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年龄23岁：从笕桥到巫家坝，他们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中国天空

“天之骄子”这个词，现在听得太多了。

孩子考上名牌大学，叫天之骄子；进了大公司，叫天之骄子；年纪轻轻买了房，也有人说是天之骄子。说到底，这些人大多只是运气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走上了一条相对顺当的路。

真正的天之骄子，未必活得顺当。

他们往往出现在一个国家最不顺当的时候。明明可以过安稳日子，偏偏挑了一条最危险的路；明明知道这条路尽头可能没有鲜花，甚至连坟墓都没有，还是去了。

上世纪三十年代，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里的那群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那时候能进航校的，绝不是身体好、胆子大就行。文化、体格、反应、家世，都得经得住挑。学员中有清华大学的，有北平师范大学的，有金陵大学的，还有不少人出身优渥，家里原本替他们安排好了前程。

换句话说，这些人不是没有退路，而是主动把退路让了出去。

他们本来可以当工程师、教员、银行职员，或者接手家里的产业。乱世虽然艰难，但凭他们的条件，想保全自己并非毫无办法。可他们选择学飞行，因为当时的中国太缺飞行员，更缺敢驾着飞机去迎战日本空军的人。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一个多月后，淞沪会战爆发。8月14日，日本轰炸机扑向杭州笕桥，中国空军紧急升空迎战。

这一天后来被定为空军节。

仗打赢了，中国飞行员击落了多架敌机。消息传开，全国振奋。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太久，突然听说中国飞机也能把日本飞机打下来，那种激动是今天很难体会的。

可冷静下来一看，双方的家底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当时中国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不过数百架，而且型号杂乱，零件短缺，损失一架便少一架。日本拥有完整的航空工业，飞行员、飞机和零部件都能不断补充。中国空军赢得了一场空战，却没有赢得喘息的机会。

不久，战火逼近杭州，笕桥航校再也待不下去了。

1937年底，学校开始向内地转移。所谓搬迁，听起来像是把桌椅板凳装上车，换个地方继续上课，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设备要拆，飞机要转场，教材要打包，师生还要躲避轰炸。铁路不通就走公路，公路断了便想别的办法。

一路南下，处处都是逃难的人。

有一批航校学员滞留在湘黔交界的晃县。雨下个不停，前路不明，年轻人闷在住处，心里也憋得慌。一天晚上，学员黄栋权拿出小提琴，拉了起来。

琴声穿过雨幕，传到隔壁。

住在隔壁的，正是同样辗转逃难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家。一个是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一个是诗人、作家，也是建筑师。他们原本生活在北平最有文化气息的圈子里，如今却拖家带口，在战火中一路向西。

一边是逃难的文化人，一边是尚未毕业的飞行学员，因为一把小提琴认识了。

这件事看起来很偶然，后来却让人不忍细想。航校第七期学员毕业时，很多人的亲属无法赶来，学员们便请梁思成和林徽因担任“名誉家长”。

毕业典礼上，林徽因坐在台上，看着这些穿着军装、神采飞扬的年轻人。她当然知道，他们毕业以后要去哪里。那不是普通学生走出校门，寻找工作，而是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从课堂直接走向战场。

后来，他们果然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

陈桂民牺牲后，遗物寄到了梁家。黄栋权也在空战中阵亡，飞机坠毁，尸骨难寻。当年在雨夜中拉琴的那个年轻人，最终连一件完整的遗物都没有留下。

这就是战争最残忍的地方。照片上的人永远年轻，留下来的人却要在漫长岁月中反复面对他们的死讯。

航校最终迁到昆明巫家坝。

今天的人提到昆明，想到的多半是四季如春、鲜花和蓝天。可抗战时期的昆明，并不是一个可以安心躲避战火的世外桃源。它是中国西南的重要空军基地，也是日本飞机重点轰炸的目标。

巫家坝条件远不如笕桥。校舍不足，器材紧缺，训练飞机损耗严重，汽油和零件都得精打细算。学员白天学习飞行，晚上补理论，有时警报一响，所有人还得立刻疏散。

航校一边办学，一边打仗；一边培养飞行员，一边不断收到阵亡通知。

更令人难受的是，从航校毕业，并不意味着已经具备了与敌人公平较量的条件。

1940年前后，日本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它速度快、航程远、机动性强，中国空军装备的部分老旧战机与其相比，性能差距十分明显。许多年轻飞行员不是不勇敢，而是飞机刚刚起飞，还没来得及占据高度和位置，就已经遭到攻击。

