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人工智能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的潜力令英国政府欣喜若狂。去年，官员们列出了超过140种潜在用途，从筛选外交电报到精简呼叫中心，不一而足。高级公务员们获赠一套名为“汉弗莱”的省力工具。时任技术大臣彼得·凯尔预见到，每年可节省高达450亿英镑（约合610亿美元，相当于公共部门支出的7%）。
实际上，节省的金额可能远没有那么大，甚至可能完全抵消。这不仅是因为白厅可能无法兑现凯尔先生的豪言壮语，更大的挑战在于公众也在迅速接受人工智能。他们正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处理与政府的日常互动，并对人工智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实际上，一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已经开始，而政府能否最终胜出尚不明朗。
以规划为例。官员们开发了一些工具，通过对规划是否符合法律做出初步判断来加快住房审批速度。然而，地方当局报告称，人工智能生成的反对意见激增，这些反对意见针对的是拟建项目。这些反对意见往往更有效：人工智能辅助提交的意见会逐字逐句地引用规划法规和法律先例。只需45英镑，Objector AI平台就能扫描大量规划文件，拟定反对的法律依据，并撰写一份可在公开会议上宣读的演讲稿。
或者考虑一下福利。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利用人工智能处理申请并检测欺诈行为。但申请人也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拟定他们的申请，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申请成功的可能性。这可能会造成不小的损失：据估计，英国人申请的福利低于他们应得的数额，每年可能超过200亿英镑（占GDP的0.7%）。
人工智能的影响波及到英国各处不起眼的角落。信息专员办公室（监管机构）表示，人工智能推动了更为复杂的信息自由申请数量的增长。诸如Pelp之类的平台可以自动起草针对停车罚款的申诉信。新的《租户权利法案》允许租户在法庭上挑战租金上涨，而该法案正是人工智能的主要应用对象。柏林赫尔梯学院的克里斯·施密茨（Chris Schmitz）收集的数据显示，针对律师、财务顾问和房地产经纪人的投诉数量正在攀升，他创造了“代理泛滥”一词。他认为，英国可能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泛滥的影响，因为政府部门通常接受开放式文本提交，而人工智能擅长撰写此类文件。
但这种趋势并非仅限于英国。施密茨先生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列举了11个国家的93个案例。欧盟监察专员（一个投诉监督机构）、加拿大隐私监管机构和澳大利亚劳动法庭都将索赔案件的激增归因于人工智能。荷兰某市政府报告称，在推出一个用于对房产税估值提出上诉的商业人工智能平台后，反对房产税估值的案件增加了400%。
随着能够代表用户执行任务的人工智能代理的普及，这一趋势只会加速发展。咨询公司Public Digital的Tom Loosemore指出，例如，它们可以检查房产是否被划入错误的税级，然后着手进行更正。人工智能代理尤其擅长应对官僚主义的重重障碍。它们善于理解细则，精于填写表格——而且，面对令人头疼的申诉流程，它们也从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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