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文/刘棠希
清乾隆年间，扬州府江都县（今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有一富户名叫张世伦，他家大业大，家里的活儿很少亲力亲为，平日烧火做饭都由雇工出力。
郭氏与葛氏都是张家雇来的仆妇，平日一同操持厨役杂活，相处素来熟络。
那时候的女性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拘束，比如葛氏虽是底层雇工，又是女性，却酷爱抽烟，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烟枪。
而且，妇女们在一起顾忌也少，说笑打趣更是没有下限。
某天，两人在厨下摘菜歇手。葛氏烟瘾犯了，趁着休息取了烟袋点烟，转头便和郭氏出言调笑，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逗起乐来。
闹到兴头上，郭氏上前伸手将葛氏拦腰抱住顽耍，葛氏被抱得笑着挣不开，便用手用力一撑想要脱身。
这一撑力道不小，郭氏没站稳，两人脚下一错便齐齐摔倒在地。
倒地后郭氏顺势翻滚身子，反倒把葛氏翻压在了身下，起身时她的右膝盖不偏不倚，重重跪磕在葛氏的右胁要害处。
胁骨紧邻脏腑，这一下磕碰力道极重。葛氏当场疼得蜷缩在地，下身出血不止。张家慌忙请来郎中诊治，终究伤势太深，药石无灵，没过多久便伤重殒命。
一条人命猝然消逝，地保不敢耽搁，当即赶赴县衙报官，郭氏也被差役拘拿到案听审。
江都知县讯问始末，又传了宅中其余仆妇作证，确认两人素来无仇无怨，确是嬉闹间失手伤人。
对照《大清律例》，知县很快给出了初审判决：按“过失杀”定罪，郭氏向死者家属缴纳烧埋银十二两四钱二分赎罪，无须抵命。
按清代刑律的“六杀”体系，人命案依主观恶意从高到低分为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六等。其中过失杀量刑最轻，特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的纯意外事件。
当事人既无伤人之心，也完全无法预见后果，只需赔偿烧埋银便可结案。
在知县看来，两个妇人玩笑搂抱，谁也不可能预判到膝盖会磕中要害致死，完全符合“思虑不到”的过失情形，如此判决看似合情合理。
案卷层层上呈，经江苏按察司、巡抚衙门复核后，最终送到京城刑部终审。
可刑部刑科官员阅卷后，当即驳回了原判，理由十分明确：此案不是过失杀，而是戏杀，量刑轻重天差地别。
《大清律例·刑律·人命》明文规定：“因戏而杀伤人者，以斗杀伤论。”所谓戏杀，指双方自愿参与嬉戏、角力等带有风险的行为，一方因此身亡。它与过失杀的核心边界，在于行为人是否主动参与了风险行为：过失杀是完全被动遭遇的无妄之灾，而戏杀的风险，本就由当事人的嬉闹行为主动引发。
刑部的驳文直指要害：郭氏主动上前搂抱嬉闹，本身就隐含了跌倒磕碰的风险，并非不可预见的天外横祸。
两人以相戏为始，以死伤为终，从头到尾都在“戏”的范畴之内，自然该按戏杀定罪，岂能套用最轻的过失杀律条？
刑部责令江苏巡抚重新核查案情，按律改拟后再上报。
接到驳文，巡抚衙门却并未改判，二次上报仍坚持原判，认为郭氏确属无意，仍按过失杀收赎上报。
刑部见地方执意从轻，第二次下帖驳斥，将法理讲得更透：此案致死根由全因相戏而起，既然起因是嬉戏，就与戏杀条款完全契合；戏杀依律当按斗殴杀人判处绞监候，地方两次以过失杀轻判，实属断罪不当，必须改判。
地方衙门无从辩驳，最终只得按律改判：郭氏因戏杀人，依斗殴杀人律判处绞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等候次年秋审最终核定生死。
案情本应就此定谳，恰在此时朝廷降下恩典：乾隆十五年（1750年））八月，乾隆帝因庆典颁布恩诏大赦天下，戏杀之罪在援免之列。
刑部最终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议定，郭氏准许依恩诏赎罪免死，不必执行绞刑。
本文资料来源：《刑部驳案汇钞》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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