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人在某次庭审中对回避决定的异议

今天上午审判员宣读《庭前会议报告》时，针对辩护人在庭前会议提出的回避申请，宣布驳回回避申请，并明确告知"不得申请复议"。辩护人依据两高三部《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规定》，要求复议，理由如下：

一、合议庭径行驳回回避申请，逾越了法定权限

回避决定权的归属，刑事诉讼法规定得极为明确。第三十一条开宗明义："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这绝非可有可无的程序安排，而是立法者为保障回避制度公正运行设置的权力制衡机制——将回避的决定权从被申请回避者本人及其同僚手中剥离，交由更高层级的主体裁断，方能确保决定的中立性。

然而，合议庭在本案中的做法，恰恰架空了这一制度设计。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后，合议庭应当做的是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是否针对具体人员、是否援引了法定事由、是否说明了基本事实。一旦这些形式要件具备，合议庭的职责就将申请原封不动地提交院长。至于申请理由是否"成立"、是否"足以影响公正"，那是院长的裁量权限，合议庭无权越俎代庖。

本案合议庭的驳回方式，实质上替代院长完成了"申请理由不成立"的实质判断。这不再是"审查"回避申请，而是"裁决"回避申请——而裁决权恰恰是法律明确授予院长的。合议庭在行使自己并不拥有的权力，程序的合法性在源头上已经动摇。

更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合议庭可以在未经院长审查的情况下径行认定回避理由"不成立"，那么《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的规定就将被彻底架空——只要合议庭愿意，任何回避申请都可以在合议庭层面被截留并消灭，院长永远不会有机会看到这份申请，法律赋予院长的决定权也就成了一纸空文。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废除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回避的规定，因为被架空是必然的命运。

二、"不得申请复议"的宣告，直接剥夺了申请人的法定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对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复议一次。"这是一个毫无例外的法定权利表述。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条所作的例外规定——"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情形的回避申请，由法庭当庭驳回，并不得申请复议"——其适用前提是申请"不属于法定情形"。注意这里的措辞是"不属于"，即申请在形式上就已经偏离了法定的回避事由，比如申请人并未援引任何法律依据，或者申请的对象、理由与法定回避事由毫无关联。比如有一些不懂法的当事人就看不惯法官，不提任何法律依据，直接要求法官回避。

但本案的情况截然不同，本案的申请人是执业二十多年的资深律师，对回避的相关规定非常熟悉。申请人明确援引了《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作为申请依据，并详细陈述了合议庭成员与本案利害关系人之间存在职务隶属关系、本案存在利害关系人自侦自审的结构性不公等具体事实。无论这些理由最终能否被院长认定为"成立"，至少它们在形式上完全属于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范畴，绝非"不属于法定情形"。

合议庭以"经审查认为不属于法定回避情形"为由，将原本应当进入院长审查程序的回避申请归入"当庭驳回不得复议"的例外类别，这无异于用合议庭自己的"认定"取代了法律对"不属于"的客观判断标准。按照这一逻辑，只要是合议庭认为不成立的回避理由，都可以被重新定性为"不属于法定情形"——那么法律明确赋予当事人的复议权，将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被合议庭的"认为"所消灭。这不是司法解释的本意，而是对司法解释的滥用。

三、申请人的回避理由具有充分的事实基础，并非无据之请

申请人在庭审中提出回避申请时，已经阐明了核心理由。这些理由并非抽象怀疑或主观臆测，而是有明确事实支撑的。

首先，本案的侦查管辖链条本身就构成了回避的独立事由。起诉书指控的第五起事实中，周某某宝的网帖指名道姓批评了GS省公安厅厅长黄某雪、LZ市公安局局长王某朝以及城关分局。然而，正是被批评的王某朝批示"周某某此人道德败坏，思想偏激……形成合力打击"，并将案件指定给同为被批评对象的城关分局管辖。侦查机关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案件的"被侵害对象"，却主导了案件的侦查方向和定性——这是最典型的"自己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回避制度的设立初衷，正是为了防止这种局面出现。

其次，合议庭成员作为城关区法院的法官，日常工作在城关区党委、政府的领导框架之内，考核晋升、履职评价均与辖区领导密切相关。而本案起诉书恰恰指控周某某"恶意关联"了城关区相关领导。这意味着合议庭成员与被"恶意关联"的领导之间存在明确的职务从属关系——法官审理的是一起涉及自己"上级"的案件。法律不强求法官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超然物外，但当一个案件天然地将其置于审查自己上级言行的位置时，中立性还能否保持？这不是对法官个人品格的质疑，而是对制度设计的追问。回避制度所保护的，正是当事人不必承受这种结构性困境的权利——即使法官个人确信自己能够公正，制度也应当主动将这种两难处境从法官身上移开。

再次，公诉人、法官作为城关区司法工作人员，与城关分局存在长期的办案协作关系。本案结果直接关系到城关区司法机关的工作评价和执法公信力，这使得审查起诉和审判人员实质上成为了自己工作的"裁判者"。回避制度的核心要义——任何人不得担任自己案件的法官——在这里遭遇了系统性的挑战。

四、程序正义不是"走过场"，回避制度的价值不能被虚置

有人或许会说，辩护人提出回避申请是诉讼策略，是为了拖延庭审。但辩护人必须指出：程序性辩护权利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正当武器，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回避制度存在的价值，恰恰在于让当事人相信审判是公正的——当法官与案件存在可能影响公正的关系时，制度应当提供更换法官的渠道，而不是要求当事人"相信法官会公正"。

回避决定权的归属和复议权的保障，都是这一制度的关键齿轮。如果合议庭可以替代院长裁决回避、可以剥夺当事人的复议权，那么这三个齿轮就脱落了两个，回避制度将空转——当事人提出了申请，但申请在合议庭层面即被终结，院长从未审查，复议程序从未启动。我们的公诉人，对这样的程序违法不但不能监督，甚至连自己被申请回避，连请求检察长决定这样的形式都不愿走一走。这样的所谓的申请回避程序又有何意义呢？

合议庭一直说认真听取了辩护人意见并进行了评议。但认真听取之后作出一个超越权限的决定、宣告一个剥夺法定权利的结果，并不能使这个决定变得合法。申请人尊重合议庭的权威，但恳请合议庭同样尊重法律的边界——在权限范围内行使权力，在法律授予的裁量空间内作出判断，将本不属于自己的决定权交还给法律明确指定的主体。把这个烫手山芋交出去，把这个摊派下来的注定会被骂的脏活再次上报，也是本案检察官和法官保护自己的方式。

五、复议请求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第一，合议庭对援引法定事由并提供了具体事实的回避申请径行驳回，系越权行使本属于院长的回避决定权，程序严重违法；第二，合议庭宣告"不得复议"，剥夺了申请人依法享有的法定复议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三，申请人的回避理由以明确事实为基础，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规定的法定回避事由范畴，应当由院长依法审查并作出决定。

恳请合议庭：一、撤销原驳回决定；二、依法受理复议申请，将申请人对审判人员的回避申请提交院长决定；三、将申请人对检察人员的回避申请休庭后通知人民检察院依法决定；四、在复议决定作出前，依法暂停被申请回避人员的本案参与工作。

（纯业务探讨，已经对地名、人名进行了技术化处理）