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如何重塑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古天文台

为什么中国人获得奥运金牌相对容易，但是获得诺贝尔奖却那么困难？

原因可能是我们研究科学的方法不对，缺少一些深层次的探索。

这也许也可以回答为什么明明中国古代技术很发达，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却首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

上述疑问，由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首先提出，它被称为“文明史中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迄今为止，关于它的争论仍在继续。或许争鸣本身即是意义，要知道，真理会在辩论中俞辩俞明......

科学的诞生，其实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李约瑟之问存在一个问题。

它有一个基本预设，以为只要条件适宜，人类都可以发展出科学。它渊源于希腊，而希腊文明本身具有很独特的结构，那个民族天性烂漫、不脱孩童心理，有独特的城邦政治自由，还有奴隶制的存在，使社会出现了一大批自由民，可以自由思想，这些条件因缘际会，都是很偶然的事情。问科学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仿佛在问为什么儒学没有诞生在西方一样，都是小概率事件。

科学的诞生，其实就是个小概率事件。

科学只诞生一次，与其追究它为什么没有发生在中国，不如追问中国为什么学不会真正的科学。

明清之际，传教士把西方的科学带来了，为什么那时候我们不感兴趣？1840年以后，我们学习西方科学，为什么只关注船坚炮利？我们一直学科学，却一直学不到位，这些问题是值得深思的。有人经常追问什么是科学精神，实际上，科学精神就是自由精神。

▲清朝著名传教士南怀仁

由此看来，李约瑟之问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科学问题。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研究李约瑟之问？因为它掺杂着中国人民的受难叙事和解放主题。我们曾经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近代的苦难，同时也进行过艰难的解放运动。“李约瑟之问”确实迎合了这些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内容。

科学背后的权力结构

▋被误读的“李约瑟之问”

美国科学史家席文对“李约瑟之问”持否定看法，他认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关注这类问题，就像不需要关注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今天的报纸上一样。

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顾超老师对此提出商榷。他认为，如果普通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这不需追问。但如果是每天都出现在报纸上的人，突然某一天没有出现，这显然值得关注。如果我们说非洲文明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这显然没有意义。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科学、伊斯兰科学完全可以与西方科学进行对比。

顾超老师还在《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一书中进一步解构了上述问题：

●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

●科学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 17世纪的欧洲？

●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

●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

▋李约瑟之问的宏观结构与微观机制

“为什么发生”和“为什么不发生”，这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分别涉及到了研究视角上的宏观结构和微观机制。

顾超老师表示，只有具备了一些必要的宏观条件，某件事才有可能发生。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一定发生；如果要解释一件事为什么发生了，首先要清楚，它已经具备了发生的宏观条件，同时还要分析促成它发生的微观机制。

比如，必须要有适宜且稳定的温度，鸡蛋才能孵化出小鸡来，这便是宏观结构。但假如是没有受精的鸡蛋，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也不可能孵化，所以还要深究鸡蛋的微观机制。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认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和中国江南地区非常相近，但是有两点不同：其一，英格兰的煤矿矿藏幸运地分布在距离潜在工业厂区较近的地方；其二，英格兰能从海外殖民地中获取大量资源。所以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

顾超老师认为，彭慕兰的分析，只是看到了中国和英国之间在微观机制上的不同，但是却忽略了二者宏观结构上的差异。

▋知识政体：科技背后的权力结构

顾超老师认为，解释为什么不发生的时候，要先看宏观结构。而解释为什么发生的时候，再去看微观机制。如果不看宏观结构而直接进行微观机制的分析，那是本末倒置。

为此，他在书中提出一种“知识政体”概念，以之区分不同文明之间的宏观结构。

什么是知识政体？顾超老师认为它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知识的生产主体、知识权威的来源、知识生产的动力。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考察，区分不同文明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他总结出了四种类型的知识政体：

说服型知识政体。希腊科学的知识生产主体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主要采用“理论—形式”理性的思维方式，擅长辩论说服，因此将其称为“说服型”知识政体。

统合型知识政体。中国古代科学的知识生产主体是儒家士大夫，他们主要采用历史理性的思维方式，旨在建立符合帝制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如三纲五常），以及为大一统国家服务的科学知识（如钦天监），被称为“统合型”知识政体。

依附型知识政体。中世纪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是神职人员，中世纪知识权威有三重来源：宗教、理性和传统。这时期的科学知识依附于宗教知识，但又没有被完全统合进宗教知识之中，被称为“依附型”知识政体。

实验型知识政体。科学革命使科学共同体成为了科学知识的生产主体，现代科学依靠对自然的数学化和受控实验使科学自身成为知识权威的主要来源。由于知识主要来源于理性和实验，因此可称之为“实验型”知识政体。

知识政体背后的机制是权力结构。不同的权力结构塑造了不同的知识政体，也就是塑造了不同文明之下科学发展的宏观结构。

顾超老师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不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不够发达，而是因为中国古代是“统合型”知识政体，无法自发地演化到“实验型”知识政体。

理解科学问题，终究绕不开政治

从政治与权力的关系进行探讨，这为理解中国科技问题，提供了一个别样视角。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学术主要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财务自由，要有闲暇的时间；二是政治自由，不要有条条框框上的约束。后来爱因斯坦又增加了一条——言论自由。

在希腊有个地方很特别，名字叫Agora，中文有时把它翻译成农贸市场，因为这里是卖菜、吃饭的地方。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功能，它是公民高谈阔论、谈论城邦重要问题的地方。

吃饭与言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和中国传统思维很不一样。北大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曾说过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人只一张嘴，要吃饭就别讲话。而希腊人却认为：人是一张嘴，又要吃饭、又要讲话。

讲话与不讲话，都是政治运作的结果。每个人都是政治人，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理解科学，这是非常好的切入点。从政治的角度思考科学问题，也是当下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中最重要的、最前沿的问题。

科技哲学在建立之初，思考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是什么？科学是不是真理？但是经历了百余年的争论，对上述的回答仍然没有结果。于是在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对科技的反思逐步转向了对权力的思考。

西方民主化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建立民主政体；第二次是争取一些具体权利，例如投票权、男女平等权、黑人权力等；第三次是技术民主化。

现在我们谈论政治，很多都是在新科技背景之下进行。例如气候变化，这显然与科技相关。我们今天讨论AI，其实也是政治问题，这关涉到了大国竞争之类。

科技与政治是一种互动结构，说政治决定科学或者科学决定政治，都是错误的观念，当我们在谈论二者关系时，要注意，切莫跌入“政治决定论”或“科技决定论”的陷阱。

当然，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了解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关系，顾超老师的这本《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值得一读：

从希腊科学到中国古代智慧，从中世纪的知识依附到科学革命的实验精神，本书以“知识政体”这一全新理论视角，深入剖析科学与权力的互动发展过程。

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首创性回应，作者提出：科学的发展不仅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更是文明内在权力结构与知识体系相互作用的体现。书中开创性地提出“知识政体”这一概念，从知识生产的主体、权威与动力三个维度，重新审视了科学革命发生于西方而非其他古老文明的深层原因。

本书不仅是对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本质是范式变革”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更为理解科技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学术框架，以及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启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评价道：“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言，学者要做"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总体而言，《科学与权力:知识政体的演化》运用科技政治学的全新视角，不仅很好地回答了李约瑟问题，超越了科技史和经济史的陈见，还对科学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思想和学问兼有，体现了一位青年学者敢于直面宏大问题，努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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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