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是航校学员。

1941年3月14日，林恒在成都上空迎战日机。飞机升空不久便被击落，坠毁地点距离机场跑道并不远。梁思成赶去处理后事，只带回来一块飞机残骸。

林徽因当时已经重病。那块残骸被放在她的病床前，她每天都能看见。后来她写下《哭三弟恒》。她哭的是自己的弟弟，又不只是自己的弟弟。此前那些到梁家做客、请她担任名誉家长、在雨夜里拉琴的年轻人，也一个个不在了。

最难熬的，还不只是牺牲。

璧山空战之后，中国空军损失惨重。面对性能占据优势的日军战机，有限的剩余飞机不得不保存实力，避免无谓消耗。警报响起时，飞行员有时不能升空迎战，只能随人群疏散。

老百姓不明白其中的苦衷，看见飞行员也在躲飞机，便忍不住责骂：“你们不是飞将军吗？日本人来了，你们怎么也跑？”

这句话扎在人心里，比子弹还难受。

飞行员姜献祥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痛苦：对国家，没有尽到保卫的责任；对父母，也无法尽孝。不是他们不愿意打，而是飞机打光了，弹药不够，装备又落后。一个飞行员最屈辱的事，并不是战死，而是明明看见敌机飞过自己的城市，却没有能力起飞。

中国空军就是在这种境况里熬着。

1941年底，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飞虎队”。随着P-40战斗机投入作战，中国空中力量总算有了一些能与日军周旋的本钱。实际上，与飞虎队共同作战的并不只有美国人，还有许多中国飞行员。

中央航校第十二期学员陈炳靖便是其中之一。

一次执行对越南境内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时，机群遭到大批日机拦截。陈炳靖被迫跳伞，落在中越边境，随后被日军俘虏。

日本人见他穿着飞虎队夹克，又能说流利英语，认定他是美国人。陈炳靖却一遍遍告诉对方：“我是中国空军。”

他后来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受尽折磨。直到1945年8月22日，日方突然通知他，第二天早上释放。

陈炳靖并不相信。

他以为所谓释放，不过是把人拉出去处决。于是偷偷在棉袄里藏了一块玻璃片，准备在最后关头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让敌人羞辱。

第二天，汽车没有开往刑场，而是停在南京六福饭店附近。陈炳靖下车后，看见街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这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抗战胜利了。

这个在监狱里熬了多年、受刑时没有哭的年轻人，那一刻突然放声大哭。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最苦的时候不能哭，因为一哭，气就泄了。等到真正安全了，才发现这些年积在心里的东西，根本压不住。

中央航校前后培养了十多期飞行学员。关于具体人数和伤亡比例，不同资料的统计略有差异，但有一个事实没有争议：许多学员毕业不久便奔赴前线，很多人的飞行生涯只有几个月。

有统计说，抗战时期牺牲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是个什么年纪？

搁今天，大学刚毕业，简历还没写明白，工作尚未稳定，谈一场恋爱都觉得来日方长。而当年的他们，已经钻进狭窄的驾驶舱，把降落伞背在身后，迎着数量更多、性能更强的敌机飞了上去。

他们当中有人家境优越，有人学业出众，有人会写诗，有人会拉小提琴。很多人还没结婚，没来得及留下孩子，甚至没来得及认真谈一次恋爱。

最后寄回家的，可能只是一封通知书、一副手套、一枚徽章，或者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

巫家坝旧址曾留下中央航校那句著名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这句话今天读起来，似乎过于决绝。可放回那个年代，它并不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个装备落后的国家，在几乎没有退路时作出的选择。

有人总爱谈所谓的贵族精神，好像穿得体面、懂得礼仪、会喝红酒，便算有了贵族气质。其实真正的贵重，从来不在衣服和餐具上。

它在一个人明明有条件保全自己时，却愿意为别人承担风险；在一个民族最黑暗的时候，那些受教育最多、前途最好、最有资格享受生活的年轻人，选择先去面对死亡。

从笕桥到巫家坝，他们失去了学校，失去了飞机，失去了同学，也失去了原本可以拥有的漫长人生。

可他们替这个国家守住了一样东西。

那就是在别人以为中国人已经不会反抗的时候，仍有人驾驶着伤痕累累的飞机，升上天空。

飞机可能会被击落，人也可能回不来。

但只要还有一架中国飞机敢于起飞，中国的天空，就不算真正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