了。

妈妈退休后，她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照顾姥姥、姥爷。姥姥有三个女儿，却点名要她照顾，大概因为只有她单身，母女俩也算彼此作伴。可妈妈并不开心，更年期、照护压力和旧病后遗症叠在一起，一条腿越来越沉，走路时拖着地，鞋后跟总磨得一边高一边低。

2020年初，新冠疫情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在封控中，妈妈独自待在通化那套老单元楼里近一个月，情绪变得抑郁、烦躁，身体上的各种症状也一起冒出来。解封后，我发现她的手臂已经抬不高了。我把她接到沈阳，我们一起生活，慢慢陪她养身体。

但是她却变得不爱出门。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从早开到晚。有时候她睡着了，电视还开着，我关了她就醒，说：“不关不关我还看呢。”我要她出门，哪怕去楼下走一走，她就开始找各种理由，太冷了、太热了、衣服没换、头发没洗。后来变成了争吵，每次催她出门都会吵架。

最后我妥协了。理发、洗澡这类事，我都想办法在家给她弄。我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坐在浴室的小板凳上给她剪头发，她头发还是那种大卷，但发量比以前少多了，发根白了一大片。剪完之后她照了照镜子说还行，比理发店也不差，我知道她是安慰我。

我得到了我小时候最渴望却一直没得到的东西——她的时间。小时候我趴在窗台上等她回来，有时候等到天黑了她也没回来。现在好了，她所有的时间都陪着我了。

有时候妈妈闹情绪，就说要回家，回通化。那时候还是封控期间，出行就要检查核酸，相当麻烦。我就哄她，说：“别着急，很快高铁就通了，只要通了咱们回家就快了。”我妈隔段时间就会问我：“高铁什么时候通。”我说：“明年就通。”那时总有消息说沈白高铁即将通车。

可妈妈一直没有再回通化。她来沈阳前和大姨、姥姥闹了矛盾，后来姥姥在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去世，她没能回去。等疫情缓下来，她似乎也失去了回去的勇气。她原本就有心脑血管方面的旧病，感染新冠后身体更弱。

2023年深秋的一个普通午后，到了她该午睡醒来的时间，我见她还没出屋，就推开那扇没关严的门。进去时我还在想，她要是赖床，我就挠她痒，但是我却发现我再也叫不醒她了。

我忽然晃了神，好在那天我老公也在家，我把他喊过来让他试试，他伸手在我妈鼻子前试了一下，说打120吧，然后拉着我说给咱妈磕个头吧。我甩开他的手，走过去拽着我妈的手说：“妈不闹了，我们还没有好好道别。”

她的手只剩一点温度了，但那温热也一点一点流失，我握得再紧也留不住。我忽然理解了什么叫泪如雨下，这种流泪是不需要酝酿情绪的，就像水龙头没有了阀门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反应。

其实从她第一次生病，我就做好了早晚要分别的准备，在心里演练了无数遍。可当这一刻真正到来时，我还是觉得没有准备好。所有的心理建设都是纸糊的，被真实的风一吹就散了。

葬礼办得很简单。只选择了最简单的整理仪容，殡仪馆的人说我给她准备的衣服不合适，最后还是选择了殡葬一条龙给她的套装，一个斗篷款。她的头发是我最后给她梳的，她的容貌依旧那么好看，永远定格在了58岁，还没有老态。这是我唯一庆幸的事，没人看过她衰老的样子。

她走了以后，我像断线的风筝一般，反复追问人生的归处。我发现自己虽然近40岁了，可心智上还一直停留在17岁那年。那一年，他们离婚，我以为我长大了，可我似乎一直在抱着伤痛站在原地。这份伤痛自母亲离开后无限蔓延，她走后的一整年里，我总在现实与回忆之间反复拉扯。

高铁开通那天，算法精准地识别出了我与通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消息被铺天盖地地推送给我。

妹妹在从通化到沈阳的首日列车上，兴高采烈地给我发来视频。镜头里，田野和山峦飞速后退。她在画外说：“姐，你看，太快了，一个小时就到了，以前想都不敢想！”

我笑着听，但是嘴角有些酸和抽搐。

我最后一次通化之行停在2015年，那次是为出国办理护照延期。此后十年，我再也没有回去。

如今，车票随时可以买，只需一个小时，我就能站在通化站的月台上。

可通化已不再是我的家乡了。那里已经没有一个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的女人等我了。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宁昕

成春香

多喜乐 常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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